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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西学与我们的“西方”

更新时间:2018-06-11 01:14:37
作者: 李猛 (进入专栏)  
11.3)——在他为波斯征服所做的辩护中,征服意味着某种命定的选择,要么是主人,要么是奴隶,却从没有人品尝过自由的滋味(3.88.1, 7.135.3)。在薛西斯的梦中,“全人类都成了他的臣仆”(7.19)。14

   正式开战前,薛西斯对希腊诸邦的反抗颇感困惑,因为在波斯大王看来,即使所有希腊人,以及他们西边的居民,都聚集在一起,只要他们保持自由,没有结盟,他们就仍然不足以抗拒波斯的大军,除非他们受一人统治,才会在鞭笞的威逼下对抗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波斯大王眼中,自由是没有力量的。斯巴达流亡国王对薛西斯的回答,强调希腊人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是他们勇气和力量的来源:“尽管他们是自由的,但并非在所有方面自由,因为法律就是他们的主人(despotēs nomos),他们对法律的敬畏远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恐惧”(7.101-104)。波斯与希腊之后的战事,就是对这一对话的印证。而《历史》日益情节化的叙事完全围绕希腊与蛮族、欧罗巴与亚细亚、自由与奴役的戏剧性对立展开:温泉关、阿尔特密西昂海战,萨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之战,决定战局的关键行动与言辞,几乎都是通过自由的希腊与只知奴役的蛮族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叙述的(7.135, 7.138-9, 7.147.1, 7.167, 7.223, 8.15-16, 8.77, 8.102, 8.142-4, 9.45, 9.58-62)。希腊反抗波斯征服的战争,完成了东西方对抗的叙事,建立了《历史》联结民族、地理与文明各部分记述的整体架构,也由此成为希腊乃至后来西方政治思想的持久主题。15

   不过,正如希罗多德并非他的古代批评者所说的“蛮族之友”(Philobarbaros. Plutarch, De Herodoti malignitate, Moralia 857a),《历史》同样也不是雅典自由的喉舌(Diyllus, FGrH 73 F3)。16薛西斯的疑问,多少预见了后来希腊联军数次有关领导权或战争决策的纷争,不过因为缺乏统一的统帅而导致的这些争执大多数时候并未妨碍希腊联军的共同行动(7.159, 8.3, 8.59-63, 9.7-9, 9.54-5)。真正的问题,是在对抗东方霸权的同时西方霸权的兴起。希罗多德亲眼目睹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他自然无需等待修昔底德的教诲,深知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斯巴达,帮助雅典驱逐僭主后,一旦看到雅典的强盛,立即后悔,试图在阿提卡重新引入僭主政治。“你们打算推翻希腊的自主政府,建立僭主统治,这是天在地下,地在天上,人住在海里,鱼占了人以前的住所,对人来说,没有比僭主统治更不公正,更残暴的了”(5.92. α)。这不是对波斯人说的,而是说给斯巴达人的抗议。而雅典的行为证实了斯巴达的担忧。泰米斯托克斯对爱琴海岛民金钱的勒索,与吕底亚和波斯要求受奴役的民族纳贡如出一辙(对比8.111-2,与1.6.2, 1.27.1, 1.192.1, 3.89-96, 7.51)。事实上,伊奥尼亚各邦,在波斯统治下缴纳的贡赋,在雅典统治时并没有废止,“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一直是固定不变的”(6.42.2)。17为了捍卫希腊的自由,雅典建立了新的霸权,这不过是波斯与吕底亚故事的重演(9.106.3, comp.1.5.4, 1.86-7)。《历史》的结尾,并非希腊自由的凯旋,而是以反高潮的冷漠口吻描述了雅典越过欧亚的自然界限赫勒斯滂港围攻塞斯托斯城的故事。最后一章,希罗多德借居鲁士之口的告诫,恐怕不仅仅是对波斯征服的反讽(9.114-122)。

   希罗多德的《历史》奠立了东方与西方作为文明交通与敌对的基本思想形态,但他无意简单重复在希波战争这一历史情势下形成的雅典自我形象与蛮族修辞,而是试图探究这一敌对背后的真正根源。“对希罗多德来说,历史本质上就是不义与其惩罚或报应之间有时以数代衡量的间隔”。18世界帝国体现了蔑视这一无常命运的狂妄。如果说,东方与西方的世界历史对立始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的话,那么,在这里,世界和历史恰恰是针锋相对的。没有穷尽世界的宏大图景,历史无法突破埃及式的传统或斯基泰式的野蛮,使文明重新探究它自身的基础,获得新的活力。然而,命运站在试图把世界转变为一统帝国的对立面(7.10.ε, 9.122.3-4),历史是对世界的报复。梭伦告诫君王的智慧是,“人的一切不过是机缘偶合(symphora)而已”,希罗多德的历史在东方与西方的不同民族之间建立的联结,同样不过如此。希罗多德告诫我们,在帝国的宏大背景中发现的伟大与渺小不断交替循环,人的幸福从未停留在一处(1.5.4)。19

   Ⅱ

   一个现代欧洲文化世界的儿子,在处理普遍历史问题时,都不免会合乎情理地问: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20

   在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撰写的“序言”的开篇,韦伯明确点出了他对世界宗教进行的比较社会学研究所关切的根本问题。在回答所谓“普遍历史问题”(Universal geschichtliche Probleme)时,在西方出现的文化现象的发展,相对于具有不同自然位置与习俗生活的其他文明,何以会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Universelle Bedeutung und Gültigkeit)?韦伯承认,这些所谓的普遍现象,是欧洲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构成的情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这些文化现象只会出现在西方的土地上,是西方的历史产物。一个欧洲文明遗产的后裔当然会倾向于认为,这些现象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与效力,但这种文化中心主义难道不是某种文化根深蒂固的本位倾向,需要借助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来克服吗?21但事实上,这一普遍历史立足点主导了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整体思路。那么,为什么这一思路会成为对普遍历史问题合乎情理(berechtigerweise)的思考方式呢?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检讨现代西方思想中历史得以普遍化的逻辑。

   1789年,著名的青年诗人席勒,因为《尼德兰独立史》的写作,在歌德的推荐下受聘担任耶拿大学的哲学教授。5月26日和27日两个晚上,他发表了就职演讲——《普遍历史的性质与研究目的》。22这一演讲勾勒了他计划在耶拿教授的普遍历史课程的基本轮廓。尽管其后的课程并不算成功,但席勒的就职演讲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是耶拿城一次著名的学术事件,演讲大厅里挤满了仰慕诗人的青年大学生。

   席勒首先提醒在场的听众,无论他们未来选择什么道路,都离不开历史。何况所有的人,来到世上都注定要完成同一项使命:人的教化。而历史正是针对有待教化的人。历史的目的是人的教化。但在描述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世界历史之前,席勒首先勾画了两幅迥然不同的学者肖像。一种是“为稻粱谋”的学者(der Brotgelehrte),做的一切研究都是零碎的,在琐碎而令人厌烦的工作细节中找不到任何目标,但又无法忍受这样一种毫无目标的感觉。即使他在灰暗的研究中偶尔遭遇一线微光,暴露了他方法的局限、系统的错谬甚至内容的空疏,为了保住他的“职业”,他也一定会立即躲避这一光明。在这里,科学本身完全偏离了它更高的终极目标。与这样一幅可怜的形象相对,被称为哲学头脑(der philosophische Kopf)的研究者,则永不满足于片段,努力扩大自己的视野,克服分析设置的一切障碍,试图将自己的各种观念融贯在一起,建立与世界的整体关联,尽管不断面临新发现的挑战,他的光明却能让自己始终处于整体的中心。只有当学者们选择了第二种形象时,在席勒看来,普遍历史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

   对那些因为热爱真理而选择追随“哲学头脑”的听众们,席勒马上描绘了一幅这样的图景:

   我们欧洲的航海者在遥远的大海和偏僻的海岸发现的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既具娱乐性,又富教育意义的图景。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教化水平,环绕在我们周围,就像许多不同年龄的小孩围绕在成人周围一样,看见这些孩子,他就想起了自己一度的经历,以及他从什么样子成长而来。仿佛一只有智慧的手,为我们保存着这些野蛮的族群,直到有一天我们自身的文化已经进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当把这样的发现应用到我们自身上,可以有所助益,借助这样一面镜子,恢复我们人类已经丧失的开端。23

   这样“一幅既具娱乐性,又富教育意义的图景”,把我们的“童年”展现在这些民族身上,席勒承认,其实是凄惨而令人羞愧的:这些野蛮人缺乏技能、对婚姻和财产一无所知,只有简陋的社会组织,生活在奴役愚昧的压迫与无法无天的自由两种不幸中——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处境。“而我们今天如何呢?”我们所生活的当代世界,在科学与技艺的推动下,经过人类的勤劳活动,摆脱了可怕的必然性。法律、政治与宗教更变得更加理性和和平。我们的文明尤其体现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客观情势迫使的彼此相互依赖比盟约更有效地将它们结成了兄弟之邦,欧洲国家的社会(Die europ?ische Staatengesellschaft),变成了一个大家庭,即使敌对,也不会你死我活地厮杀。“我们”能填海造田,变更气候、季节与土地这些自然环境,使东西方划分的自然基础变得毫无意义——“将欧洲带到了西印度群岛与南海,在欧洲复活了亚细亚”。“我们”,借助某种《安提戈涅》中曾经赞叹过的可怕力量(“第一合唱歌”),竖起了一面得以观看世界文明的镜子。

   “多么针锋相对的图景呀!”是什么导致人类从前者的悲惨处境上升到后者的美妙图景,从没有社会性的洞居者摇身一变成为“有教养的世界人”(der gebildte Weltmann)?席勒告诉我们,普遍的世界历史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在普遍历史的眼光中,18世纪——席勒所谓“人的世纪”——文雅的欧洲人成为野蛮的美洲印第安人“进步的长兄”。科学、艺术、政治与思想,当代文明的一切,甚至席勒站在耶拿讲坛上所发布的这次演讲,“都是世界过去经历的所有事情的结果”,需要世界的整个历史来解释这一刻。普遍历史建立了一条漫长的因果链条,“将人类的开端直至我们今天的所有事件都环环相扣地联系在了一起”。欧洲航海者在世界遥远的边陲发现的各个民族,依据相对于欧洲文明的进步阶段,被悬挂在世界历史博览会的这一巨大因果链条上,等待世界人的自我教化。

   但是,席勒马上承认,没有人能把握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只有无限的理智才能纵览这一切。而且,人的心智还不得不面对史料来源上的种种局限。世界的进程虽然是连绵不绝的河流,但普遍历史的目光却只能捕捉到其中的几处波浪。面对如此残破的“史料”基础,善于综合、勇于建立世界整体关联的“哲学头脑”有了用武之地。只有借助哲学的帮助,援用人为的关联,才能将一堆历史的碎片转化为一个理性上融贯的整体,这样的世界历史才能称得上是“科学”(Wissenschaft)。这个人为的联系或者理性的支点,就是我们今天拥有的“自然法则与人类心情上相同的形式与不变的统一”。由此,普遍历史的学者,可以通过类推的方法,让最遥远的古代或异域,从不可见或遗忘的黑暗中,重见天日。

   然而,这一将材料转化为体系的“强有力的工具”,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普遍历史从历史的碎片中,必须选取那些对今日的世界秩序影响最大的事情。能成为普遍历史的史料,首先是今天世界秩序的材料。普遍历史学家,是从世界的最新处境回溯到万物的起源。一旦将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在想象中将那些看起来只是由盲目的偶然性支配的事件构成一个和谐的总体,他就成功地为世界的进程带入了一项理性的目的,世界史的目的性原则。世界历史,只有基于这一表面上完全“主观”的出发点,才能挣脱激情与利益对人的束缚,达到某种超然的平静,使世界历史成为科学。24

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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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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