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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塔西佗陷阱”是什么“陷阱”?

更新时间:2018-06-02 22:13:28
作者: 潘知常 (进入专栏)   米斯茹   许敏球   阮立   张蓓  
尤其是2014年被最高领导人提及后成为网络热词和各级领导干部在论著和讲话中经常提及的关键词,并且被广泛运用于:大国崛起中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现代传媒对社会群体的引导、政府如何应对新媒体的传播以及基层治理的困境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方面。再据“超星发现”软件统计,目前,该词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文化、社教;经济;哲学、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延伸到环境科学、安全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为此,我不得不说,“塔西陀陷阱”尽管起源于民间,但是在十年中却早已被广泛接受、广为传播,其中包括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正面讨论,对于这一“热潮”,两位作者似乎不宜轻率地以“随意引用或引申”、“造成思想混乱”来轻易否定。认真研究学术的显然不仅仅只是你们两位作者,那么多学者的文章、那么多人的热情参与,难道就偏偏是十年后的你们两位作者竟然是正确的?而其他那么多学者都是错误的?也许,这两位学者的学术水平非常之高?也许,这两位学者尽管过去并没有专门去研究过“塔西佗陷阱”问题,但是却仍旧可以一出手就挽狂澜于既倒、就可以一出手就比其他那么多的认真研究了“塔西佗陷阱”问题的学者们都要强?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确实也还存在着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完全不可能!

   幸而,关于“塔西陀陷阱”的讨论无人可以阻挡,也无疑还会继续深入,是非曲直,也许五年后、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才会有定论,现在我们谁都无法做出结论。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做出结论的,上述两位作者的文章已经作为十年中首次出现的明确反对“塔西陀陷阱”的代表作,留在了关于“塔西陀陷阱”的讨论的学术长河之中,而且会被后人频繁提及。这一点,已经是两位作者无论事先是否预想到也都永远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了。

   其次,要回答的是“塔西佗陷阱”何谓?

   在我看来,简单而言,所谓“塔西佗陷阱”,应该是指的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作为公权的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须紧跟时代大潮,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就会怎么都不行,就会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

   显然,在这里,人心向背,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当下被很多论者片面关注的“公信力“问题,其实只是“塔西佗陷阱”所涉及的表面现象,也只是失去人心的必然结果。

   由此,我们必须说,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塔西佗陷阱”无疑是十分深刻。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

   请注意,上述讲话中的“群众”、”公权力”、“人心向背”、“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精神失落”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对于“塔西佗陷阱”的深刻揭示。

   而就我自己而言,在2007年正式提出“塔西佗陷阱”这一定律的时候,所关注的,也主要是公信力背后的公权力,主要是人心向背。也因此,当时我所侧重的,也是“公权”、“公天下”、“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利益共同体”等重要问题。而且,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并非只言片语,而是《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而且书中的文章都是在网上广泛流传的)这本书中的相当多的篇幅。现在来看,显然如果我当时不是用一本书中的大量篇幅来讨论,并且完全把这个问题阐释清楚了,后来“塔西佗陷阱”也就不会被逐渐注意到,更不会形成热点。

   具体来说,正如我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所揭示的:类似怎么都不行以及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这类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实在是屡见不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播下的是龙种但是收获的却是跳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都是对于这类现象的描述。洪武18年(1386年),朱元璋也曾经不禁感慨:“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以致,他悲怆之极地发出绝世浩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这则可以看作是为这类现象所提供的具体注脚。

   在这个意义上,这类现象就类似物理学中所谓的“黑洞“。根据现代广义相对论(GR)的描述,在宇宙空间中存在的一种质量相当大的天体,也就是黑洞。黑洞是由质量足够大的恒星(25倍太阳质量以上)在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死亡后,核心物质发生引力坍缩而形成。黑洞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引力势更如此之深,就连光也逃逸不出来。无疑,“塔西陀陷阱”其实就是这样的黑洞。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对此一无所知,甚至早已心如古“阱”,不惜坐“阱”观天、或者落“阱”下石、有的已经泯然堕落为市 “阱”小人、市 “阱”之徒、市“阱”无赖、有的站在陷阱的边沿却乐不思蜀?有的“坐阱观天”竟然茫然不知。

   “塔西佗陷阱”的关键,是公信力背后的公权力所导致的人心向背。这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公共属性不容忽视。国家之为国家,必须要为所有人提供象征着公平和正义的公共产品。比如说,政治要廉洁,法律要严明 ,教育要平等,医疗要保证,住房要透明……而且人人都能够平等地享受。起码,所有的人都要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死得起人。而这就必须固守两大原则:其一,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原则,亦即当个别人利益增加时,所有的其他人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其二,是“卡尔多改进”(Kaldor-Hicks improvement)的原则,亦即少数人富起来的同时如果出现了多数人穷下去的状况,国家就必须强迫少数人拿出一部分收入来,给多数人以补充。

   至于相反的情况,则是公权力的萎缩甚至丧失。公权力成为了一家之禁脔,并且独私一人一姓,这就是所谓的“家天下” 、“私天下”:“以我大私为天下大公”,而且,“始而惭焉,久而安焉”(黄宗羲:《明遗待访录》)于是,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社会腐败、制度腐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少劳多得、多劳少获、劳而不获;起点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结果不公……百姓无辜被鱼肉,自由、平等、公义则无处可寻。结果,所有的人都开始对自己的“劳”与“获”无限困惑:“多劳”竟然没有“多获”,“少劳”竟然“多获”,“多劳”竟然“不获”,“不劳”竟然“而获”。当次之时,毫无疑问,“塔西佗陷阱”就会应运而生。政府无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

   那么,何以一旦失去了人心、一旦丧失了公权力,就怎么都不行以及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在我看来,则主要是因为:

   首先,是必然导致权力中心,而权力中心的反面,则是公平正义的消失。“升官”是为了“发财”,“争权”也是为了 “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结果,则是权力支配一切,对权力的信任、对人治的信任超过了对于公平正义的维护。于是,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易·系辞下》)强权和暴力成为了统治手段,流汗不如流血、发展不如暴力,既然巧取豪夺更加有效,全社会也就没有人再想埋头从事生产创造。

   而且,因为公权的萎缩已经切断了所有的发展机遇,因此也极大地提高了所有的发展成本,同时,公权的萎缩也完全敞开了暴力的通道,因此也最大地降低了暴力的成本,这使得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发展的成本最高,暴力的成本最低。结果,暴力就成为这个社会能够“活着” 乃至“快活”的唯一的通道。因此,唯一的生存途径就是:全社会的所有人员都设法组成不同的获利集团,以便放大自己的力量,以求在“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分一杯羹。换言之,作为草根,我自己显然根本无法与统治集团利益相争,可是一颗汗珠摔八瓣的辛勤劳作,也无非只是为自己进一步地被盘剥制造理由,那更得不偿失。于是,要想生存,可行的方式就只剩下一个:我也可以效法统治者,也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成小集团,然后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或相对稀缺性的资源,去合法地掠夺或者伤害社会与他人,并且借助这种方式来获利。显然,这无异于在社会这艘大船即将沉没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惜以凿沉这艘大船的方式来渔利,但是却又丝毫不去顾及这艘大船本身的死活。例如,我们在《水浒传》中就看到:大宋王朝派了16个中上层军官去围剿梁山,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不投降的,忠于朝廷的人竟然是零。再看看书中出现的朋友结义、主仆组合、兄弟搭档、夫妻合伙、家族联手的形形色色方式,其中可曾有一个知道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何物吗?他们唯一关注的就是自己能够不受他人的伤害但是却可以伤害他人。结果,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个“黑洞”,借用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深刻剖析的:“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而一旦进入这种"黑洞"状态,“明君”与“昏君”的区别也就毫无意义,“清官”与“贪官”的区别也毫无意义,大宋最终的坠入“塔西佗陷阱”,也就成为必然。

权力中心,使得皇帝这个中国社会的掠夺者从来就不关心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也不关心社会财富的交换,而只关心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可是,究竟掠夺到什么程度才是社会所可以承受的?究竟掠夺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导致“土甭”和“瓦解”的乱世?应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高明的政治家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欲壑难填”,皇权的权力是无限权力,专制社会是一个无限政府,他们的掠夺欲望是没有办法克制的,只有不断地去满足;另一方面,则是百姓的民不聊生。战国人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时,曾算过一笔帐,这笔帐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一夫挟五口,种田100亩,亩产1.5石,计150石。可是,具体的开支是什么呢?李悝接下来又列出了一份开支表:租税:十分之一,15石;剩余135石;口粮:每人每月1.5石,全家全年90石;衣服:每人每年300钱,全家全年1500钱,折合粮食50石;祭祀:每年300钱,折合粮食10石。结果,开支缺口为15石。(《汉书•食货志》)当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说当时的百姓生活水平大体是在15石上下浮动,我想,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这样,问题也就十分明确了。掠夺得少了,皇帝及其家族无疑绝对不能接受,可是,掠夺得多了,百姓又明显无法承受。何况,如果只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横征暴敛,那么,危机毕竟还是可以预测的,因此也是可以预防的。而中国社会的危机的不可预测以及无法预防之处在于:在中国,这个所谓的横征暴敛恰恰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抢劫资源,掠夺社会资源,是唯一的生存选择。它的成本最低,利润最高。掠夺社会资源而不是想办法生产社会资源,是这个社会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方法。这样一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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