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应星:从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到微观比较历史分析 —— 拓展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更新时间:2018-06-11 01:11:15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同时却失去了它不完整却不失为优秀的事件性分析”[2]。今天,我们应该从蒂利手中将他始用之、终弃之的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拯救出来。

   我们再举一个史学的例子。陈寅恪是一个虽然慎用比较,但同时又非常重视比较方法的史学大 师。他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用社会群体比较的方式勾勒了中国中古政治演化的基本线索:“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臣。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官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则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臣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臣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3]而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在这条基本比较线索下更精细的比较个案分析。他在文中既洞悉了“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及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又敏察了崔浩与寇谦之的关系实质在于:“浩之思想行为纯自社会阶级之点出发,其所以特重谦之者,以寇氏本为大族,不同于琅琊孙氏。又谦之所清整之新道教中,种民礼度之义深合于儒家大族之传统学说故也。”[4]陈寅恪在分析魏晋南北朝史时,将“社会阶级”作为一个基本分析概念,将社会阶级的对比分析作为基本的分析线索[5]。显然,这种概念的使用及比较分析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陈寅恪所用的“社会阶级”概念与韦伯所用的“身份群体”(status group)概念颇为接近。不过,陈寅恪在具体撰述中并不直接引用社会学文献,而是将得之社会学、比较语言学等各门西学的启示内化在第一手史料的爬梳和探微中。他以深厚的学养、独特的眼光和精细的分析,给我们展示了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所可能达到的至高境界本文当然不是要把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和方法都装在微观比较历史分析的套子里,仅仅是从这个特

   有的角度对其博大精妙的思想世界窥探一二而已。

   五、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应用:初步的探索

   既有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着宏观史与微观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分割等问题[7]。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可以作为我们推进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推手。近年来,作者以中共政治文化和政治支配结构的历史渊源为基本问题,以江西早期中共组织及中央苏区的组织形态的流变为入手点,以微观比较历史分析为基本方法,作了一些初步探索。

   作者通过研究江西中共党团早期组织发展中两个关键的制度环境——学校与地缘,展现了江西共产主义革命者所形成的最早的组织网络。由此研究可以发现,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嵌入在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中的,另一方面是嵌入在传统社会关系中的。作者在这个研究中,对南昌第二中学的同心圆式的革命网络与南昌第一师范学校的网格状革命网络进行了仔细的比较。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乡村社会组织暴动时,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基本类型,其领导万安暴动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作者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把曾天宇与万安暴动的另一领导人张世熙进行了全面对照。

   作者而后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吉安地区两个革命根据地——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截然相反的组织形态的比较,分析了影响红色地方武装与根据地的组织形态差异的各种内外因素,并重新认识了“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在中共早期党史中的内涵。

   作者接着又对江西境内的主力红军部队的组织形态进行了研究。作者展示了朱毛红四军将前敌委员会确立为最高领导机构的曲折过程,由此过程一方面探究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不同的体现形式和运作特点,另一方面分析了主力红军与从省委到特委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之间复杂的关系。而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是把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的组织形态作为与红四军进行对照的一个背景。

   作者新近还对1930—1931 年主力红军的整编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主力红军的整编是在授权、理想、纪律、实力和人脉之间互动的结果。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与其他两个主要 苏区的红军的整编形态进行对比研究的,由此发现中央苏区的红军整编受到朱毛红军的强烈辐射,毛泽东提出的“伴着发展”战略思想是产生这种辐射力的一个重要源头;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整编几乎同 步地反映了中央的政策变迁;湘鄂西苏区的红军整编则体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中共组织“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关系,在红军的整编实践中初见端倪[1]。

   人们常说“史无定法”,拓展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当然不限于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本文主要是应对史学同行的一个疑问:社会学者在进入革命史研究后在方法上可能带来什么不同的东西。但必须承认,无论是本文对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思考,还是作者近年对这一方法在研究实践中的运用,都远未成熟,有待方家的指正。

   转载请注明来源“近现代史研究资讯”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040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