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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雪梅:从“民族”概念的流变反思中国民族理论建设

更新时间:2018-06-24 14:10:19
作者: 钱雪梅  

   本文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4月 第2期(总第 212 期),爱思想网已获期刊授权。

  

   摘 要:“民族”(nation)概念原生于欧洲,自进入中国以来便争议不断;核心概念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已成 民族理论建设的重大障碍。nation不单是抽象的概念,它已随着欧洲人扩及全球,不仅成为范式重构了亚非拉的历史叙事和社会关系,而且确立为世界政治的基本图式,即所谓民族国家体系。中国的民族理论建设需要正视现实,包括中国社会已经民族化的事实,以及中国大一统文化观念的强大生命力等。民族概念是民族理论的基石,但我们不能继续困顿于概念争议中,而应该根据国情重新界定其内涵,以此摆脱西方术语的羁绊。民族理论建设需要重新发现中国社会内在的团结力和生命力,需要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除了核心概念界定以外,民族理论建设的关键是界定并厘清个人、民族、国族、国家这四大支点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理论;中国;民族;国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8)02-0060-16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国民族理论的必要性自不必多言。相关努力也是由来已久,至少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长期以来,这一努力却因基本概念歧义而举步维艰;人们围绕“民族概念的内涵以及它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争执不下。甚至可以 说,“民族”概念本身已成我们民族理论建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表面看,这个障碍似乎不可超越,因为概念是理论的基本元素。但是,如果暂时把“民族内涵是什么”的问题放在一边,观察“民族”概念史本身,可以发现,它的用法和内涵始终在变化。毋庸置疑, 持续流变直接导致如今“民族”概念的复杂性和可争 议性,不过它同时也说明,“民族”概念本身是可塑的,其内涵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①,因而可为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这正是本文的前提,也是本文首先梳理 nation概念史的原因。

   本文分四个部分。首先勾勒“民族”概念在欧洲的演进过程。接着简述它如何从欧洲观念普及为世界通用的范式,并深刻影响亚非拉社会和历史、使之“民族化”。第三部分着重论述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化”及其主要成就和问题。最后一部分则不揣浅陋,呈上个人对民族理论建设的一点浅见,就教于方家。

  

一、“民族”(nation)概念的演进

  

   就汉字词汇本身而言,“民族”是中国原有的,已有学者把这个词的出处追溯到《南齐书》②。但大多数学者都不会否认,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之能指和所指,都与今天大相径庭。关于今天通用的“民族”概念,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它源自古代欧洲。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在欧洲历史进程中经历了若干重大演变,才成为目前的样态。nation 出自拉丁文 natio,词根是 nascor(出生)。nation 起初本不具有任何政治属性,本意为“人群”。③如今它已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但“人群”依然是其首要内涵。nation 从非政治性的词汇到成为改变近现代世界政治景观的政治术语和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驱动力内生于欧洲。nation 概念的演进史几乎完整地折射出欧洲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变化。nation 的内涵及其使用频率的变化,与欧洲的政治结构演化和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从古罗马帝国到“罗马教会共和国”,从教权—王权争夺到宗教改革运动,再到三十年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直至欧洲近现代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等等,都可标记为nation概念演进史的分水岭。在极其粗略地勾勒这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脉络之前,有必要说明nation 概念在欧洲语境中演进的两大特征。其一, 从特殊概念变成一般概念。④由古典时期到中世纪末期,nation 在欧洲语境中始终是一个表示某种特殊性的词汇,用于指代具有特殊属性的一群人。经过三十年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以后,nation 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范式,在欧洲扎根。而后随欧洲扩张推及全球,经过 19—20 世纪的政治变局,民族和民族国家已成全球通行的社会和政治模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体系的内核。其二,从被指认到主动认同。nation之作为一个群体的称谓,起先是被“外人”指认和给定的,12—13世纪开始逐渐变成群体内部成员的认同,并由这种认同产生一些集体活动。

   经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nation与理性、自决、平等、自由等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升级为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乃至成为“主义”的目标(nationalism)。之后,nation观念在全球激发了政治自觉和政治行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确立现代世界政治的基本样态,即“民族国家体系”。

   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历史演进脉络大体如下:

   古罗马时期,nation是指出生于同一地方的一群 人,其规模大于家庭,但小于部落。当时生活在罗马帝国各大都市的外地人,因其常与“老乡”聚在一起, 他们说方言,践行故乡的习俗,被大都市的本地人称之为nationes(外乡人)。⑤12—13世纪,在欧洲大 学校园中,nation成为一种身份登记和社团组织形式。 来自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方言)的学生被登记为一个nation,他们还组建类似今天大学校园中常见的同乡会式的社团。不过,当时这种nation身份和认同仅限于大学校园之中,在这些学生的故乡,不存在 类似的登记(身份)和社团。

   有学者考证发现,现代意义上的nation释义最早见于1300年的《牛津词典》。词典列举了nation的若干含义,其中之一是:个人组成的集体;彼此通过共同的血统、语言或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通常占有一 定的领土,并组织为独立的国家(state)。⑥这个界定至今仍在使用。不过在当时,由于欧洲政治生活的基 本格局是罗马教会“一统天下”,所以即便英国和法国当时已萌生出较强的王国本土意识,但它们还只是封建国,还未突破教宗普世权力体系。现代独立国家式的nation无论是在观念层面还是现实政治层面,都 没有正式确立。

   中世纪欧洲政治的一道重要风景是教权与王权之间的争夺。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时期,教会权力达到顶峰。13世纪末,腓力四世和爱德华分别剥夺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法国和英国的征税权。之后腓力四世甚至一度操控教宗。但教会普世权威的框架尚未坍塌。只不过在教会内部,围绕教皇权力实际运转的若干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共同体”,被称为nations。这一时期,nation的另一个常见用法是,在教会内部用来指代罗马教会整体的“异己力量”。比如1340年的英语版《圣经》用nation来指称“异教徒群体”(heathen nations)。这与 古罗马时期有几分相似,都含有一种言说者的价值优越感和正统性,以及对被指认者的蔑视。后来,马基雅维里和孟德斯鸠都这样使用过nation,不过角度恰与昔日教会相反。马基雅维里用它指代中世纪末期意大利的“保皇党派”(perche era di nazioneghibellina), 孟德斯鸠则称修道士为“虔诚派群体”(nation paresseuse)。

   14世纪开始,nation作为王权运转的空间和基础,越来越多地介入王权反抗教权的斗争,政治色彩明显增强。基于nation在教会话语体系中被给定的“特殊性”和“非正当性”地位,它实际具有一种特殊潜质, 可为封建王侯拒斥罗马权力的便当工具。在这个过程中,从封建王国的王公贵族和精英们开始,人们逐渐习惯以nation来称呼自己,并产生了“英国人”“法国人”等近代民族意识。人们还发现,自己所属的国 家(state)摆脱教皇的直接指挥也能运转。这一发现在后来促成了重大的政治后果。不过,基督教史学家布鲁斯•雪莱告诫我们,“在14世纪谈论现代意义上 的‘民族’(nations)还为时过早”⑦。

   一旦人们认识到,教皇不再是日常生活所必需,教会世俗权力体系的衰落就已经开始。“民族国家”(nation)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15-17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共同推动的。在文艺复兴运动、土耳其帝国兴起并大举向欧洲扩张、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教宗权力大厦摇摇欲坠。四面楚歌的罗马教会无法再像从前那样控制封建王权。教皇在宗教领域的权力范围也被削弱。在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确立了“教随国定”原则,封建王国的权力地位空前提高。经过三十年战争,更多地区摆脱教会控制,成为新型独立国家,欧洲的政治和宗教版图发生重大变化。在思想领域,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等思想家从理论上证成了新国家世俗王权是至高 无上的主权者或“人造的上帝”,其权力具有排他性、 绝对性、不可分割性。由此,地域性的主权国确立为 国家的标准模式,nation观念迅速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关系史的规范讲述中,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始于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 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确,《和约》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国家的属性,使之由服从教会的领受封建转变为绝对主权实体。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当时的国家其实还不是现代所说的nation state。如今国人习惯把 nation state翻译为“民族国家”。然而,返归欧洲思想史可以发现,它在欧洲本土的首要含义应是国民国家或公民国家,即归全体国民/公民共同所有的国家⑧。虽然欧洲国家社会的民族构成数量不如中国多,但国民完全属于单一民族的国家也是少数。几个世纪之后,当这个概念流行于亚非拉地区,亚非拉民族意识苏醒,并以欧洲国家为样本推进民族解放运动时,nation state被解读和践行为“民族国家”,并在观念 层面固化为教条,即“民族主义原则”。

   17—18世纪,欧洲国家归贵族精英所有,不属于普通民众;国民区分为严格的等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低。欧洲国家摆脱教会控制后,又经过了大约150年的社会政治变动, 才演化为真正的nation state。其推动力是启蒙运动和 法国大革命。

   启蒙运动以其理性、自决、平等和自由等观念主张,在思想上唤醒了民众的主体意识、政治权利意识和国民意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第三等级率先起来反对特权阶层,争取建立真正的国民国家。比如孟德斯鸠批驳“法国公民只有一个等级”的论点。在他看来,“这个主张对我国第一流家族的血统是一种侮辱, 对相继地统治了我们的三个伟大王室也同样是一种侮辱”。他强调,绝不能把王室混同于普通的人。西耶斯的批判更加直接。他说,三级会议其实不代表“普遍意志”,而是名副其实的贵族体制;“贵族等级的公民权利已经使他们成为一个大国中的一群独特的人。这是真正的国中之国”。⑨第三等级提出的革命要求是,必须改变第三等级“政治权利等于零”的现状,“一切并非第三等级的东西,便不能看作是属于国家的”⑩。

就这样,nation的政治潜力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和普及程度爆发出来。中世纪末期,王侯贵族用它来反对教会权威,确立国家主权。在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用它来反对等级制度和特权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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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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