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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潇骁 麻国庆:以神灵之名*

——泰国清迈华人精英“报”的道德实践和资本转化

更新时间:2018-06-02 23:25:22
作者: 马潇骁   麻国庆  
华人社会的其他人作为华人共享了华人慈善及华人宗教和庙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而华人精英自身也期待借神灵的权威,通过公共宗教仪式的集中展演,可以得到当地贫民和华人社会民众让渡的认可、地位和声望以及更多的其他资本。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报”的循环体系中所运行的不仅可以是物质性、社会性或符号性的东西,也可以是对某一行为或事件的表达,还可以是一种价值观和道德判断。通过“报”的循环系统,金钱、礼物等物质性,身份、归属、人情、权力、声望、道义等社会性,功德、香火、福泽等符号性的“礼物”被施与或回报,三者之间也常常可以相互转换。这种转换在宗教慈善中可以得到集中实现。华人将金钱与祭品等财物、时间和精力等社会劳动、人情等社会资源回报给神灵,并向神灵祈求更丰富的物质性、社会性或符号性的回报。

   因此,受汉文化儒家和佛教的影响,华人社会中的“报”具有其伦理秩序中的结构性价值(王硕,2011:117)。这一“报”的循环机制不断要求并驱使曾向华人神灵祈福、曾受华人社会帮助的华人精英回报华人社会,并试图通过宗教慈善与神灵建立“报”的循环,与真正的受惠者建立关系,期待借“报”的实践累积资本并实现资本的相互转化。下面我们将以泰国清迈府清新县三个神缘社团——本头公庙、水尾圣娘庙和潮阳同乡会公祠②的华人精英的公共宗教慈善实践为例,具体分析施惠者(华人精英)、第三方(华人神灵)及慈善真正的受惠者(当地贫民和华人社会其他人)之间的回报关系,“报”的运行机制及可能实现的资本累积和转化过程。

   除特殊注明外,本文所使用的材料均为笔者在泰国清迈田野调查所得。调查中所使用的语言包括中文、泰文和英文,以下访谈记录部分是由泰文或英文翻译整理而来。

  

三、“报”的实践:华人精英的施惠


   为回报华人社会曾经的帮助和神灵的庇佑,神缘社团的华人精英采用了宗教慈善的策略,向神灵和神缘社团捐赠钱财与物资,投入社会劳动,并运用社会资源。通过宗教慈善,他们试图与神灵建立起“报”的循环关系,也因此成为宗教慈善中的施惠者。

   (一)财与物的捐赠

   无论是日常运营、庙堂的维护,抑或是定期举行的庆典和社会公益活动,都需要理事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如水尾圣娘庙落成五十周年庆典活动修缮庙堂的预算在一百万泰铢左右;本头公庙每年盂兰胜会期间发放给穷人的物品价值共计大约六十万泰铢,另发放现金五六万泰铢;潮阳同乡会公祠每次公祭的花费共计十一万泰铢左右。信众日常的香火钱远不能承担这些公共活动和庙堂日常修缮的开销,华人精英的财与物捐赠才是社团的主要收入来源,受捐的多少将直接影响社团运营的成功与否。财与物捐赠主要来自于管理寺庙和公祠的理事会,或者说如果某信众或某会员捐赠较多,一般也会被邀请加入理事会。于是,经济能力或者说经济资本是成为理事会成员,特别是理事长的重要标准——“要成为理事,一定要有钱”。雄厚的经济实力并乐于捐赠,是成为社团理事会的门票。

   经济捐赠主要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理事会成员每届任期内的固定捐赠。以潮阳同乡会为例,其理事长郑财丰介绍说:“我担任理事长期间,一届任期两年,每届上任时都赞助同乡会三十万泰铢。在这期间,我还要代表我们同乡会参加其他同乡会的活动,这些活动每年也要捐五万泰铢左右,这些参加活动的钱都是我自己出的,不是从会馆支出的。副理事长每人每届捐两万泰铢,其他的理事按照自己的意愿捐献即可。”第二种是为具体活动和事项所做的财与物的捐赠。清新县的海南同乡会就设在水尾圣娘庙内。2016年海南同乡会理事会和水尾圣娘庙理事会共同筹款修缮水尾圣娘庙时,海南同乡会理事长李明兰捐赠十万泰铢,水尾圣娘庙理事长袁碧娟捐赠五万泰铢,副理事长、其他理事和会员也捐赠五千泰铢至二十万泰铢不等,最终共计收到129.85万泰铢。2016年本头公庙举办盂兰胜会,其理事长蔡澄波捐赠三万泰铢,有的理事准备了现金和物资发放给前来领取救济品的穷人,有的理事则带来自己工厂里的工人和设备搭建遮凉的大棚。第三种便是以竞拍神前祭品的方式来捐赠。例如,在水尾圣娘庙神诞日宴会中,海南同乡会李明兰理事长的子女拍下两件祭品,花费15.9万泰铢。水尾圣娘庙袁碧娟理事长的侄子拍下一件祭品,花费两万两千泰铢。拍卖会后他告诉我:“我姑姑让我竞拍的。后来她付的钱,还把东西送给了我。这次活动她捐了七万二千泰铢③。”可见竞拍祭品所花费的钱也算在了捐赠中。其他四件祭品也多由两个理事会成员拍得。此次活动中,神前祭品一共拍得26.35万泰铢。

   (二)社会劳动的投入

   除了经济上的付出,理事会成员为维持社团运营和组织仪式活动亦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知识和才干等。这种社会劳动并不产出商品,而是作为自身的人力资本被华人精英当作回报给神灵的“礼物”。无法投入社会劳动也成为要忙于事业的年轻一代无法在工作的同时兼顾社团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十多二十岁时曾在会馆帮忙,后来忙着赚钱和建立自己的家庭,就退出了一段时间。在做生意期间,他们也来邀请我参加,但是我没有来。那时我真的没有空,做完生意还要教育孩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还要拓展自己的生意,没有时间分给理事会。等孩子长大了,我才有时间来帮忙。”郑财丰用自己的经历如是说。

   庙堂的运营,仪式与活动的筹备和组织都需要理事会成员投入大量的社会劳动。平日里,庙堂需要有理事会成员处理日常行政,通常已退休或工作不繁忙的理事会担任起这一职责,并将这种劳动付出作为奉献给神灵的另一种资本。笔者刚到清迈时也常常在本头公庙帮忙,帮忙后总被邀请一起吃午餐——“你已经在神灵面前做了功德,这是你应该得的”。仪式和活动的筹备与组织则需要短时间投入密集的社会劳动。李明兰和袁碧娟为2017年2月16日至19日的水尾圣娘诞辰活动“前后忙了差不多一个月,不同的仪式和宴会都要联系人来做,还要准备很多东西。纪念刊物、请帖、讲话稿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活动结束的那天晚上,两位理事长和几位核心的理事会成员为了商量后续的工作如何开展,一直讨论到晚上十一点半才暂告一个段落。

   个人的知识和才干也是可以献给神灵的一种人力资本。理事会成员中,除了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乐捐的商人外,也有公司职员、学校老师和小商贩。他们之所以被吸纳成为理事会成员,通常都具备神缘社团所需的知识和才干,例如编写庙堂纪念册所需的知识储备和写作能力、抄写祭神文疏的中文书法能力等。例如以潮州人为主的本头公庙理事会,其中文秘书曹爱丽便是一位从银行退休但能讲流利普通话的云南人,本头公庙的中秋晚会也通常由她来担当中文主持。小商贩罗泰华则因为熟知祭品摆设和仪式过程,被本头公庙和潮阳同乡会公祠请来做理事会成员,负责“司仪典礼”。在本头公庙的本头公和本头妈的诞辰仪式、潮阳同乡会公祠的公祭典礼上,都可以看到他指挥摆设祭品和辅佐灵媒的身影。

   (三)社会资本的运用

   庙堂的经营需要倚仗理事长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因而理事长需要动员自身社会资本帮助庙堂运营。“找理事长当然要找有‘面子’的,很多时候庙堂的事都是看理事长‘面子’。理事长要有号召力,庙堂的事才可以完成得好。”而有时动员社会资本所欠下的人情债则需要理事长去回报。

   在理事会内部,理事长的为人处事方法和声望是凝结力和推动力。李明兰说:“在庙堂和同乡会的公祠做事都是公益,做事不像在自己公司可以直接命令员工,做什么都要请大家帮帮忙,不好做。”郑财丰也说:“同乡会的工作,需要我常开口去邀请他们来帮忙,但他们来帮忙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同乡会需要朋友圈广和朋友多的人(做理事长),能够请人过来帮忙。他们选我(做理事长)也可能因为我比较尊敬人,所以请大家帮忙他们都愿意。”对外,理事长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将影响庙堂的筹款和出席活动的嘉宾地位及人数。当水尾圣娘庙开始筹款修缮庙堂时,兼任海南同乡会理事长和清迈歌咏团团长的李明兰也向借用水尾圣娘庙练歌的歌咏团成员筹款,并筹得两万五千泰铢。举办宴会时,各个庙堂和同乡会所请的重要嘉宾,如地方政府官员、中国驻清迈领事馆官员和各侨团的领导,亦根据不同庙堂理事长的社会关系网而不同。

   华人精英常常打趣道:“这些事就是又出钱又出力,得不到什么,有时还不讨好。”的确,供奉祖先不一定香火兴旺,祭拜神灵也不一定财源滚滚,宗教慈善活动不合宜也许还会落下“好表现、爱钻营”的坏名声。庙堂理事会的施与并不只是为了获得功利性的回报,也是借由神灵在场对“报”的道德观的一种实践。无论是对庙堂事务投入财物和时间,还是运用社会资本,都是华人通过宗教慈善对其所得的一种回报——是对神灵庇佑的一种感恩、对祖先的一种孝敬,亦是对早年其家庭在华人社区所得帮助的一种报答。“我们的父母才从中国到泰国时,无依无靠,生活贫困,得到了华人很多帮助。他们将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教育我们生活好了要懂得回报。我们也希望通过给予奖学金、帮助贫困家庭等教育下一代,他们以后也能回报,一辈一辈传递下去。”水尾圣娘庙的一位理事如此告诉我。

   各项慈善捐赠是华人精英与神灵建立回报关系的一种途径。相对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回报或获得多少回报,他们更看重借此与神灵所建立的关系及所产生的道德判断。在这一基础上,华人精英才得以通过仪式的展演表达对回报的期待并获得可能的回报,其资本才得以在仪式中得以累积和转化。在仪式中,一方面虔敬的华人领袖从平日里幕后对神和社会的回报走到台前;在理事长展演对神灵的回报的同时,神灵将庇佑、身份的认可和神前地位的确立回报给华人领袖。因而,这些仪式中集中呈现的不仅是人回报神的展演,亦是神回报人的展演。

  

四、仪式的展演与资本的转化:神权的借用


   (一)仪式的展演:以本头公庙的“扶乩”为例

   对于神缘社团来说,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便是筹办和组织仪式与典礼。这些仪式通常在中国传统岁时节日举行,公祭和聚会在华人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号召力,成为华人社会中的重要活动;赈灾和济贫则吸引了当地的贫民,展现了华人对当地社会的责任心和认同感。在这些仪式中,华人精英通常走到台前扮演了重要而特别的角色。

   以本头公庙为例,其每年举办的重要仪式有本头公诞辰暨元宵庆祝、中元节盂兰胜会、本头妈诞辰日暨中秋节和九皇斋节。在这些节日中,有几个重要的仪式:在元宵节和中秋节的诞辰日以及中元节,本头公或本头妈之灵将通过灵媒降临凡世;为酬神悦神,诞辰日也会组织潮剧、歌舞表演或聚会等庆祝活动;盂兰胜会和九皇斋节将准备丰富的物资和饭菜赈济贫民。下文将以中元节盂兰胜会中的“扶乩”仪式和赈济活动为例,一窥理事会成员,特别是理事长在神灵祭拜中的行为展演,并试图解读这一展演背后的文化逻辑。

2015年9月11日是中元节。这天一大早,本头公庙理事会成员统一穿着印有“本头公庙”字样的粉色T恤,早早地来到庙堂,参加从泰式佛寺请来的僧人为孤魂野鬼举行的念经超度仪式,随后理事会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等人代表众人向僧人布施。待超度仪式结束,蔡澄波理事长稍作准备,便开始依次跪拜庙堂里的神像。普通香客拜神时并不跪下,他却在十一座神像④前一一跪拜和上香,比他人显得更为虔敬。庙堂看守人一路跟随和服侍理事长,提前点好蜡烛和香拿在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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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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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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