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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渝:周恩来的家世、家事和家风

更新时间:2018-07-08 10:04:53
作者: 张光渝  
(第161页)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在外地谋生,竟然没能回乡见妻子最后一面。丧母后的周恩来三兄弟,是在各位叔伯亲属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据周同宇回忆,对少年周恩来帮助最多的是二伯父周龢鼐、四伯父周贻赓,还有娘舅家的一些亲人(如表哥陈式周等人)。(第325—326页)

   周恩来1943年在重庆谈到自己的过往经历,提到了四伯父周贻赓,说:“伯父对我恩重如山。”(第170页)

   周恩来后来还特意提到的一个人是姨表舅龚荫荪(嗣母陈氏的亲戚)。龚荫荪是辛亥革命的追随者,思想开放,反对封建礼教。周恩来丧母后,受到这位表舅的关照,特别是从他那里初步接受了爱国、进步的观念。周恩来说:“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第225—226页)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在非常欣赏他的南开学校董事长严范孙的资助下前往欧洲留学。欧洲之行是周恩来从大家族走出去的起点。而他能够走出去,也离不开家族各位亲属在经济上的支持。(第328页)

  

   周恩来的家事观

   周恩来对自己的出身定位是“封建家庭”。但他对家族的长辈、同辈、晚辈都十分关心,特别是不忘那些在早年抚养帮助过他,甚至在危难时刻冒着风险掩护过他的亲友。作为革命领袖、开国总理,他对自己的家族成员做过一次专门的谈话。他说:

   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再版前言》第9页)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找上门的亲属有100多人,以至于需要他请更熟悉家乡情况的亲友事先辨认,确定身份才能接待。(第198页)这都是他的家族亲人,不能不理。确有困难的,他尽量用自己的工资收入予以帮助,减少社会的负担。但他绝不动用公权力,为自己的亲友安排工作,谋取利益。

   《周恩来家世》归纳了周恩来要求亲属履行的十个方面的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出差路过时才可以来看。

   二、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

   三、一律到国务院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劵。

   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车。

   七、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第303—304页)

   就拿不用公车来说,周恩来在淮安老家的唯一长者八婶母,1950年代初期两次来京看他,也从未派车接送过。当两位外地来京的晚辈眼看要误了看戏,秘书就派车把他们送过去。周恩来回来后知道此事,批评了晚辈和秘书,并双倍自付了车资。(第304页)周恩来认为,决不能动用公车给私人亲属使用,即使付费也是不对的。

   周恩来处理家族亲属关系,并不是毫无区别地一味从严,而是坚持公私分明,合情合理。

   对确实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亲属,周恩来是充分认可的。如六伯父周嵩尧,才华出众,人品廉洁,曾有“识穷两戒,清绝一尘”之誉。他当过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出面平息了江、浙两省迫在眉睫的军阀大战;他当过大总统袁世凯的秘书,袁称帝时,周嵩尧决然而去;扬州陷落后,日本人多次请其出山,他断然拒绝;抗美援朝期间,周嵩尧主动捐赠古董,希望为国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邀请周嵩尧进京,国庆一周年时安排他上天安门观礼。这是周氏家族成员得到的最高礼遇。1951年6月,经推荐,由周恩来签字批准,周嵩尧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周恩来赞赏六伯父为人民做的好事,还常向他请教清末民初的机构设置、官员待遇等问题。(第193-197页)

   周恩来的十三堂弟周恩彦则是另一种境遇。周恩彦1948年被胁迫加入国民党,当局知道他是周恩来堂弟,又故意给他按上一个区分部委员的头衔。解放后,周恩彦向堂哥周恩来求助,周并未答应,而是要他“回原单位报到”,听候处理。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周恩彦因为有国民党基层骨干的历史,被判刑七年(提前一年释放)。周恩来虽知这位堂弟“没有怨恨情绪”,但绝不做违背当时政策的个人干预。周恩彦服刑期间,周恩来夫妇对周恩彦的子女给予关照,与他们书信不断,鼓励他们上进。1961年,周恩来夫妇还将周恩彦的儿子周保章接到中南海西花厅住了一周,赠送1939年他们在武汉与周保章兄弟姐妹的合影照片。(第273—275页)

   这些,都体现了他在政治大局之下处理事情时,把握原则性和亲情关系的分寸。

   至于周恩来动员在北京的亲属到外地工作;鼓励晚辈亲属上山下乡,入伍后又脱去军装回草原;为身体不好的家乡长辈支付医疗费甚至丧葬费;悉心抚养家族成员子弟;坚持要身体不好不能正常工作的胞弟周同宇退职,自己用几乎一半的工资供养同宇家庭生活;文革中为在江青的威逼之下保护弟弟和自己,亲自命令卫戍区逮捕周同宇等等事情,大家已经知道得很多,《周恩来家世》中有更详尽的介绍,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周恩来超出一般亲族伦理传统观念的特殊举动——平祖坟。

   1939年,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要到江浙一带向当地中共党组织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视察工作了解情况。于是他以到浙江绍兴省亲祭祖的名义回乡,光明正大,无人可以反对。周恩来趁此机会召见了在东南局、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中共负责人曾山、黄道、刘英等人,完成了工作任务。(第85—86页)

   但既然是省亲,当然也要有实际行动。周恩来的祭祖并不是单纯打掩护,而是很虔诚,很认真的。《周恩来家世》详细记载了他的祭祖过程,从看望长辈乡亲、抚慰困苦孤寡、拜谒祖坟,到宴请亲族,做得十分周到。周恩来为在场各亲族分别题词留念,鼓励大家维护家风,团结抗战,共赴国难。周恩来还在祖屋百岁堂内,应邀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中续写“恩”字一辈的族谱。(第88—94页)显然,周恩来这次家乡之行,既是省亲,也有团结和统战的意义。

   到了新中国成立,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后,他却多次力主平掉祖坟。早在1953年、1958年,周恩来就先后向淮安县委提及此事。1964年,他在与晚辈谈话时又说,“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将来人口越来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来越少,不能让坟地占用土地。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家乡重修自己的祖坟,反而要求平掉祖坟。(第268页)无论多么难,他要以总理身份身体力行,带一个头。

   周恩来的岳母和父亲先后在抗战时期逝世于重庆。那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都在重庆工作,将二老葬于重庆。1958年11月,周恩来特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前往重庆,将二位老人遗骨火化深埋。(第289页)

   1965年春节前夕,为了不惊动地方领导,周恩来在多次做亲属工作之后,派侄子周尔萃回到淮安,自费将周家七座祖坟全部就地深埋,不留坟包,变为耕地。这其中就包括周恩来祖父周起魁的坟墓。(第119页)

   在周恩来去世之后的1977年,邓颖超还遵照周恩来遗嘱派亲属回到绍兴,将周家16世祖和18世祖的坟墓平掉深埋,变成村民菜地。平坟费用由周家晚辈分担。(第363页)

   周恩来的决绝举动,不仅家乡亲属难于接受,地方政府也很难理解。显然,如果不是总理的身份,这个想法也是无法实行的。

   周恩来本人不留骨灰,夫人邓颖超也不留骨灰,并且在生前身后平掉祖坟,人们会有各种不同评议。笔者觉得显然不会是扩大耕地面积这样的单纯目的。他们身上有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深刻烙印,有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对自身名节有超越常人的历史性感悟。

   周恩来去世后的若干年内,他生前不准修缮和对外开放的故居,被重新整修开放,迎来大批参观、瞻仰者(第139页);他平掉祖坟的地方,在诞辰百年纪念后建了纪念亭(第119页)。这也是人心所向,是人民对总理的感怀和敬意。

   领袖人物的廉洁自律和大公无私,可以成为榜样和楷模。祈愿这种榜样和楷模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中真正发扬光大,并最终结晶为民族文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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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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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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