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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论劳动法与公司法的扞格与调和

更新时间:2018-07-02 23:24:32
作者: 许可  
与之相比,我国劳动法没有采纳劳动者忠实义务理论,[18]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山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山东山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山孚日水有限公司诉马达庆、青岛圣克达诚贸易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亦明确,普通劳动者在职期间无需遵守竞业禁止这一忠实义务的关键要求。这种抵牾导致了实践中的困惑:当董事、监事违反忠实义务时,公司能否藉此解除劳动关系?在“陈某与某商业设备有限公司劳动纠纷”((2013)嘉民四(民)初字第776号)一案中,法院支持了公司的主张,认定劳动者“以未尽到忠实义务、未经股东同意为自己谋取商业机会,经营同类业务的其他公司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19]相反,在“侯博渊与成都金七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2014)成民终字第1205号)一案中,法院依循了公司法和劳动法泾渭分明的进路:“侯博渊违反对金七浦房产公司的忠实义务,产生的法律后果是金七浦房产公司对收入的收归权,而非劳动合同的即时解除权”。

   (四)小结

   “担任股东的劳动者”“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者”及“担任董事、监事的劳动者”三大案件类型所引发的疑难看似芜杂,但仍有统一的法理脉络潜藏于后。为此,本文的第二部分将转向法律解释,透过民法基础理论的梳理,提供更精密和更整全的司法对策,以期体系性地化解公司法与劳动法的扞格。

  

二、劳动法与公司法调和的解释论


   (一)法律关系的交错

   在“担任股东的劳动者”、“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者”和“担任董事、监事的劳动者”的底层,是多种不同法律关系的重叠。一面是岿然不动的“劳动关系”,另一面是因身份而变化着的“股东—公司关系”、“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关系”和“董事、监事—公司关系”。为进一步厘清其法律意蕴和法律效果,在此有必要逐一解析。

   1.“股东—公司”之投资关系

   为了激励和挽留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重要技术人员和核心员工,企业常常需要一套令员工自身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相容的机制,这就是“股权激励制度”。详言之,企业可以将股权直接赠与、低价转让或增发给员工,使之直接持股,同时限制其处分;也可以授予员工在未来时间内以特定价格(或零对价)取得公司股权的权利;亦或以企业财务数据作为指标,以其增长为依据,授予员工现金收益。在我国法中,以上三种分别表现为“限制性股票或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20]其中,“股票期权”系“仅具备取得权利之部分要件”的期待权,[21]员工行权的条件尚未成就,行权的意思表示尚未作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未发生实质变更。[22]而“股票增值权”没有真正授予员工股权,而只是将其收益与公司业绩挂钩,本质上是员工薪酬的组成部分。与上述二者不同,根据“限制性股票或员工持股计划”,员工直接获得股票,成为公司股东,由此引致新的法律关系,即股东—公司关系。[23]这一关系的法律性质因对公司的不同理解而有所差异:在将公司视为股东延伸的脉络下,[24]股东和公司之间系建立在财产权分割之上的“所有与经营”关系;[25]而在将公司视为独立实体的逻辑中,股东是基于社团身份而享有的成员资格,股东和公司之间系基于股权而形成的“社员与团体”关系。[26]不过,一旦摆脱抽象权利的论争,就能发现股东—公司始终表现为以出资为基础的具体而个别的权利义务,[27]其内容由公司法、公司章程所界定,这种关系可称为“投资关系”。

   2.“高级管理人—公司”之委托关系

   根据我国公司法,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或及解聘。然而,“聘任”应做何种解释?鉴于高级管理人员系接受公司授权,为之管理内部事务和外部代理事宜,大陆法系将“聘任”理解为“委任”,即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事务,他方允为处理之契约。[28]按照事务范围的不同,可进一步分为“概括委任”(就负责一切经营事务的经理而言)和“特别委任”(就负责部分经营事务的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而言)。与台湾地区相似,我国公司法将广泛的权力授予高级管理人员:从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的微观工作,到制定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和具体规章等宏观职权,不一而足。故而,我国亦沿用上述主流见解,使用有名合同——“委托合同”来界定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间的基础关系。[29]显然,此处的“委托”与“委任”名异而实同。回到公司法,由于董事会只是公司机关,不具有缔结合同的资格,[30]待其以决议方式聘任或解聘后,高级管理人员仍应对公司作出接受与否的意思表示,委托关系方告成立。

   3.“董事、监事—公司”之受托关系

   大陆法系一般将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等量齐观,皆系接受公司委任或委托而处理有关事务,故适用民法委任契约或委托合同。[31]这与英美法系区隔两者的设计有着微妙但重要的差异。其中,高级管理人员系公司代理人,董事则作为公司受信人(fiduciary),发挥公司管理与监督的功能。[32]就我国公司法而言,董事、监事选举和更换只是对中国现实政治制度的粗略模仿,而没有考虑到公司的独立主体地位,遑论确定公司和董事、监事的法律关系。[33]不过,其中的委托和信任要素也已获得我国行政机构的普遍认可。[34]放宽视野看,委托关系或信义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只是不同法系在各自法律传统下对董事、监事所负义务的不同阐发而已。[35]在此,我们可以“受托关系”作为两大法系的公因式,使之成为我国董事、监事行为规范的法理依据。[36]

   法律关系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工具和基石,各种具体的权利义务,亦只有自法律关系的全局观察出发才可能真实并负有说服力。[37]为探究劳动者担任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的法律后果,也必须从劳动关系、投资关系、委托关系、受托关系等性质有异、旨意有别的法律关系入手,深入体察多种法律关系重叠共存情形之后才能有所发现。

   (二)法律关系交错之理论破解

   1.吸收主义

   “吸收主义”意谓在区分多个法律关系主次的前提下,令主要法律关系吸收次要法律关系之效果。[38]这种滥觞于罗马法下合同强制主义的学说,不得不面临着当前实践和理论的挑战。[39]一方面,“主要”的判断究竟是以经济上的客观影响,还是以当事人的主观意思为依归,尚未定论。不仅于此,现实往往不是非黑即白,有时两种法律关系无论在客观交易中还是当事人主观目的上皆同等重要,无所轩轾。另一方面,吸收主义全然排斥次要法律关系,使得后者所欲的私法效果无法获得法律保障,不但不适于交易的实际需要,阻遏社会经济发展,更与现行契约自由原则相背离。虽然如此,在劳动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共存时,采纳吸收主义仍不乏其例。譬如,台湾地区审判主管机构认为:“劳动契约非仅限于僱佣契约,关于劳务给付之契约,其具有从属性劳动性质者,纵兼有承揽、委任等性质,自应属劳动契约。”[40]显然,这意味着承揽关系与委任关系被劳动关系所吸纳。再如,针对“员工升任经理后法律关系认定”这一问题,德国法院在承认劳动关系与委任关系双重结构的前提下,多主张委任关系得吸纳劳动关系,后者暂时中止或不再履行。[41]

   除上述固有不足外,吸收主义适用于劳动纠纷亦显得过于僵化,不能恰如其分地回应当事人的诉求。以台湾地区审判主管机构台上字2276号民事判决为例,甲聘请乙担任货车司机、并将车交予乙保管,由此成立劳动合同与保管合同。乙擅自将车借给第三人丙使用,而丙因驾驶不慎导致车辆毁损。在吸收主义下,乙的保管关系依附于劳动关系,甲只得依据劳动关系主张乙赔偿,并因信任关系破坏而主张解除,救济路径迂回曲折。另一方面,如果其他法律关系的特征较强,劳动关系的特征较弱,由此导致劳动关系被吸收,则可能出现规避劳动法的脱法行为。例如,保险业务员在招揽保险时并没有相应的劳动对价,只有在客户签署保险合同后才能获得报酬,[42]加之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并不固定,尽管受保险公司考核,但业务员之权利义务主要基于承揽关系。在此情形下,采纳劳动关系被吸收说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藉由法律关系的选择,形成契约不正义的后果。

   2.结合主义

   “结合主义”即分解各个法律关系,寻求法律要件,区隔法律效果后,统一加以适用。[43]结合主义建立在对吸收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之上,它正确认识到无论是何种法律关系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承载着当事人追求订立合同的目的,不可随意偏废。尽管如此,由于不同法律关系具有独立的经济目的与社会作用,法律效果在各个场合亦参差不齐,以至于机械地一并适用各法律关系,不免窒碍难行。更重要的是,不同法律关系之间常有机融合,如忽略各要素有意义的功能连接,只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窘境。[44]

   我国劳动纠纷中运用结合主义十分常见。例如,在“顾德明诉上海川沙外贸实业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2015)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586号)一案中,法院认为,顾德明既是川沙外贸公司的股东、董事长,又兼任公司总经理,存在多重身份,由此引发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逐一区分。诚然,结合主义有助于化繁为简地把握各种法律关系,但亦割裂了当事人之间关系的整体性,从而使得不同法律关系各自表达,难以应对委托关系下任意解除权与劳动关系下法定解除权、受托关系下忠实义务与劳动关系下容忍兼职等一系列冲突。特别是,法院对劳动关系和其他法律关系的切分处理,将导致劳动争议特别程序和民事程序在管辖、举证责任、事实认定上的矛盾,不仅徒增诉累,还可能有损司法统一性。

   3.综合主义

   鉴于吸收主义和合并主义的缺陷,一种修正方案得以提出。简言之,该等“综合主义”以不同法律关系分别适用为前提,一体把握各构成要素、交易目的、法律功能以及双方特殊利益状态和立法意旨,藉此发现与之最契合的法律关系,然后在援引其余关系相关法律规则的情形下,类推适用之。[45]详言之,其操作步骤如下:(1)因地制宜地甄别各法律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发现相应法律规范。(2)从主观和客观面向上识别法律关系之间的关联性,前者意味着当事人存在明示或默示地连接数个法律关系,以完成融为一体的经济事务的意思表示,后者意味着数个法律关系具有相互依存的功能联系,具有实现(与各个独立法律关系所达致目的相区别的)整体经济目的之本质。[46](3)从上述关联性出发,寻找最能体现整体意图的法律关系,以此为主轴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同时保持认知开放,并不排斥或取代其他法律关系,而是将后者的内容及规范引入其中,两者相辅相成。总之,综合主义试图汲取吸收主义和合并主义的精华,尊重各法律关系个性,并使用共同意思予以简化,足以成为处理劳动关系与投资关系、委托关系、受托关系交错的理论指针。

   (三)劳动关系与其他关系交错之实践对策

   1.我国的司法路径:关联合同

我国法院对于多个法律关系交错并不陌生。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该商品房的担保贷款合同存在关联,因而担保贷款合同可因买卖合同无效、被撤销和解除而解除。[47]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朱俊芳与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法院更是开创性地将房屋所有人和出借人之间《借款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定性为“并立而又联系的两个合同”。以此出发,我们得透过“综合主义”,将“关联合同”的边界拓展为:因应着经济上一体的交易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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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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