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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元代两种“华夷观” 的对峙、成因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18-07-02 23:32:18
作者: 刘俊  

   内容摘要:元代是“华夷之辨”观念最为凸显的朝代之一。多元的文化政策、不同的南北学术、差异的种族制度等,使得有元一代恪守“华夷大防”与突破“华夷大防”成为两种并行不悖的华夷观。

   两种华夷观在根本上都不以地域、血缘为标准,而是以守护和捍卫华夏文化为旨归,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夷狄具有获取正统地位的身份和资格。

   在“华夷之辨”上,元代统治者在思想上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在行动上时断时续、并不彻底地贯彻“用夏变夷”的策略,形成元代所特有的“南北不同、政冷民热”的华夷观特质,造就元代从统治者到士人分裂、纠结和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元代统治者既某种程度推行华夏文化,又毫不犹豫执行“蒙古人至上”的策略,另一方面元代士人既有认可蒙元正统地位,以死为元守节的,亦有否认而积极参加反元起义的。元代的华夷观为元代政权的早亡埋下伏笔。

   关键词:元代;华夷观;陈则通;郝经

  

一、引  言

  

   “华夷之辨”渊源有自,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范畴。每逢汉族政权遭受少数民族入侵,甚至取而代之为“中国之主”时,“华夷之辨”的观念就会愈加强烈,成为捍卫国家正统、保护华夏文化的思想武器。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大约有四个时代最为强烈,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是元代;四是清代。

   虽然“华夷之辨”早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但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以及孟子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将此问题基本明确化和初步定型化。

   此问题历经演变,经过宋代的热议和激辨,至元代则迎来新一轮的争锋与辩论。

   而以往的学术史研究,对此则极为薄弱和粗略,一是因为皮锡瑞等前贤对元代经学有意无意的贬低;二是因为元代《春秋》学史散乱,影响对“华夷之辨”的探讨;

   三是因为学术界对元代“华夷之辨”的粗线条描述,这些都极大影响我们对儒家政治哲学上一个非常重要问题“华夷之辨”的厘清和把握,

   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文本,深刻剖析“华夷之辨”在元代的特质以及影响,以推进和丰富儒家政治哲学史的研究。

  

二、北儒郝经的合法性辩护

  

   蒙元定鼎中原之后,原属北地金代的学者郝经另辟蹊径,为蒙元政权的合法性进行理论辩护。

   郝经(1223-1275),字伯常,祖籍山西,避难于河南许昌,自幼好六经,潜心于伊洛之学,师元好问,与赵复交好。

   1256年拜见忽必烈,历任翰林侍读,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1260年,出使南宋,被囚16年,1274年被救,一年后去世。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追封冀国公,谥文忠。

   正是郝经这段非凡的经历,使其对“华夷之辨”有着异于他人的理解。

   首先,郝经论述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郝经从儒家“用夏变夷”的角度,对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论证,推进蒙元正统地位的确定。

   在其学说中体现对蒙元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可。郝经称:“天无必与,唯善是从;民无必从,唯德是从”,“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1]

   在其看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努力吸收儒家礼义文明,统一中原乃至全国,其政权即可视为正统。由此即不难理解为何郝经作为蒙元使臣,被南宋拘禁十六年,屡次拒绝宋方的劝降,刘因称之为“汉北苏武”。

   元儒中持“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观点的学者亦不在少数,如王元杰在解释《春秋·庄公五年》经文“秋,郳黎来朝”时称:\r

   “《春秋》之列中国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例称字,……郳国小而礼不足,当以名见,以其能修朝礼,特书曰朝,介葛卢则书来,而不与其朝也。其后王命以为小邾子,盖已进于此矣。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春秋之大法也”。[2]

   在王元杰看来,夷狄之邦的郳国因能修朝礼,故《春秋》特书“朝”以示褒奖,并肯定“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为《春秋》之大法。\r

   其次,郝经主张“用夏变夷”。蒙元作为夷狄政权的正统地位得以确定,其前提条件在于“用夏变夷”。

   郝经在分析北魏、金朝政权的基础之上,指出此二者取得的政绩皆出于对华夏文明的吸纳,夷狄之邦以华夏文明教化自身,从而改革少数民族某些落后制度与习俗。

   而《春秋》经文中对接受华夏文明教化、行仁义之举的夷狄之君,在称谓上为其进位,如《春秋·定公四年》经文“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举。

   楚师败绩”即为明证,因“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春秋谷梁传·定公四年》),于称谓上变“吴人”为“吴子”,以示嘉许。

   由此可知,华夏文化与汉族政权实际上无必然联系,夷狄之国同样可以吸收、融合华夏文明。

   而中国历史上不乏亲近华夏文化的少数民族,如白寿彝先生称,历史上的朝贡与和亲,实为周边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3]

   若夷狄之国能接受中原礼义文明之教化,则可与华夏之民一视同仁。故在郝经看来,对蒙古统治者而言,只要实行中国之道,即可视为中国之主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华夷之辨的主旨实际在于礼乐文化而非地域划分,正如向世陵先生所言,

   “在儒家的经典和儒家主流传统中,‘天下’高于华、夷,华夷之辨的实质,不在地域族群,而在君臣父子之大义”,

   故“华夷之辨的兴起,与地域与族群相关,但共处于同一‘天下’的事实,又使得自君主至民众都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有着动态的变化发展的观念,并不是将对方机械地排斥在‘中国’之外。”[4]

   而体现在《春秋》经文中,即为某些中原诸侯若不修礼乐文化,或依附夷狄,则以“夷”待之。

   最典型的则是《春秋·庄公十七年》经文“十有七年春,齐人执郑詹”,郑詹朝聘齐国之时,行夷狄之礼,应对失辞或礼貌悖慢,则《春秋》于称谓上称名贱之。

   “用夏变夷”的关键即为行“中国之道”,故郝经进一步阐释了何为“中国之道”。

   他指出:“道统乎形器,形器所以载夫道。即是物而是道存,即是事而是道在,……道不离乎外物,不外乎天地,而总萃于人焉”(《道》,第181页),“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天,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冠军楼赋》,第18页)。

   郝经认为“道”以客观形器作为载体,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即体现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郝经主张“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第432页),

   其中“中国之道”,即许衡在呈送忽必烈的奏章中所谓的“汉法”,乃传承几千年的以礼义为核心的儒家典章制度、礼义教化以及伦理纲常。

   蒙元统治者进入中原,原先游牧民族所遵循的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统一天下的政治需要,故是时以郝经为代表的北方汉族士大夫提出以“中国之道”作为“用夏变夷”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

   并且指出“夫纪纲礼义者,天下之元气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经脉也。非是则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废则小坏,大废则大坏 ;小为之修完则小康,大为之修完则太平。”(《立政议》,第360页)

   由此可知,能否实行纲常礼义、典章制度等“中国之道”对于夷狄统治中国至关重要。郝经的这一主张得到忽必烈的认可,深深影响元代的治国方略,

   以致明代宋濂在《元史》校勘记中称赞道:“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三、南儒陈通的“严华夷大防”


   在元代之前,宋室尤其是南宋,一直面临外族的威胁和入侵,朝廷上下基本恪守传统儒家的“严华夷大防”。南宋灭亡,元代的陈则通继续恪守此金科玉律,并作出进一步的阐释和推进。

   首先,陈则通在称谓上“正名”。

   《春秋》以道名分,此言虽出自庄子,但在儒家则自有其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

   又通过笔削《春秋》来彰显其“正名”思想,意在通过厘定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从而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则通作为正统儒家,自然对此继承无二,如吴、楚国君自称“王”,而《春秋》称之“子”,如《僖公二十一年》经文“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是时周王室已不能自立于天下、不得不依赖于诸侯国扶持,然齐、晋虽强,《春秋》仍称之“侯”,位于周天子之下,以示“尊王”之义,

   又如《桓公二年》经文“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皆体现《春秋》“正名”之法。

   种种此例,在陈则通那里,不胜枚举,陈则通之所以特别凸显和强调“正名”,正是变相对元代入主中原,名不正言不顺的否定。

   其次,反对夷狄干预华夏事务。

   在陈则通看来,春秋之时,吴楚等国为夷狄之邦,借助武力强盛,往往与华夏诸侯会盟,趁机干涉华夏事务,

   故《春秋》于称谓上寓褒贬,体现“尊王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旨,称吴、楚为“人”,或直接以州称之,以贬斥夷狄不修礼义,

   如僖公元年经文“楚人伐郑”、庄公二十三年经文“荆人来聘”。对华夏诸侯“攘夷”之义举则予以褒奖,

   这一点元儒郑玉在《春秋阙疑》中的阐释更为详实,如其从事件性质出发,根据救者善,则伐者恶;

   伐者善,则被讨伐者为恶,总结《春秋》书“救”两大原则,即华夏诸侯见侵于夷狄,伯主救之,此举为善,

   如“庄公二十有八年,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救郑”;华夏诸侯从属于夷狄,伯主讨伐,其依附国救之,此举非善。

   如闵公二十八年经文“楚人救卫”,晋伐卫,因讨其从楚之罪,即伐之善,而楚国救卫亦并非救灾抚恤,而是“党其从属之人”,故郑玉称之为“非善”。

   于此,以陈则通为代表的元儒实际上表达了对蒙元政权的态度,即反对夷狄政权对华夏汉族的统治,这与现实层面南宋遗民不承认蒙元政权的正统地位是一以贯之的。

   最后,主张唯有伯主能够震慑夷狄。

陈则通首先分析中原诸侯国陈国渐次被欺凌来表明伯主制度的衰败。陈国位于禹贡豫州之东,山川作为屏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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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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