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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中国哲学无法不直面梁漱溟的遗产

更新时间:2018-07-06 23:21:59
作者: 丁耘  

   至于今日世界,无论中外,梁先生恐亦当有许多批评。他原赞许的社会主义“透出了人心”的向上精神,今日多被物欲取代。梁先生曾对“欲望”和“志气”做过著名的区别。或者他会以为,今日之政治原理,不再建立在志气之上,而是建立在欲望之上吧。不过他对一时状况的批评,恐怕未必会意味不乐观。如天假以年,他对儒家经典当有更全面深入的阅读,或许也会同意:以为政治建立在满街人都有做圣人的志气上,只是某些心学家的善良意愿,而远非儒门的古今共识。梁先生是个有理智上的真诚、勇气和彻底的人。对他来说,悲观和乐观都不重要,根本的是认识和建设。正如他壮年时的志向是认识老中国那样,他在今天也许会提出,认识新中国、认识新世界;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世界。不改初心、持志不堕,此之谓也。

   三联生活周刊:艾恺将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但今日也有儒家,也有人在创造新的中国哲学。距离梁漱溟去世30年过去了,中国知识界在建构属于中国人的伦理、哲学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与梁漱溟的思想遗产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丁耘:艾恺的这个判断很出名,也概括了梁先生的某些特点。但从根本上说,是不准确的。梁漱溟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最后的”。梁自己澄清过,熊十力是儒家,他本人是佛家。而几乎所有宣布某种“最后”的判断,都会被历史嘲弄。

   梁先生虽不以儒家与哲学家自居,儒家与中国哲学却无法不直面梁先生的遗产。梁先生、熊先生那一代学人,对西学的了解,较康梁一代为专精,较贺麟、冯友兰一代则为浮泛。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界固然对西学越来越多的流派有了越来越专门的了解,但仍缺乏对西学整体的合理判摄。这也是当前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在西学译介和研究极为薄弱的情形下,梁先生、熊先生他们依据有限的、零星的、局部的、三四流乃至普及性的西学读物,做出的关于西学的大判断,仍能切中要害、发人深省。这就是思想家的品质。一流人物能据三流材料做出深刻的判断,而三流人物饱读一流材料,却只能拿出平庸的结论。

   梁先生去世已经30年了,我们对西学文献的积累已远非民国和前30年可比,对西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和精细,但梁、熊二先生“发愿见体”的志趣,不仅已成空谷足音,甚至对新一代学人恐已变为难以理解的、“民哲”般的东西。当不是具体学人,而是学术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开始排斥真正的思想志趣的时候,回到晚清以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既生机勃勃又严肃诚恳、既有专门学问更具求道热情和天下担当的中国思想传统,就成了最迫切的事情。在这一统绪中,非独梁先生、熊先生,而且康有为、廖平、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蒙文通、刘咸炘、吕思勉、钱穆等等在中国的土地上顽强地生长出来,同时对西学怀有整体判断意图的学人,都是值得敬重、研究和继承的。中国学术复兴的契机,必然是对西学的整体判断和扬弃,而非以西学为正果的什么“预流”。这一统绪中的前辈,虽怀此志,而格于时势,无法从整体上,据其本末源流学习、理解和解释西学。当今之世,这一条件正在逐渐成熟。同时,对中学传统,特别是经学的真正理智兴趣也正在复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儒家还是中国哲学,可能正面临着西学东渐以来最好的创发时刻。中国年轻一代的学人,哪怕不赞成梁先生的某些具体结论,如能常常体会他的悲悯、严肃和诚恳,学得一二分他的愿力、毅力与思力,那么梁漱溟先生和真正的中国思想传统,就会仍然与我们同在。

  

   受访者丨丁 耘

   记者丨刘周岩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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