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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东:社会法语境下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分析

更新时间:2018-06-02 00:49:44
作者: 高建东  
西方的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将西方的工会看成是一种卡特尔,它们通过限制劳动力的供给,来获得高于竞争市场一般水平的工资。国家权力对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定位仍然尚不明朗或者不愿涉足这一领域,其根本原因大致源于上述推测。

  

四、解决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问题的实践途径


   解决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的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是其合法化的过程。从直观的角度来看,似乎立法是最为有效的方式。关乎集体行动权利的立法,有论者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而有论者认为立法时机尚不成熟。前者如周永坤{18}等学者,后者如史探径{19}、许建宇和王怀章(2003){20}等学者。在这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碰撞之中,产生了“合法性要件”的思路,即从多个层面为劳动者确立合法行为的标准。此类学说为集体行动及其治理在应用层面确立了立法导向和实践价值。如若以此为实践展开集体行动,则会趋向于以行动主导合法性,而非制度引导行为的思路,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合法性。在当前经济社会格局下,基础性的权利界定与权力边界等问题尚未获得认同,立法调研、学术论证尚不充分之时,集体行动权利的立法恐难以推上议事日程。因此,我们需要以现实的劳动关系法律和制度框架为基础,重新审视合法性的实践途径。

   (一)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完善合法性的产业基础

   经济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成为解决合法性缺陷的基础性问题。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果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或者协调,即使对集体行动进行立法,亦难以产生积极的效果。犹如一些人士对《劳动合同法》的批评,事实上的核心问题并非法律本身的问题,或者说劳资关系的障碍并不在于法律的技术层面,而是主要在于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行发展方式的问题,这些基础性问题的解决往往要比单从立法上着手要更有现实意义。

   任何事物的合法化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各个相关方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特别是能够为其合法性提供支撑的各种资源。社会法的宗旨在于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协同并进。劳动关系中的各种要素与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的发展是否能够得到同步的发展和促进,取决于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集体行动合法性的产业基础,至少应当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中起决定作用{21},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强化劳动关系的完善,进而达到社会促进的目的。这说明集体行动最终应当在劳资自治的环节中得到解决方案;第二,政府应当明确责任边界,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中政府起导向性作用,通过政策和立法来为劳动关系提供基本的保障和监管,达到社会保护的目的。在集体行动中,政府应当致力于促进劳资自治,以此提升化解劳资矛盾的能力;第三,资源的优化配置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前提。任何市场主体都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和法制条件下进行市场行为或者资源配置。社会保障体系和企业民主管理等配套制度作为社会保护和社会促进的重要内容,亦是资源配置所必要的一项法制条件。如果缺少了必要的限制,那么资源配置将难以维系,更无法得到“优化”,甚至产生更为严重的新问题。

   (二)在集体协商的机制建设中解决合法性的实践问题

   集体协商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劳资博弈的产物。我国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和成长的背景,尽管与欧美工业化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但其仍然是增进劳动者福利的一个重要途径。

   事实上,为了改善、维持劳动权利和工作条件而发生的集体行动,并非止于暴力的形式,最终还是应当回归到集体协商的程序上来。暴力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在极端暴力的情况下,无论是劳方还是资方都会趋近于一种非理性的状态,特别是劳动者个体一旦融入群体之中,他的个人理性便会化为乌有,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并在行为上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等一系列的特点,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22}。而劳资之间相互斗争的制度化过程,亦或者是合法化的过程,只是在建立对手之间的一套制度化关系,这些对手所拥有的法律地位和组织力量在相互毁灭或者相互适应之间选择其中的一方{23}。

   1.明确集体协商的程序性价值

   集体行动是作为一项从权利或者救济权利而存在。一般认为,当资方不能或者不愿意与劳动者进行集体协商,为解决合理诉求,劳动者可以通过自助的手段来保护其实体权利免受更进一步的损害{24}。劳动者与资方通过集体协商确定彼此权利义务,实行国家指导下的劳资自治,是一种“自力救济”的手段{25}。所以,集体行动的权利是为了劳资双方集体协商的达成而存在的,这是“集体协商”的救济权利,并非是劳动者实体权利的救济权利。因此应当明确,劳动者集体行使权利应当限于促进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集体协商既是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前置程序,同时也是集体行动诉求的最终解决途径。

   2.在推进产业民主中强化集体协商

   集体协商是产业民主的核心过程。在一个特定的工作场所或者产业中,劳资双方代表通过集体协商的程序,共同处理企业内部基本问题,劳动者得以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来。首先,这是一个劳资关系问题,亦或者是劳资内部事务的问题。建立在产业民主基础上的集体协商制度能够有效地克服内部组织沟通不畅的问题。民主决策、公司治理和民主监督稳固了劳动关系存在的基础,对于劳动者代表参与的过程,也更具有认知合法性的基础,更易于获取公众的心理认知和预期。与此同时,健全的集体协商制度使得劳动者摆脱劳资关系以外的问题。通过集体协商,劳动者权利的保障和劳资关系的协调直接进入企业内部的制度化层面,并通过民主参与的形式来得以体现。

   集体协商制度所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化关系的基础主要在于合作和共识,而并非是斗争和冲突。它能够促使劳资双方在力量基本对等的情形下,基于互惠理性的认识,而趋近于选择行动上较为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以避免造成对自己不利的局面。这正是因为集体协商所具有的共识、合作、和平的行为特点,与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相吻合。

   (三)在劳动关系的伦理实践中化解合法性的危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调节规范,伦理道德仍然是任何社会中个体行为的一项基本制约手段。我国社会儒家文化根深蒂固,伦理道德往往在社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劳动关系的伦理规范甚至发挥着比法律和契约更为有效的作用。事实上,我国一直强调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就体现为劳动关系的伦理实践。

   劳动关系伦理问题,尽管学术研究成果不多,但是现实中具有丰富的实践内容。在当前法律和政策下,从伦理的实践角度探索集体行动合法性,特别是道德与认知层面的合法性,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集体行动作为一个经典话题,在不同层面产生出一些理论,例如相对剥夺、理性原则、资源动员、文化构造、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治过程和差距理论等,重心在于劳动者产生如何产生不满或不公正感、劳动者抗争的表达形式和抗争后果等。从根本上来讲,这些研究的基础是合法性的认知问题,与劳动关系伦理密不可分。劳动关系伦理的实践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

   1.雇主伦理

   这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应尽的一种伦理义务。在现实中发生的劳动者集体行动,一般都与雇主的伦理问题存在或多或少的关系。例如无故拒绝集体协商、劳动保护条件不到位、强迫从事有害于身体健康的工作、未积极履行法律义务、变相降低劳动报酬或者待遇等,都属于雇主伦理的问题{26}。

   在伦理实践方面,用人单位应当建立标准和制度体系,强化劳动关系的规范化运行,并将企业的伦理理念融入到劳资双方的行为规范之中。常见规范化体系有企业文化、日常行为基本规范、员工手册等。在实践应用过程中,雇主伦理的规范化运作亦应注意实体和程序上的合理性问题。

   2.劳动伦理

   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当遵守的一种职业伦理,包括劳动者对雇主的伦理,也包括同事之间的伦理。劳动者对雇主的伦理,要求劳动者以从业者的身份对雇主以忠实、勤勉和审慎的态度对待劳动给付义务。劳动者在同事之间的伦理,要求工作之间的以协同、合作、善意的态度共同完成劳动给付义务。反之,工作之间的责任推脱、信息隐瞒、不实举报等,则有悖于同事之间的劳动伦理。

   劳动伦理为工会职责和政府的积极引导提供了有力的工作视角,这对于劳动者行为的规范作用要远远大于其法律意义。正如涂尔干所说:“在职业群体里,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它遏制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27}。

   3.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伦理

   主要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当考虑股东、客户、政府与社会公众等相关者的利益或者接受他们的约束。这一层面的伦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伦理,也易于引发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有学者认为“东航飞行员集体返航事件”并非是劳资冲突,而是资资冲突,即两家用人单位的博弈{28}。在现实中也不乏存在部分人员以集体行动来获取个人私利的情形。例如当企业发生重大经营变化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间接形式来借机策动劳动者实施集体行动,最终获得了博弈的收益。

   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与其作为一个法定或者自然的权利问题来阐述,毋宁在社会法基本功能视角下从权利可实现的途径谋求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的效用。就事实上而言,将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法律的不完备或者对立法持有完美主义的看法,期望通过立法确权来解决劳动者集体行动治理的问题,是难以奏效的,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因此,本文在社会法语境下对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它应当包括法律规制、道德层面和认知这三个层面。尽管合法性的问题存在现实缺陷,但是这些缺陷产生的根源要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在社会实践中思考合法性问题,对解决问题而言要更有实际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合法性认识的理论深度。

  

   【注释】 基金项目: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项目“促进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劳动法律政策体系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ZLZXZF00220;天津工业大学“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课题“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社会法学理论及其教学探索”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7-ZX-1108-17。

   作者简介:高建东,男,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劳动法和劳动关系研究。

   [1]关于“劳动者集体行动”的相关概念表述形式较多,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发[2015]10号)使用的概念为“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此外,学界还有“集体劳动争议”“团体劳动争议”“群体性劳动争议”“争议行为”“群体性劳资纠纷”等表述形式。在劳动关系和劳动法领域,不同概念所表述的内涵和意义有很大差别。对于不同的争议类型,本文并未明细区分个别争议、集体争议和团体争议之间的差别,亦为避免用词造成的歧义,采纳“劳动者集体行动”这一价值较为中立的概念统一概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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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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