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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

更新时间:2006-09-16 23:58:23
作者: 朱伟珏 (进入专栏)  

  

  提要:本文从象征支配的角度,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进行了社会学考察。具体将重点放在“文化资本”的结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其基本功能之上。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主要有三大形态,即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化形态。它和经济资本一样,同样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并获得相应的利润。由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是以一种“继承”方式进行的,所以它同样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着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而且这种不平等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化资本具有一种“隐蔽与秘密”功能。“隐蔽与秘密”性指行动者在获取、投资和持有文化资本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虚假的非功利性”。这一功能具有一种掩盖其本身可以和经济资本进行相互交换、进而掩盖不平等的等级秩序和资源分配并使其合法化的作用。总之,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是一个揭示文化的利益取向及其象征支配功能的批判性理论分析框架。

  关键词:布迪厄、文化资本、再生产、象征支配。

  

  布迪厄是当代享有盛誉的法国社会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遗产。他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在教育与学校秩序、‚艺术及艺术欣赏、ƒ婚姻、家庭与共同体、„社会与文化变迁、…沟通与权力以及†身体与其社会形成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通常被统称为“文化资本论”或“文化再生产论”。文化资本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弄清文化在社会结构(各种支配关系、不平等关系及等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又发挥了哪些作用等问题。

  与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学思想不同,布迪厄的文化理论借用了大量经济学术语和概念。也就是说,他的理论主要是通过利用经济学隐喻来揭示现实社会中各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布迪厄将其理论称为总体性实践经济学。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他对总体性实践经济学作了具体说明。他认为传统经济学与总体性实践经济学至少存在以下两大区别:第一,传统经济学通常习惯于将能够直接转化为金钱的商品交换视为经济行为,而将其余部分视为非经济行为。而总体性实践经济学则将象征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等)这一非经济行为同样视为一种利益交换行为。第二,传统经济学企图掩盖象征活动的利益倾向,而实践经济学则认为象征活动也同样属于一种交换形式,只不过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换而已[1]。总体性实践经济学正是将那些被传统经济学所忽略的、非经济的实践形式(主要是文化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无疑是一种非经济学的解读方式。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总体性实践经济学与经济学正统观念之间的共同之处仅在于一些用词之上[2]。

  尽管如此,总体性实践经济学仍然将把握各种形式的资本、即把握社会物理学的能量作为其首要课题。“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将经济学概念成功地运用于文化研究的典型例子。它是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为了避免陷入经济至上主义的化约论陷阱,布迪厄把资本划分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资本)和ƒ文化资本三种形式。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资本)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而“文化资本”则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态。在这三种类型的资本概念中,尤以“文化资本”概念最为重要。它与“惯习”和“场域”共同构筑了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1.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

  

  “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是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着隶属于自己的正统文化。它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分类标准。例如在学校这一场域内,文化修养、知识水准以及高度专业化的语言表达能力便是一种正统文化、一种分类标准。也就是说,尽管行动者在特定场域内所处的位置——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取决于他本人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高低,以及这些知识和素养和正统文化的吻合程度。但是,这些知识与修养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文化,即是否属于正统文化却不是行动者所能决定的。通常情况下,它必然要受到所属阶级、阶层以及家庭等多重文化因素的制约。布迪厄认为行动者所处的有利或不利地位除了与经济因素有关之外,还与文化等其他因素有着密切关系。他用“文化资本”来表现这种受各种社会条件制约的文化上的有利与不利因素。

  “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尽管我们无法像对待经济资本那样对其实行定量化操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却发挥着和金钱与物质财富等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不过,“文化资本”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它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能够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也就是说,虽然文化资本具有和经济资本基本相同的功能,但它却无法直接换算成具体的货币价值。由于“文化资本”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功能性分析概念,为了便于研究,布迪厄将其划分成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及ƒ制度形态三种基本形式[3]。

  

  身体化形态

  “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指行动者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身体化(incorporé)”一词有“成为精神与身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之意,借用布迪厄本人的话说就是一种“惯习化”。正如行动者可以通过劳动获得物质财富那样,他同样也能够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提高文化修养。但是,如果这些知识与修养没有经过充分的吸收和消化并最终转化成为行动者精神与身体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流于表面形式,成为一种仅仅用来装点门面的临时性知识。只有当这些知识和修养真正成为行动者精神与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它才有可能转换成一种“身体化”文化资本。

  必须指出的是,身体化文化资本只有通过特定的个人才能得以体现。它既无法由其他人代理执行,也不可能不加任何修正地以完整的形态出让或传授给他人。正如劳动可以转换成一种物质财富那样,时间同样也可以积累文化资本——可以使文化资本身体化。换言之,文化资本的身体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时间消费。如同任何物质财富一样,以这一方式获得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同样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学校市场、学术市场、社交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并获取相应的回报。而且,这种回报既可以是金钱与社会地位等物质性利润,也可以是他人的尊敬或好评等“象征性利润”。

  从表面上看,知识与修养等文化资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无法私有化的。也就是说,尽管这一形态的文化资本可以成为我们积累与投资的对象,但它与金钱或不动产等经济财富不同,在通常情况下行动者是无法将其据为己有的。不仅如此,身体化文化资本也不受法律的保护。人们即便拥有了它们也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从理论上讲,只要有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具备一定学习能力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它们。换言之,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私有化至少在表面上是遭到禁止的。因此,知识的“窃取”在许多场合不仅不构成犯罪,反而是一种值得褒奖的行为。正因为从理论上讲,知识和修养等文化资本是一种可以为万人共享的精神财富,所以才使它更具普遍价值。但实际上,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积累不仅需要花费行动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通常还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此,掌握高度专业化知识的人才事实上在任何领域都是十分稀缺的,他们普遍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此外,由于博学多才的人在知识的总量上大大超过了其他人,并且这些修养本身也常常可以转换成一种社会力量,所以他们同样被看作是一种稀缺人才。总之,通过共享者的“淘汰与选择”这一本质性区分(卓越化)、以及经历了由共有可能性的显著增大而产生的卓越化的量化过程,随时都可以成为一种分类标准。

  此外,还有一类身体化文化资本——趣味、感性、气质等等——是完全无法被量化的。如上所述,尽管我们也无法对知识及文化修养进行精确的定量化操作,但还是可以用“丰富”或“贫乏”等词语来形容其资本总量的多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和修养还是有多少之分的。但与此不同的是,趣味、感性及气质等文化资本却是完全无法量化的。通常情况下,它们和行动者的“个性”及“人格”等内在因素有关。我们可能因为与某人趣味相投或气质相近而产生共鸣,但趣味、感性、气质等身体化文化资本本身却是完全个性化的,它们绝不可能同时被多名行动者共同持有。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把趣味、感性和气质等文化形态视为一种身体化文化资本。因为它们同样是行动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积累起来的,只不过这种积累是以人们不易察觉的方式完成的。以音乐爱好为例,音乐爱好无疑是以行动者的体验、知识和艺术修养为基础的。某人如果想要成为巴赫作品爱好者的话,那么他首先必须要有经常聆听——不是通过CD唱片而是通过音乐会——其作品的机会。此外,他还必须掌握大量的音乐知识尤其是古典音乐知识并最好能够亲自演奏巴赫的作品。在此基础之上,他才有可能培养起欣赏巴赫作品的感性并成为一名巴赫爱好者。显然,与知识和修养一样,趣味、感性与气质同样是积累的产物。它们同样属于一种文化资本

  

  客观形态

  文化资本的第二种形态是客观(objectivé)形态,即物化(object)状态。具体的说,就是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biens culturels)。显然,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分类=卓越化标准。行动者的藏品——书籍、绘画和古董等物质性文化财富——越丰富,或者其质量(文化价值)越高,他拥有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就越多。此外,像钢琴、高级音响和电脑等工具性及娱乐类文化用品,尽管在发达国家早已普及并已不再具备什么特殊的象征价值,但在中国,它们目前却仍然作为一种卓越化的分类标准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咋看起来,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和身体化文化资本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由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是一种“物化”资本,所以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立刻得到它们。换句话说,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行动者无需像获取身体化文化资本那样,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一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任何事物如果要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其固有作用的话,那么它必然或多或少具备一些身体化文化资本的特征。例如,某收藏者为了丰富自己的藏书,除了要投入大量金钱之外,还需要花费许多时间用于挑选书籍。此外,他还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否则的话,他是无法收集到真正具有价值的优秀作品的。

  总之,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不是一种与身体化过程毫不相关的完全“物化”的资本。借用布迪厄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文化财富既可以成为物质形式所有化的对象,同时又可以成为象征形式所有化的对象。前者是经济资本的前提,而后者则是象征资本的前提”[4]。这里的“象征形式所有化”和我们所说的“身体化”是同一个意思。换句话说,任何形式的文化资本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形态。如果它不以身体化文化资本为媒介被行动者象征性所有,即行动者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如果不投入到具体的市场(特别是文化生产市场)中去的话,那么它是无法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固有作用的。

  

  制度形态

  文化资本的制度形态就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某种形式(通常以考试的形式)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这无疑是一种将个体层面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层面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讲,制度化文化资本是一种介于身体化文化资本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之间的中间状态。

  文凭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典型形式。布迪厄指出,学历资本的积累只有通过经济层面的教育投资才能得以实现。学历资格是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的典型方式。显然,父母们如果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更好一些的学校就读的话,那么他就必须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本——金钱。而且通常情况下,投入的时间越早效果就越好。也就是说,投资的时期越早获得的利润就越大、回报也越高。不过,要使自己的孩子获得较高的学历资本光靠金钱投资显然是不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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