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钱雪梅:从“民族”概念的流变反思中国民族理论建设

更新时间:2018-06-24 14:10:19
作者: 钱雪梅  
争取政治平等自由,并最终改变了国家的属性。以三级会议改组为“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为标志,nation 概念的政治化进入新阶段:其同国家、国民、人民、平等、民主、自由(独立)等观念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它还被纳入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了nationalism,民族主义。

   法国大革命不是nation观念的演进和政治化过程的终结。nation被民族主义化的新里程碑是“民族自决权”⑾和“民族主义原则”(Nationalist Principle)。它们出现在20世纪初,主要的建构者、推广者是苏维埃政权和美国,践行者则是亚非拉民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苏维埃政权和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了打破欧洲殖民主义体系,为自己的国家谋得新空间,同时大力提倡“民族自决原则”。他们把“民族”作为亚 非民众摆脱欧洲殖民控制、建立独立国家的政治依据, 称之为“天赋权利”,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虽然对多大规模的民族可建立国家展开过讨论,即所谓“门槛原则”,但“民族主义原则” 在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空前普及,其核心内容是,以 族立国;一国一族,一族一国。

   至此,nation从一个非政治词汇变成了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在现实政治的作用下,它不仅被政治化,而且被民族主义化。对民族理论研究而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不单在于它内含的政治力量,还在于它对nation概念的覆盖和侵蚀。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民族理论研究领域的暗礁或漩涡。当代已经极少有人在政治上公开支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但在学术研究中,许多人依然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人们往往不会区分nation概念与被纳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nation,不少人直接把二者等同起来,或者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当作nation固有的内涵,或者透过民族主义滤镜去看待nation,进而认为民族概念必然暗示建国独立倾向,或把民族神圣化、本质化,认为民族不仅是自古就有的实体,而且是理所当然的政治权利主体,享有若干天赋权利等等。由此,对民族概念的解析和讨论便多 少带上一些“主义”的色彩。其实,nation概念在欧洲的演进已经说明,这个概念本身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并未完成。因此,我们不必把nation概念漫长演进史中某个阶段的含义当作其正统或唯 一正确的内涵,甚至当作概念的“本质”和最后完结, 并以一种概念原教旨的态度,故步自封,放弃重新界定其内涵的可能性,给我们自己的理论建设制造障碍。

   实际上,nation在当代欧美大多数国家国内政治实践中的用法和内涵已再次发生变化。nation基本用 于指代主权国家和“国族”。国内族类社会群体不称nation,而使用族群(ethnic group)、种族、移民、原住民等称谓。西方学界、媒体和政府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国内的族类群体视为与性别、特殊癖好、特殊价 值取向等群体相似的公民“少数群体”,以政治法律权利平等为基础,重视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团结和包容,强调在国家框架内实现社会经济赋权和政治参与权平等,反对歧视。

  

二、亚非拉的“民族化”


   nation概念的灵活性以及它对现实社会的巨大改造能力,从它伴随欧洲人走向世界的过程及其政治后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本文暂时称之为亚非拉的“民 族化”。毫无疑问,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亚非拉地区已有自己划分人群以及组织/统治社会的方式,但与欧洲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有很大区别。比如在中国,近代以前社会生活主要以宗法关系为中心,以乡土为基础,政治生活的主线则是大一统国家框架内不同朝代之间的兴亡继替。所以,尽管nation被对应于中国古籍中已有的词汇“民族”“国家”“人民”“国民”等, 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一种西方新概念和新思潮被引介进来的。这个新观念落土中国后,很快成为志士仁人用以改造社会、 救亡图存的强大武器。

   亚非拉的民族化过程不是整齐划一同时发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总体而言,大多数地区的民族化主 要发生在18至20世纪,与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基本同步。经过二百多年,它如今在观念层面普及为世界通用的范式,在实践层面则落实为“民族国家体系”。

   (一)建立民族国家之前的“民族化”

   西方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常把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表述为人类历史的世界化或世界体系化,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亚非拉的“民族化”过程。一方面, 资本主义把世界各地的原料资源、生产和市场连接起来,打破了各地民众以居住地为中心、彼此孤立的局面,使之进入“世界历史”时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近代欧洲人在探险、传教和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把亚非拉一些原先远离欧洲的社会纳入自己的叙事体系中。这是欧洲塑造世界的重要内容之一。鉴于亚非拉社会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已经存在,已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历史长河中渡过了若干时间,所以欧洲人创建的关于亚非拉的新叙事实际上是一种重构或代言。欧洲人用欧洲叙事去言说亚非拉, 起初不一定是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而是人认识世界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因为人们在面对陌生世界和事物时,一般倾向于首先诉诸已有的知识和方法,设法把陌生事物化入既有的意义体系和知识框架 中,以增进交流理解。

   欧洲资本主义大规模向外殖民扩张时,nation已是欧洲常用的概念。⑿所到之处,他们使用nation识别和称呼当地社会。这就是亚非拉进入“民族”时代的开端,也是亚非拉“民族化”的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当地民众是被识别和指认的,而且被动民族化的同时便立即被资产阶级拉拽进入世界化进程中⒀。更准确地说,亚非拉的民族化是在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启动的。亚非拉“民族”在观念层面的存在和表达起初仅限于欧洲叙事,还没有立即表现为亚非拉民众的自觉意识。马克思对印度社会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虽然东印度公司盘剥掠夺印度已一百多年,印度社会传统的村社制度已经破坏,但“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一直残留着”,⒁还没有出现印度整体的团结,没有形成民族意识。

   欧洲人把亚非拉识别和建构为“民族”社会的同时,重新确立了它们同欧洲和世界的关系,也重新解读和建构了亚非拉社会的历史。欧洲人的新叙事体系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重塑了亚非拉民众的自我认知、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体系的确立,殖民教育体系的发展,民族身份逐渐被亚非拉民众内化。这是亚非拉民族化的第二阶段,其出现时间先后不一。如果以独立建国运动来看,拉美先行, 亚洲和非洲次之。这一阶段的总体特点是,亚非拉民众接受并主动认同于民族身份,民族意识慢慢形成,最终爆发了反抗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主义运动,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

   (二)独立后的“民族化”

   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建国以后的民族化,从时间来说,可称其为亚非拉民族化的第三阶段。在内容上则主要有两大平行趋势:次国家民族要求独立;国家政权设法维护国家统一和全社会 团结。

   亚非拉多民族国家建立以后面临诸多挑战,多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呈现为民族问题和民族冲突,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兴起,“民族”再度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直接挑战国家政治秩序和地区 和平。

   面对这种情况,国族建设(nation building)和国家政治整合成为20世纪50、60年代发展学和比较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国家统一和国族建设是多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多民族国家要维持政治生存,需要实现全社会的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建设国族认同。在民族研究领域,安东尼•史密斯等人用“国族国家”(national state)替代传统的“民 族国家”(nation state)概念⒂。

   20世纪末苏东剧变和一批多民族国家解体,“以国立族”和国族建设的现实重要性空前凸显。“民族” 和民族主义重新成为国家间政治的重要话题。欧美国内政治生活中,族类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权利都趋向非政治化。但在国际舞台上,它们依然高举道义和民族自决旗帜,干预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把某些民族分疆裂土的政治要求提升为抽象的人权、民主、自由问题,对相关国家政府施加压力。亚非拉 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三、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化”


   自古以来,“民”和“族”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政治传统一向重民贵民,视民为国本。“族”以宗谱、家族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社会礼序、宗法关系的支柱。但是,“民族”这个词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不突出,而只是众多与“族”相关的词汇之一。传统上,族类词汇主要用指一群有特定纽带关系的人,纽带既可能是地域、 血缘等自然因素,也可能是婚姻、经济和政治地位等社会关系,常见的如乡族、九族、姻族、邦族、国族、望族、皇族、世族等。相比之下,“民族”远不如家族、 宗族、九族等妇孺皆知的族类观念重要。在典籍中“,民族”主要指黎民百姓“、民众群体”,偶与“宗族”换用, 不同于欧洲的nation。在国家政治层面,古代中国政 治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君王以天下苍生为本、民众以忠心事君父的大一统。这与欧洲语境中的nation截然 不同。

   也就是说,nation和今天所说的“民族”不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也不是中国数千年建朝立代的基础和依据。中国社会的民族化,是相对晚近发生的;从概念和观念引进,到成为社会政治现实,前后经历半个多世纪,始终伴随着对民族概念适用性 的拷问和争论。

   中国的民族化在时间上与亚非拉多数国家大体类似,但没有经历被欧洲人“民族化”的过程。志士仁人选择并自觉主动推广欧洲的nation观念,是中国民族化的重要特点。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中国五千年文化之强大生命力所滋养的主体意识,也在于 中欧交往历史悠久。早在nation登上欧洲本土的政治舞台之前,欧洲人就已经认识了作为“帝国”的中国 王朝。此外,近代中国并未沦为欧洲殖民地。

   世纪中后期,欧洲的nation、种族、进化等观念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在同列强的战争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怀着复杂心情,主动接受了欧洲若干文明要素,nation是其中之一。尽管基于当时中国的生死困境,可以说人们是被迫做出的选择,但从先驱们对nation观念的阐释推广来看,主 体性相当清晰,目的也很明确:挽救国家危亡。

中国民族化的关键是,用欧洲的“新概念”——nation来重新建设社会(对内),争取与列强平等的 实力和地位(对外)。内外紧密相关。这是一场自我更新的艰苦努力,涉及思想观念和现实政治生活的重大变革。为描述方便,本文将把这个民族化过程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⒃。宏观层面的重点是建立新国家,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体表现是,改变传统的“天下”“中央帝国”“华夷”观念,重振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为中国争得平等地位。其结果是, 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历经波折之后,中国建成人 民共和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060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