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潘知常:“知我者谓我心忧”:“塔西佗陷阱”四题

更新时间:2018-07-06 19:54:00
作者: 潘知常 (进入专栏)   米斯茹   许敏球   阮立   张蓓  

  

   内容简介:“塔西佗陷阱”的发明权属于中国,是中国学者对社会科学世界话语体系的一个贡献。“塔西佗陷阱”的核心是公权力脱离人民,主要内容是权力中心、囚徒困境以及高成本运行,结果则导致零和博弈。“塔西佗陷阱”针对的是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的某一特殊阶段、特殊状态,而在当代中国,无疑并不存在”塔西佗陷阱“,存在的只是警醒与提示,我们亟待去做的,也是避开,是以史为鉴、温故知新。遗憾的是,当前大部分研究者着眼的都是应对之策,就事论事,而忽视了”塔西佗陷阱“重要意义在于从战术思维向战略思维的转换,从“视力”向“视野”的转换。与此相应的是,在政府工作中我们要立足“公权力归于人民”这一主线,在“绝对信任-绝对不信任-相对信任-相对不信任”中全力构建一个“保持‘相对信任‘的动态平衡的政府信任模式” ,以便走出战术应对,力求战略制胜。

  

   关键词:“塔西佗陷阱”  公权力  零和博弈  温故知新 战略思维

  

   一、 “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发现的吗?

  

   最近几年,我在2007年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1]中提出的“塔西佗陷阱”[2]在国内引起普遍的关注!

  

   尤其是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讲话中正式提及之后,随着“塔西佗陷阱”的被列入我们国家要着重避开的“三大陷阱”之一,更是令它炙手可热,持续成为国内关注热点的的重中之重,并且,除了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大国崛起中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现代传媒对社会群体的引导、政府如何应对新媒体的传播以及基层治理的困境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方面,而且据“超星发现”软件统计,目前该词还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文化、社教;经济;哲学、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延伸到环境科学、安全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

  

   以江苏为例,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就任之初,就在全省调研中提出:特别要加强对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这三大陷阱的研究思考,积极化解发展起来后可能会先行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他在2018年第1期的《群众》杂志上又专门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三大陷阱”,即表现为外部忧患的“修昔底德陷阱”、内部挑战的“中等收入陷阱”、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塔西佗陷阱”,这些都是发展起来以后必然要面对的历史性课题。在2018年3期巜党建研究》中,他又一次提到:“发展的规律还表明,越是转型发展的关键期,越容易集中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江苏发展比较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三大陷阱”挑战可能会更早地遇到,我们必须超前预判、提前预防,系统地研究如何避免和应对解决。”

  

   再根据米斯茹博士的统计:关于“塔西陀陷阱”,在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该词,相关结果显示约838,000个(截止到2017年12月30日)。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上显示标题中含有该词的有711篇;在“人民网”有591篇有关“塔西佗陷阱”的页面;“中国知网”为244条。百度文库相关文档为27,517篇。

  

   然而,随着“塔西佗陷阱”的日益流行,诸多的困惑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其中的第一个困惑是:“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发明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他们的理由十分简单: “塔西佗陷阱”与塔西佗关系密切。

  

   众所周知,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先后做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并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在总结自己执政感受时曾谈过一种现象:“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但是,首先,塔西佗本人从来就没有把他的这句话跟“陷阱”这两个字联系起来;其次,塔西陀是生活在公元55年左右的人,迄今已经将近两千年,但是,查一下英文、法文、德文等各国文字,不难发现,迄今都没有与“塔西佗陷阱”相对应的文字表述。这意味着:不但塔西佗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塔西佗陷阱”,而且除了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也都从来没有提出过“塔西佗陷阱”;因此,说“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发明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也因此,针对有人认为“塔西佗陷阱”的发明权应该属于塔西陀的说法。著名出版人、上海学林出版社的前社长、《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的责编曹维劲先生就曾经公开回应过: “人们常说,自然科学家的贡献应该是以他们的科学发明来衡量他们的科学贡献。其实,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贡献,也应该如此去衡量。如同发明一个学科、一种科学理论一样,发现与概括出一个科学定律,同样也应该被视为一个重要甚至重大贡献。可能有人会认为,既然是塔西佗讲的话,贡献应该是塔西佗的。这里须分清塔西佗原话与“塔西佗陷阱”的区别。这类似于著名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但是,学术界则把‘马太效应’的提出与命名归功于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默顿。罗伯特·默顿归纳的‘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鉴于同样的道理,将‘塔西佗陷阱’这一政治学定律的概括、提出与命名归功于中国学者潘知常,在我看来,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3]

  

   事实上,尽管我们并不否认塔西佗本人的重要贡献,但是,倘若仅就“塔西佗陷阱”而言,那我们只能说,它的发明权完全应该属于中国。

  

   2007年8月9日,天涯社区转载了一篇名为“潘知常《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转载)”帖子,其中提到:“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 同时,这段话也出现在我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的第25页。

  

   而且,极为重要的是,我在提出“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对于塔西佗原话的引述,而是不但“照着讲”,而且“接着讲”、“自己讲”,做到了从“现象”到“定律”的提升(使其从一种人生的感叹深化为一个政治学、政治传播学的定律)以及从‘词语“到”话语“的转换,本来,塔西佗的话只是一种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但是,“塔西佗陷阱”却并非如此。它已经有了某种系统理论的支撑,也已经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体现,

  

   具体来说,在引用塔西佗的原话的前后,我对于“塔西佗陷阱”就同时已经下过两个定义。第一个:“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这个定义,是我在引用塔西佗的原话之前就指出的。它意味着:一个社会:第一,假如它的政府是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而不是站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边;第二,假如它的“皇帝”、“官员”以及“所有人”都“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而从不考虑共同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无疑,这样的一个定义,已经根本不是塔西佗的那句话所可以涵盖的,而且,这个定义即便是被放在十年后的今天,也还仍旧是基本正确的。第二个定义,则是在引用了塔西佗的原话之后才下的,我指出:所谓“塔西佗陷阱”,指的是任何政府一旦“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会落入“塔西佗陷阱”。应该说,这个定义,已经根本不是塔西佗的那句话所可以涵盖的,而且,它即便是被放在十年后的今天,也还仍旧是基本正确的。

  

   也因此,“塔西佗陷阱”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对于历史与未来的深刻洞察的关键词汇,它的深刻内涵,无论如何都不是塔西佗的那句话本身所能够体现的。我们常说,话语之为话语,重要的还不仅仅在于它的理论层面,而且更在于它的话语层面。这也就是说,重要的并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为什么这样说?”在这里,“话语讲述的年代”必须让位于“讲述话语的年代”, “塔西佗陷阱”也是如此,在特定的“讲述话语的年代”,已经加进了对于“人心向背”、对于“公权力”等的深刻剖析,更加进了对于历史与社会的大量实证剖析,例如,我本人就已经在2007年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借助对于“三国社会”、“水浒社会”的详细剖析,对于“塔西佗陷阱”的方方面面都做过了深入的研究。[4]必须强调,倘若没有这些,那么,两千年前的塔西佗本人的那句话的起死回生无疑是不可想象的,[5]“塔西佗陷阱”的提出更无疑是不可想象的,“塔西陀陷阱”的进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视野、进入国家的战略决策同样无疑是不可想象的。

  

总之,“塔西佗陷阱”本身所禀赋的巨大的概括力、影响力、传播力,都是塔西佗本人的原话所远远不具备的,它是中国学者对于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须知,当今中国学界的几乎全部的学术话语往往都是“舶来品”,也都是西方原创性学术成果的消费者,而缺乏自己的学术话语。无疑,这也正是西方学者往往指责“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一个理由。这就正如约瑟夫·奈所言:“我们可以创造能够在全世界进行传播的词汇和理念,这样的‘实力’就可以称作‘软实力’”‘,“在信息时代,’话语成为软实力的货币”‘。[i]显然,我们国家还缺乏这样的“货币”、这样的“软实力”。[6]而且,在能够贡献出自己的学术话语之前,中国也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而一个国家在世界学术话语的版图中所占的位置的大小,也正是判断这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大小的标志。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权。一个国家当然不需要学术话语的霸权,,但是却需要相应的学术话语权。为此,我们亟待去抢占世界学术的制高点、亟待去掌握学术话语的主动权,也亟待去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的霸权。在这方面,“塔西佗陷阱”的应运而生,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始,而且,也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具体象征。[7]对此,国务院研究室韩文秀副主任评价说:“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却出自中国学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在2007年8月一篇讲稿”,“塔西佗陷阱‘只有中文表述,外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中国学者作出这种概括有其道理,可以说具有原创性,开了风气之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084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