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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东:社会法语境下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分析

更新时间:2018-06-02 00:49:44
作者: 高建东  
基本是没有任何前置程序的突然发生。在实施的主体方面,往往表现为部分劳动者的自发联合,即由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或者即使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但是在行动上仍然能够达成一致的联合,这种联合一般并非由工会实施或者被工会所认可。在影响结果上,集体行动往往因其行动的暴力特点阻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现实中,劳动者自发的集体行动存在较大的破坏性现象比较常见,例如堵路、打、砸、抢等暴力行为。这些突发性、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具有不可控的特点,一旦发动后无组织的状况往往使得事件的发展方向难以控制{6}。如果未能及时妥当处理,便会激化矛盾,原来的劳资关系问题得到升级,甚至会引发经济、社会或者政治问题。

   2.非正式规则的负面效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形成是基于劳资双方通过协商而达成的“道德共识”{7}。作为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劳动关系是在计划经济国家用工体制基础上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一种问题倒逼的必然选择,无论政府还是劳资双方主体,本身都缺乏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它由此所带来的劳资关系紧张以及精神的空虚迷茫就更为明显。在缺少确定性法律规范的情形下,道德合法性的误区将会导致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仅仅诉诸劳动者的自然权利。

   基于此,尽管劳动关系对于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的要求极为急迫和严峻,但是合法性上存在的道德误区,加剧了非正式规则的负面效应。非正式规则尽管在一定时期内能够起到承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但是如果过于强调非正式规则的应用,却可能造成多种法治缺陷{8}。特别是在集体行动正式的制度化规则尚未明确之前,非正式规则的强化,则会导致劳动关系正常的协调制度受到压抑,难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劳动者集体行动在未为法律规定之前属于自然权利而非法定权利。这种权利的行使,一方面,具有劳动者实体权利保障的道德诉求,这体现劳动者集体行动的救济性权利,具有实现实质正义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因其属于私立救济的范畴,而法律对其基本态度是一般性的禁止和特别情形下的例外,因此劳动者集体行动的道德层面还应当考虑到对社会或者其他方面的影响,亦即社会保护和社会促进的功能如何协调的问题。

   (三)认知层面上合法性的危机阻碍了劳动者集体行动治理的制度化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者、社会公众和其他各种利益主体的诉求在不断的形成和分化,价值导向也日益呈现多元化甚至碎片化的局面,劳动者群体陷入认知合法性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

   1.认知层面合法性的危机

   认知合法性的危机主要是指,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心理认知和预期,但是实质上,劳动者的行为并不符合规制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的内涵,也包括于此相反的状态,即劳动者的行为同时符合了规制和道德的合法性内涵,但是却并未获得认知合法性。

   从劳动者自身角度而言,对集体行动的认可和支持是非常复杂的,并无统一而毫无异议的一致性,更难以确定某种程度的必然性。集体行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心理、理性选择、资源动员、政治过程、文化构造等{9}。在不同的解释框架之下,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在很大的差别{10},但是,其核心的问题均在于“潜在的合作者如何相互发出信号,以及如何设计制度以促成而不是破坏有条件的合作”{11}。当前体制和阶段下,劳动者本身对集体行动认知的缺陷极易引发一些非正式规则的负面问题。

   在我国现实的集体行动中,尽管劳动者的行为状态呈现出一定的组织化趋势,形成了一些非正式关系网络,但是其形式较为松散、作用较为有限{12}。现实中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多呈现为自发的“野猫罢工”等为正式制度所无法容许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工会并不支持劳动者的集体行动,甚至会与劳动者的自发行动发生冲突。即使部分劳动者能够在权益诉求中形成团结感和忠诚感,但是仍然需要一定的组织支持,特别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一旦失去组织支持,忠诚感和团结感是不可能长期维系的”{13}。现在来看,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并未能够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获得必要的组织支持。对它们的支持,往往表现为态度和观念上的支持,表现为由大众媒体中介了的社会变迁需求的密集表述{14}。

   2.治理制度化的障碍

   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形式和实质无法统一结合,劳动者群体所展示给社会公众的现象可能并不仅仅是其行为所展示出的直观感受,很可能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却无法获得合法性的承认或者容忍。劳动者群体主张的某种诉求,没有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寻求解决,便径行采取集体行动的形式进行维权,尽管其诉求本身具有道德的制高点,但是并不意味着其行为边界可以无限的扩大化。这种认知危机的存在,对于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的证成是一种缺陷和破坏。无论是对于劳动者群体而言,还是社会公众,它都容易带来认知上的一种混乱,在规则之上不断寻求更高层面的道德论证,为超越既定规则寻求支持,造成法不责众的心理。在这种社会心理驱动的劳动者群体行为之下,行动不断超越规则,主导着合法性的证成,而制度本身对行动的引导作用却逐渐淡化。在多次重复性的行动之后,这种行动的取向便成为劳动者群体的行事规则,最终导致了事后追溯的合法化。

  

三、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问题的根源剖析

  

   对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问题的分析,无法避免的就是权利问题。合法性所存在的缺陷,从权利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到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一)劳动者集体行动的权利定位

   无论是法律规制还是道德层面的合法性,持“合法论”者无论其主张为何,大致都是以劳动者权利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他们通过党和国家政策的发展变化、国际条约的正式法源地位以及援引国内其他法律等进行推理,来确认基于劳动者权利的合法性,或者基于“劳工三权”而将集体行动权作为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或者基于民主国家的公民权利,而认为“现代国家,罢工权利受法律保护。当企业雇人时,每份契约中都自然包含了工人的罢工权”{15}。然而,我国法律规范并未明确规定劳动者具有集体行动的权利,也并未对这种权利的行使提供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也就是说,这仅仅是一种自然权利,而并非法律权利。一味强调劳动者集体行动的自然权利而非法律权利,会使劳动者群体在现实的行动中以某种绝对的形式主张自然权利而忽略了法律的现实性,并通过某种高于实在法的内容或者更高层面的道德证成认定实在法“无效”{16}。如此一来,就会有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危险,更非现代法治应有之意。

   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集体行动表现为在没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劳动者群体通过私人力量实现权利保障或者正当利益诉求,这一般称为“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在实现权利状态过程中具有效率和正义的一面,但是由于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秩序和安全的危险,在适用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法律对私立救济的基本态度是以一般性的禁止和特别情形下的例外为原则。在传统民法理论中,仅有自卫行为和自助行为被认为是私力救济的范畴。其中前者包括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5],这主要用于排除对自己或者他人权利的侵害;而后者是在情况紧急时用于保护自己的权利(请求权){17}。据此,劳动者权利受到侵害之时采取的自助行为,或者在紧急情况下保护自己权利的自助行为,可以界定为私力救济。当人数众多之时,劳动者集体行动就成为多个劳动者采取私力救济的状态了。

   然而,私力救济权利具有第二性的权利特性,而劳动者的这项私力救济权利并非是对实体权利的直接诉求,其作用在于保障劳动者达成与资方相对平衡的状态进而顺利开展集体协商。在社会法语境下,基于劳动关系的隶属特征和实质的不平等性,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法律应当给予倾斜保护,以促进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在民法理论框架中,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接近于自助行为,即可以理解为劳动者团体在必要的情况下用于保障自己行使向资方提出集体协商的请求权。但这仅仅是对自助行为作出扩大解释的结论。法律在多大的程度上许可这一私立救济的领域,或者为其提供制度与政策的支持,相对于基础权利或者公力救济制度而言,这一制度的设定要更为严谨和周延。这一问题,远非仅仅通过法律所能够解决的,更关系到劳动关系的治理体制。

   (二)劳动关系的治理体制

   劳动者的集体行动能否在现行体制内获得合法性的认可或者支持,取决于劳动关系的治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直接影响着劳动关系的治理体制,对集体行动合法性的态度具有直观的效果;就合法性的现实缺陷而言,劳资双方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劳资自治能力也对劳动关系治理体制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从权力视角来看,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的问题也与国家权力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

   1.从政府作用角度来看,政府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定位不够清晰

   市场经济改革催生了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关系主体发生分化,产生了多元的利益诉求,在劳资关系的治理方面呈现出政府逐渐放松直接的管制并增加劳资双方自治空间的趋势。但是,在社会法语境中,政府并非仅仅是“守夜人”的角色,而应当在明确责任边界的情况下,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促进劳动关系政策和立法,推动劳动关系的协调,达成劳动关系的和谐。当前的问题则表现在如何处理政府干预和劳资自治之间的关系。

   从宏观视野来看,我国劳动关系一直表现出较强的国家干预力度。尽管国家在不断地强调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并以此推进劳动立法,但是在涉及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则具有明显的侧重于资本的倾向。在“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和当前工会体制下,放松国家管制的同时,还要加强国家对劳动关系的监管和协调作用,建立能够平衡劳资关系的法律制度,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具有清晰的角色定位。

   2.从劳资自治角度来看,劳资自治的现实条件受到严重制约

   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协调制度的重点在于集体劳动关系。劳动者集体行动在治理结构上应当属于集体劳动关系的问题,即在国家制定规则并提供相关保障的情况下,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来完善自治的发展空间。但是,我国劳资双方自治的相关举措一直艰难前行。一直以来,集体协商机制建设仍然存在相关立法的操作性不强、缺乏强制力的显著问题,而工会在经济和行政上对企业的依赖程度较高,其独立性和民主性仍然鲜有提升。除了这些传统的问题难以很好地解决之外,在共享经济和信息时代对劳动关系产生显著影响的局面之下,劳动关系自治的空间逐渐被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所消解。

   3.从权力视角来看,国家权力在强化国家能力的过程中,需要防止“利益集团”的权力垄断对劳动者造成不当干预

我国劳动者集体行动的社会背景主要源于从传统的国家用工体制逐步走向市场化用工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这正是接近于国家专断权力弱化和国家能力强化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中,弱化国家专制权力有其充分的必要性,但这仅仅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是有效的,而且并非意味着专制权力与国家能力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如果劳动者的联合成为一种持久的“权力”,可能会形成某个集团特有的利益诉求,与劳动者个体权利逐渐脱节,同劳动者实体权利诉求背道而驰;此外,若对正式制度造成压力,显然更无法被国家权力所认同,遑论合法性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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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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