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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我走马灯似的上了四座大学

更新时间:2018-06-05 23:51:13
作者: 陈乐民 (进入专栏)  
图书馆馆长、社会学家潘光旦。(校园常见他的身影,稍胖,架着双拐,稳健地“特立独行”,嘴上叼着一支大烟斗,那烟斗很大、很气派。他有一首“铭文形容他的烟斗,题记云:“自制老竹根烟斗成,铭诸斗腹。”“铭文”为三言四句:“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还有虽非文科但有文名的梁思成、林徽音等,我只能仰视他们。

   有一位全校闻名受到全校师生尊重的体育教授马约翰,鹤发童颜,大家风度,每天早晨,常会遇见他在新林院跑步。清华极重体育,体育课在全部学分中占很重要的比例,无故不及格或缺课过多,难免影响升级。马老经常亲自授课,讲体育的重要性,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体育是练“本”,不仅是练“身体”,而且是磨炼人的“韧性”不怕任何困难的“耐力”。他常讲三个“ce”结尾的英文字:“ Persistance, endurance, resistence。”那时清华大学的体育课不仅是在体育馆和操场上,而且还有体育的“理论课”,这个课,总是由马老主讲的。

   这等师尊,清华园怎能不吸引人!有这等师资,清华怎能不是“最高学府”?它的“文科”怎能不是文章华盖的“文科”?

  

   五

   可是好景不长,1952年一声“院系调整”令下,清华的文科全体师生调出,清华大学变成了“工科综合大学”,文科整个砍掉了,清华园的文脉断了。几十年后改革开放逐渐恢复“文科”,但无论如何那股“气”是断了,我感到已非复旧容颜了。

   因而颇有些感慨那时清华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每个年级分三个班:俄文班、英文班、法文班;各班以一种语文为必修课,其他外文可以选修。俄文班最大,当时由于“中苏友好”,俄语既为客观所需,同时也就成为一种“时尚外语”,原来在英文班的不少学生改学了俄语。俄语班仅年级的就有一百多人,英语班只有三十多人,我们法语班学生最少,只有十来个人。每到全级开会时,俄文班“声势浩大”,神气得很,相形之下,我们法文班只占一隅之地,对比十分鲜明。三个班相比俄文班里党员团员最多,政治是最“先进”的;英法两班,好像多是政治上的“白丁”,当时离解放不久,我们的“出身”大多属于“小资”以上,进步分子都到俄语班去了。英法两班在政治上好像“矮”俄文班一头;至少我的感觉是如此。清华外文系的传统是文学重于语言,我进校时还赶上了一些这种传统的尾巴。

   外国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是吴达元先生,系主任主要力量用在教学上,没有什么“行政事务”缠着他。吴先生分工管我们法文班,他开两门课,一门是文法课,内容是我在中法大学已学过的,不过吴先生的讲法不同,重视对词语的分析;用的教材是英国的 Fraser Square的 French Grammar(法文文法),因为我们都本是有英语基础的,用英文课本讲法文文法,自然而然地有个语言比较的观念,既便于接受,也容易掌握语言的微妙的特点,特别是文化的特点。因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没有文化的语言,无非只是架说话机器。再一门文学选读,也是用的一本英国人编的教材,好像叫做 French readings(法文读本),按照法国文学史的顺序节选名家片段。好处是既学了文字又学了文学史。那时图书馆藏同类书之多,使我印象深刻。像上面说的“文法”和这本“读本”,都是吴先生从图书馆一下借来十多本,足够我们这班十几人人手一册的,我们那时似乎没有花钱买教科书这一说。

   吴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本本分分地、一心一意地“教书”,堂课上完,满满当当。吴先生在当时的清华园里不属于最有名气的,但讲课很“抓人”,学生的思想不可能“开小差”。他在讲课时同时也在欣赏那课的内容,投进去自己的情感。吴达元先生是专门研究莫里哀的,每讲到莫里哀的喜剧即眉飞色舞。他也很喜欢雨果,在讲到雨果时,他特意从图书馆借来了十几本雨果的长诗:“ La Tristesse d`Olympio”(欧兰庇奥的哀愁),人手一册;连续讲了好几堂,既讲文法修辞之严谨和美感,又讲那首诗所蘊含的意义。他讲时中、英、法文轮用,或联想,或对比,我当时听得十分入迷,有一种陶醉的感觉。这几堂课的情景,我印象极深,至今仍可清晰地回忆出来;虽然,很可惜,那首长诗的内容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

   吴达元先生时常把学生们邀到他新林院家去,随意地谈谈,赶上春暖花开的日子,就在院子里聚会,搬出几把藤椅,有的人索性坐在小院的草地上。那时,每个教授都有一座二层小楼,新林院是最大的教授住宅区。每次去吴先生家,吴师母便准备些广东小吃招待,每人一小碗“鱼生粥”或“皮蛋粥”之类。这种师生的聚会,在不知不觉中散发着其乐也融融的文化气息。不过后来,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学生人数大大增加了,教授们的居住条件也不同了,不可能请那么多人来喝“鱼生粥”。

   20世纪末某次去了一次“新林院”,我不禁大吃一惊,那些曾是教授们一家一居的小楼,都破败得慘不忍睹,其凄凉破烂之象,只配供拍“聊斋”之类的影片作“外景”之用。昔日幽静娴雅的新林已经被座座后来盖起的新楼们,挤成了一隅废地。几十年过去了,新的取代旧的是天经地义、自然规律,但是我仍不免产生岁月沧桑之感。

   吴达元先生是位典型的教书先生,是位非常称职的“教书匠”。他著述不多,写过“欧洲文学史”和“法国文学史”,是作为大学用的教科书而写的。他的全部工作就是潜心教书,这是他“知名度”不算高的原因。不过我的对欧洲,特别是对法国文化的启蒙知识,很大成分得之于他。我自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去看过他,工作忙,是确实的;我这个人,扪心自问也的确不太讲“交情”,有些“忘旧”。

   “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谈不上了,曾耳闻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怎样的了,也未在意,再后来听说他患了食道癌,我竟然没有去看望他;过些时候,就听说他病逝了。他逝世的十周年,北京大学西语系(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文科悉数被调至北大)为他举办过一个小型“追思会”,许多曾受教于他的学生都赶来了,当时我正躺在医院,已在进行“血液透析”,只写一封信送去表示一点心意。已定居香港的同班同学黎凤鸣特意赶来参加了“追思会”,之后,她到医院来看我说,老同学差不多都来了,只有你不在,真不够意思;不过也难怪,你病成了这个样子。听她这样说,我不禁暗暗“自责”,我生病是事实,但我这个人确实有些“寡情”。后来罗大冈先生逝世,我同样因病去不了,也是只给齐香先生写了一封“慰问信”。

  

   六

   罗大冈先生与吴先生不一样,他和齐香先生是比较晚从法国回国的,先是在南开大学执教,由南开调到清华,很快“院系调整”转至北大。再后来罗先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我听罗先生的课不多,他讲“选读”,讲课旁征博引,把他在法国的经验传授给学生,特别是他们离开法国不过几年,亲历了法国近代文学界的变化,对20世纪上半叶,及至四五十年代的文学派别的情况了如指掌。

   罗先生在讲课时顺便讲到的“新浪潮”、“存在主义”、“达达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说使我们这些对文学史的知识止于19世纪末的青年续上了20世纪的上半叶,丰富了学生的知识。罗先生还把唐诗译成法文,曾在课堂讲过几首。

   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年(好像是1991年),清华校庆日,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去看望罗、齐两位先生,他们已是望八之年了。住的是北大分配给齐香先生的,面积十分窄小,加上书多,几无转身之地。罗先生双耳完全失聪,两位先生交谈十分困难,于是做了一个“土电话”,用一根长塑料绳子两端各连上一支香烟筒,既当话筒又当听筒。齐先生居然说很有用,二老就这样通话。我们去了,他们兴奋得像孩子,还记得我们几十年前每个人的特征。罗先生改行做研究工作,齐先生则在北大一直教书,近几年才退休,算得上“桃李满天下”了。

   罗先生重听,说话少;齐先生说,她印象最深的是周剑卿最活跃,黎风鸣最不用功,学得最好的是桂裕芳。此时,我们这一班的同学都已过了耳顺之年。这次相聚后我们便很少见面了。

   临别时,我送给罗、齐两先生一本我几年前出版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几天后接到罗先生寄来一封信说看了我那本书,觉得没想到我进入了一个“新领域”。随信寄来他近译、齐先生校核的法国当代作家M.亚朗的散文小说选集《我们最美好的日子》,作家出版社1990年首印,是一本装帧朴素而文雅的小开本的“口袋书”,很符合亚朗的风格。遗憾的是扉页上的译者名字中的“冈”字错印为“纲”,罗先生寄来的那本特意用钢笔把那个“纲”字的偏旁划去了。

   在清华时的“口语”课是盛澄华先生教的(“口语”课是现在的称呼,那时叫“会话”课)。最后一年转到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教“口语”的是齐香先生。那些年没有法国教师,“口语”只能由中国人教。整个西语系只有一个美国教授,有名的温特教英美文学,他是久居北京的,对中国的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做了许多掩护和帮助革命知识青年的工作。老年,他对许多事情有意见,很不惬意,郁郁以终。

   在清华校园里时常见到他高大的身影,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听同学们讲,他的学识和人品是很令人肃然起敬的。他教了好几代中国学生。至今我只见过杨绛先生写过追忆他的文章,没有见过别人写过关于他的回忆。中国人有不忘旧的传统,他那么多学生,该不会忘记他吧。

   盛先生其实并不善于“口语”。他在法国留学时是研究纪德的;国内没有几个是专门研究纪德的,盛先生便成为“纪德专家”了。而纪德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反动”的,因此“纪德”是开不成一堂课的。盛先生技无所施,受命开了他并不擅长的“口语”课。每次上课,他带来一架唱机,放教学法语的录音,一遍两遍地听。我那班学生一共十来个人,围坐在一个唱机周围听。听完后,盛先生用法语提几个问题叫学生用法语回答,或者叫起一两个学生用法语概述唱机里录音的内容。现在想起来,这种办法似乎相当“原始”,但盛先生煞费苦心,在那种没有“外教”的条件下想出了这种聊胜于无的办法,真够难为他的。

   盛先生那时正在追求进步,经常是那身灰色土布的中山装,很像从解放区过来的。他已是“预备党员”了。他在学生面前,不苟言笑,说话很慎重,多一句不说,可能与此有关。在我们学生中有位年纪稍长两岁的大同学,是全系师生中唯一的党员,自然负担起全系的“政治思想工作”。据说盛先生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他。时常在课后要同盛先生谈些什么。只是盛先生是否继续研究纪德,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一年在北大上“口语”课,教师是齐香先生了。齐香先生的发音很好听,是纯正的“巴黎音”。她上课完全不讲中国话。她的办法主要是“听写”。先把要“听写”的内容,用正常速度朗读一遍,让大家有个概貌,然后用较慢的速度一句一句念,每句念三遍,学生用笔写下来,再叫一两个学生把“听写”的内容朗读出来。最后齐先生评讲、纠正错误。这个办法弄得学生们十分紧张,整个课时不容你分散注意力,你事先也不知道她要念的是哪种内容的东西,心理上是没有准备的,所以一开始便紧张起来。不过齐先生的态度是很温和、很体谅的,甚至是很慈祥的,即使发现某人在“听写”时有不该犯的错误,她的批评也是很说理的,很和蔼的,从不疾言厉色。

   齐先生备课十分勤奋认真,为了讲清一个词、字的用法,搜集或编写的例句,叠起来几可等身。有人说,齐先生自编的教学资料,如果稍加整理,印成书,一定可以对法国语言文学的教学有很大的用处。齐先生为人朴实,从不张扬自已,一生本本分分地教书,心安理得,所以凡经她授课的,没有不尊敬她的。我们中国过去有不少这样的老先生,一辈子勤勤恳恳,默默地耕耘,无名无利。

齐香先生是“梨园泰斗”齐如山先生的女儿,所以她还能哼几句京剧“女起解”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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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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