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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军 顾豪迈: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

更新时间:2018-07-03 09:44:59
作者: 吴玉军   顾豪迈  

   一个国家的辉煌记忆,是昔日荣光的再现,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范本。通过展示民族的荣光,有助提升国民的自信心,增强其生活在这一伟大国度的自豪感,激发其为民族、为国家发展进步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和勇气。正因如此,在历史中讲授民族的辉煌过去,展现自己的祖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及其为人类发展进步所作出的贡献,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通用方式。辉煌记忆的书写,对于一个身处逆境但不屈不挠的民族而言,其重要性尤为明显。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中华民族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一危机时刻,无数文人学者,以各种方式展示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以此激发民众奋进的决心。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非常注重突出中国古代的辉煌历史。“我国五千年来,已有完密之政治制度,及精深之学术,灿烂之文明,不但国内异民族,因深受其赐,由野蛮而进为文明,即国外如朝鲜、日本、安南等,其沐浴本国文化之恩惠者,亦非浅鲜。故,我国民族,在人类进化史上,实占一重要位置。”{14}这种对本民族辉煌的过去的赞美,是对中国历史的客观展现和述说,更是对身处困境中的国人的巨大精神鼓舞。

   国家记忆中既有辉煌记忆,也有创伤记忆。创伤记忆是对引起创伤体验情绪的事件的记忆。“一个事件之所以会损伤集体,是因为它是‘非比寻常的事件’。这种事件具有‘爆发性的特质’,造成了‘断裂’和‘短时期内的剧烈的变化’。”{15}创伤记忆会刺伤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影响国民对我们是谁、来自何处、去往哪里等根本性问题的探寻,是国家认同建构中既不能回避又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根据创伤的来源,创伤记忆分为内源性创伤记忆和外源性创伤记忆。一个国家最严重的心灵创伤莫过于战争记忆。同一场战争,带给加害国的是内源性创伤记忆,带给受害国的则是外源性创伤记忆。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创伤记忆需要采取不同的书写方式。

   在书写内源性创伤记忆时,需要在承担历史罪责和维护民族尊严之间保持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是德国人永久的记忆伤疤。它令德国人开始怀疑,种族灭绝是否也和歌德、贝多芬一样是德意志民族的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人为了重塑国家认同,一方面勇于承担纳粹大屠杀的罪责,另一方面与纳粹严格划清界限。创伤记忆带给人们的是无法承受的痛苦,以致人们会本能地通过抑制、遗忘的方式进行自我防御。但是,压抑只会造成焦虑与不安,提取和释放痛苦体验的记忆,才是恢复内心平静的有效途径。从阿登纳政府开始,德国就坚持向以色列和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等纳粹政权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至今,德国支付的这一赔偿金已达600多亿欧元。但是,能够撼动民族文化根基的创伤记忆又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在道德上与过去保持距离,是保护民族自尊心的有益尝试。德国人承认纳粹大屠杀的事实,但与纳粹严格划清界限,将自身也视作纳粹的受害者。这一点在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的演讲中得到了充分显现,“5月8日,是我们得到解放的日子。这一天,我们都得到了解放,摆脱了灭绝人性的纳粹暴政……作为德国人,我们沉痛纪念我们死在战场、在家里死于空袭、死在监狱、死于被从家乡驱逐的同胞”{16}。德国人在勇于承担历史罪责的基础上与纳粹严格划清界限的做法,既赢得了他国的尊重与谅解,又维护了本民族的尊严,值得每一个战争加害国学习和借鉴。

   在书写外源性创伤记忆时,需要在英雄记忆与苦难记忆之间掌握平衡。纳粹大屠杀是犹太人的噩梦。以色列在建国初期,为了建构国家认同,侧重于英雄主义记忆的书写。其中,以色列人把大屠杀纪念日与“华沙隔都起义”联系在一起就是最好的证明。1943年4月逾越节前夜,当德国纳粹准备把居住在华沙隔都{17}的犹太人运往特里布林卡灭绝营时,700多名犹太人奋起反抗。起义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被德国纳粹镇压,数千名犹太人被杀,幸存者被送往灭绝营或劳动营。1951年,以色列政府宣布将尼散月27日定为“大屠杀与隔都起义日”, 1959年又将其确定为“大屠杀与英雄主义日”。将大屠杀与犹太人的奋勇反抗联系在一起,奠定了以色列书写这一段创伤记忆的基调。奋勇抵抗纳粹暴行的英雄故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犹太人“被宰的羔羊”的懦弱形象,对于提升民族的自豪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因为渲染民族的英勇有意识地规避犹太人苦难遭遇的记述,等于将幸存者排除在国家之外,不利于增强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感。“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屠杀幸存者的人数已占以色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8}但在这一时期,大屠杀幸存者却被全社会当作是“不欢迎的人”。幸存者的融入问题直到艾希曼审判才得以解决。通过这场审判,以色列人民一方面了解到幸存者在大屠杀中所作的精神抵抗,从而对他们产生同情与尊敬;另一方面知晓了自己的民族曾遭受的巨大灾难,使以色列人意识到犹太人只有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国家,才能避免类似大屠杀悲剧的重演。“这考验带来的不是犹太意识的一次衰落而是一次复兴,以及犹太历史的一次兴盛。奥斯维辛令他们更加坚强。”{19}我们看到,国家认同的建构中,苦难记忆的恰当运用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它考验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智慧。苦难记忆一方面能够使民族成员感受到自己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产生创伤性的体验,进而激发知耻后勇的决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凸显苦难记忆,而看不到这个民族在苦难中的奋斗和努力,则会使该民族看不到摆脱困境,迎接光明未来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就对过度渲染大屠杀历史悲情的做法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我们通过将大屠杀变成犹太人标记性的体验,恭敬地接纳关于我们自身为受厌憎地贱民的定义,那将成为希特勒死后更大的胜利”{20}。英雄记忆所能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苦难记忆所能带来的为国家牺牲、奉献的决心,在书写外源性创伤记忆的过程中缺一不可。

  

   三、历史记忆的叙事方式: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

   历史记忆是关于过去的记忆,而历史作品的读者却生活于当下。如何让历史记忆之光照耀当下,使当下的读者对那段未曾经历过的历史感同身受,是历史书写者必须面对并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叙事方式的选择,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按照叙事类型的不同,历史记忆的叙事可分为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宏大叙事这一概念来自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他将“宏大叙事”表述为“证明‘科学知识的合法化’话语的合法化的叙事”{21}。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兰·梅吉尔认为,在历史学语境中,“宏大叙事”指代的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叙事,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22}美国史学家Dorothy Ross 在《美国历史书写中的宏大叙事:从浪漫到不确定》一文中指出了史学中的宏大叙事与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在她看来,通过宏大叙事的透视镜,人类历史呈现为统一的进步的神话。这一叙事方式是“一种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射,它使得一种尚有争议的世界观权威化。”{23} 宏大叙事这个概念在产生之后就出现了泛化的趋势,因而很难对其进行简要的定义式概括。总的说来,学术界关于宏大叙事有下列几种解读:具有统一性与一致性的叙事;完整的、全面的、十全十美的叙事;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叙事;与总体性、普遍性相关,而与细节分析、差异性、多元性相对立的叙事。微观叙事的内涵刚好与宏大叙事相反,呈现出细微化、无序化、底层化的特征。

   宏大叙事预设了一种整体史的关怀和总体性的历史框架。在叙述国家历史记忆的过程中,这一预设能够防止叙事者落入碎片化陷阱。在兰克、米什莱、麦考莱等“经典史学家”看来,存在一部人类的总体历史,个体史家的著述要有意义,就必须与这部总体历史挂钩,或者指向这部总体历史。{24} 抛弃宏大叙事的叙事者将失去研究的方向感和意义感,没有整体历史框架支撑的作品也将失去民族国家或者全球视域的底色。不过,在国家认同感建构中,宏大叙事也有其局限性。运用总体历史来尝试解释全部人类历史,诉诸概括律、模型和普遍化的研究方法使历史作品缺乏人情味,会使历史记忆失去亲切感。因为关于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的历史叙事往往离普通大众日常生活有着很大距离,忽视和排斥一些边缘性群体的经历,难以有效唤起普通读者的兴趣。而历史作品能否唤起读者的兴趣,是其在国家认同建构中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微观叙事以其生动丰富、细腻感人的特色在贴近读者、贴近生活方面有其显见的效果。微观叙事的代表人物卡罗·金兹堡曾在接受访谈时说:“我清楚记得在我刚开始做一个历史学家时,我就有意识地决定,要同时为专业和专业之外的读者而写作。”{25}他的《奶酪与虫》研究的是16世纪的一个磨坊主的宇宙论。与《路易十四时代》等阐释时代、群体特征的鸿篇巨著不同,这部作品关注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但一出版就大受欢迎,正是因为它契合了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

   因此,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在国家认同建构中,我们需要对两种叙事方式予以恰当地运用。宏大叙事能为历史记忆提供总体性的阐述框架,为每个人物的行为提供意义与价值,帮助叙事者界定历史题材的边界和意义。只有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在宏大的背景当中,普通人物的内心情感,外在举动才能获得意义的坐标。抛弃宏大叙事的历史书写者将失去研究的方向感和意义感,失去历史整体框架支撑的作品所呈现的也只能是碎片化的历史。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宏大叙事,而是对合理的如以民族国家历史和全球史为底蕴的宏大叙事予以重建。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微观叙事能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增加历史作品的可读性,在民族国家历史的框架下进行微观叙事,即在宏大的背景下,展开跌宕起伏、生动感人的微观叙事,是国家认同建构中历史记忆应有的选择。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人物构成的,历史教育绝非高高在上地灌输历史事实,相反,它需要直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只有细致入微地描绘历史中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所感,展现其内心的酸甜苦辣,才能使历史读者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民族曾经创造的辉煌和经受的创伤和不幸,从而充分发挥历史记忆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

  

   四、历史记忆的书写要素:故事、史实与反思

   在历史记忆当中,教科书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分量。历史教科书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普及性的特征,能够将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深深地嵌入国民的精神世界,因而它是格外重要的“记忆场所”。而一本成功的历史教科书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历史故事、历史事实和历史反思。

   历史书写归根结底是将历史真相包裹在文字之中,但若内容太过生涩难懂,普罗大众是不愿费力去拆这个包裹的。与科学分析方法将外行读者拒之门外不同,讲故事的方法能够通过扣人心弦的情节、触动心扉的情感打动读者,使读者有兴趣了解历史。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书写的一种重要形式,需要更加重视历史故事这一要素。历史教科书中很大一部分受众是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少年,他们习惯从具体事物入手来思考,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来理解历史。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为16岁到18岁的中学生编写过一本历史教材——《文明史纲》。他在序言中就提到故事对于历史教育的重要性:“要想教人理解自己,就要排除那些抽象术语。要想叫人听你的,就要赋予历史激动人心的兴趣,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26}

采用讲故事的手法进行历史记忆,并不意味着无视历史事实,实际上,任何历史记忆都需要历史事实作为内容支撑。毫无疑问,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具有主观建构的成分。历史事实就像散落一地的珍珠,如何将其串联起来成为人们可以理解的历史故事,靠的是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但这并不代表历史记忆就没有真实性。恰恰相反,史实对于历史书写的约束与规范是十分关键的。客观性是历史作品和历史学科得以站得住脚的根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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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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