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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帅:中国东正教的现状与反思——兼论东正教中国化问题

更新时间:2018-05-28 23:39:45
作者: 王帅  

   (三)神职人员匮乏,宗教活动场所不足

   中国东正教目前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其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即神职人员匮乏。全中国仅哈尔滨教会有一名神甫,且是在2015 年10 月刚刚领受神职,其他教会均处于在老信徒的带领下自行组织日常宗教活动的情况。神职人员的匮乏,无法满足信徒基本的宗教需求,如洗礼、领圣餐等,这对于教会健康、良性的发展极为不利,同时也为不符合政策法规的境外交流埋下了隐患。例如,由于缺乏神职人员,而信徒又因信仰的需要希望受洗,因而一些信徒或是趁出国旅游之际到国外受洗,或是请国外的神职人员来到中国秘密施洗,营造出东正教似乎是“不合法”的宗教这样一种错误印象。

   从中国东正教信徒的人数和宗教活动场所的比例来看,几乎每个东正教信徒(俄罗斯族)聚居的地方均设有教堂,宗教活动场所看似并非不足,但考虑到东正教信徒所聚居省份的特点,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幅员辽阔,一些信徒居住的地点距离教堂其实很远,加之信徒大都年迈,因而仍无法定期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故而一些信徒只能自行组织或是在家中做一些简单的祈祷。

   (四)地区间的差异性

   中国的东正教信徒主要集中于俄罗斯族或华俄后裔的汉族群体,并分布在几个俄罗斯族的聚居区: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个地区具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如前文所述,但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首先,从信徒的文化程度来看,新疆乌鲁木齐和塔城地区信徒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很多人是教师、科研工作者,且老一辈的俄语讲得较好;哈尔滨地区信徒的文化素质居中;内蒙古额尔古纳地区信徒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很多没有接受过较高的教育,一些老人们讲的俄语亦是土语。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地处城市地区的信徒接受到良好教育的几率自然高一些。此外,其祖辈的教育程度也可能对后代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疆地区曾经的俄罗斯移民大多是商人,哈尔滨地区俄罗斯人的涌入主要源于中东铁路的修建,而额尔古纳地区的俄罗斯人很多是越界淘金而来的农民或是难民,虽然也有部分白俄军官,但其后代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俄罗斯或是前往澳大利亚,因而从祖辈的角度来看,额尔古纳地区早期移民而来的俄罗斯人的文化程度偏低,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后代的教育。

   其次,从信仰与民族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三个地区均有着将东正教与民族身份认同相等同的倾向,但是在新疆地区,表现得较为强烈,在哈尔滨地区稍弱,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地区则最弱,东正教更多地转化成了一种民族的文化符号。所以会将东正教与民族身份认同相联系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的俄罗斯族属于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全国仅1 万多人,他们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混居在一起,生活习俗日益被同化,其祖辈的传统、文化等带有俄罗斯印记的特征在逐渐消退,面对被完全“消解”的局面,从传统中寻找一种可以凸显其民族特质的东西的需求就显得极为迫切。

   二是历史上,俄罗斯移民来到中国,当时东正教是凝聚俄罗斯侨民的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在现代,与俄罗斯族在血统上有着密切联系的俄罗斯,在20 世纪90 年代后经历了方兴未艾的东正教复兴,东正教成为俄罗斯大国复兴之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俄罗斯族在寻找自己民族特质的东西的时候很自然地便会想到东正教。三个地区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则主要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在新疆,这是一个民族宗教问题比较敏感和复杂的地区,生活在以伊斯兰教信仰为主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俄罗斯族作为一个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他们想要挽救和保持自己独特特质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而且,在新疆人们习惯上将民族与宗教等而视之,如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在此种环境的影响下,新疆的俄罗斯族也就比较容易将东正教与其民族身份认同画上等号。

   在哈尔滨地区,俄罗斯族生活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群体中,对汉族文化的融入程度较高,但仍不免有将东正教看作是本民族独特组成部分的倾向。

   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地区,无论是民族氛围还是宗教氛围都非常和谐。俄罗斯族这个身份,代表的更多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些特点,如饮食,衣着,房间、庭院的布置等,他们的寻根更多的是寻找父系之根:山东或河北老家;东正教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诸多民族文化符号中的一个,且并非是最为紧要的。

   近年来,因为旅游经济的刺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族人开始注重自己的民族身份,挖掘俄罗斯族民俗文化的元素以吸引旅游,本是东正教最重要的复活节在这里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族狂欢节,如同汉族的新年一样,失却了许多宗教上的神圣与神秘性。

   最后,神职人员或准神职人员配备不均衡。在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这三个地区,哈尔滨已有了自己的神甫(遇石神甫),宗教活动日渐向规范化方向发展,信徒也对东正教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内蒙古地区虽无神甫,但是有一些接受过系统神学训练的“准神职人员”。新疆地区的神职人员供给是最弱的,既没有神职人员,也没有如内蒙一样的“准神职人员”,信徒们只能在第二代俄罗斯族老人的带领下进行礼拜活动。当第二代俄罗斯族老人逝去后,由谁来带领信徒进行宗教生活,又该如何进行宗教生活,这都是新疆教会将要面对的严峻问题。

   (五)地区间缺乏交流与沟通

   伴随着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越来越发达,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紧缩成一个“地球村”,然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东正教信徒三个聚居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却很贫乏,他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却不曾有过比较深入密切的交流,既不了解彼此的存在状态以借鉴彼此的经验和教训,也难以团结起来切实地为中国的俄罗斯族做一些实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状态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国的俄罗斯族属于分散聚居,看似聚居,实则分布的范围极广,几个活动场所之间的跨度非常之大;其二,信徒的总体年龄偏大,无论是身体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而言,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进行沟通和交流难度都较大;其三,经济和政策方面的因素。


中国东正教所面临的几大问题


   东正教虽非中国的五大宗教之一,但东正教亦是中国合法存在的宗教,且近些年对东正教有日渐重视的趋势。本文主要想探讨的是东正教在中国发展亟待解决与高度重视的几个问题。

   (一)东正教的中国化

   现今,国内学界、教界、政界都在热议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基督教中国化不仅包括为大家所熟悉的新教、天主教的中国化,同时也包括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分支——东正教的中国化。中国的东正教群体相对其他宗教团体无论从人数上、还是影响力上来看都较小,但是东正教的中国化同样必要,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东正教的中国化需要解决如下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1. 宗教语言的中国化

   宗教语言的中国化指能够用中文进行完整的日常和节日的礼拜仪式。宗教语言的本土化是每一个宗教进入新的国家或地区所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东正教初入斯拉夫民族地区,曾有基里尔和梅福季创造了基里尔字母以传播希腊的正教,同样俄罗斯的东正教传入中国,也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从笔者调研的情况来看,在没有神职人员地区,信徒在进行礼拜的时候使用的是从俄罗斯带回的俄语、教会斯拉夫语录音。而中国的俄罗斯族或华俄后裔的汉族人,目前只有年长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懂一些俄语,年轻一代已经几乎不会说俄语,用这样一种“陌生”的语言进行礼拜仪式,只可能将可能的、潜在的信仰者拒之门外。在哈尔滨教会,因为有神甫的带领,礼拜仪式主体用中文进行,因而在神甫的带领下信徒的积极性比较高。由此可见,宗教语言的中国化与神职人员的解决息息相关。

   2. 神学思想的中国化

   前文提及中国东正教信徒信仰的一个特点是对东正教缺乏足够的了解,仅仅是作为一种家族习俗从祖辈那里承袭而来,因而对东正教的神学思想并不十分清楚,仪轨也不规范。尽管东正教信徒普遍对自己的信仰比较坚定,但是一个对自己的宗教缺乏足够理解和认知,缺乏正确引领的团体,不仅不利于自身更好地发展,同时也很可能会导致对教义教理的曲解,陷入异端或是歧途,因而有必要向信徒传播正确的教义、神学思想,防患于未然。虽然中国东正教的主要信仰群体是俄罗斯族,但他们是浸润在中国文化这片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东正教对他们而言仍带有异质文化的特点,故而在向信众解说东正教教义教理的时候有必要以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方式去阐释,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东正教信徒整体的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本土的东正教神学的任务就显得尤为艰巨。这一工作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其一是教会内部的探索,其二是学界的帮助,其三是政府的支持。

   3. 神职人员培养的中国化

   针对神职人员的培养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解决,目前已经派出一些有志于东正教事业的人士前往俄罗斯的神学院学习,学成归来后以服务于各个教区。然而仅仅是派出人员国外求学还不够,中国还应该积极努力建立自己的神职人员培养体系,只有当我们自己有能力选拔和培养神职人员的时候,才可能真正地实现独立自主,当然实现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

   (二)重视东正教的外交作用

   虽然东正教并非俄罗斯族独有的宗教,但却不能不忽视一个既定的事实,即东正教的主要信仰群体是俄罗斯族或华俄后裔的汉族,因此,东正教虽然在中国信徒人数不多,却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

   历史上,彼得大帝时期,为了一窥中国大地,沙俄绞尽心力,以宗教为突破口,向中国派遣驻北京东正教传道团,在200 多年的时间里,搜集中国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掀起了一股东正教复兴的热潮。东正教虽不再是国教,却是今日俄罗斯的主要信仰,且在很多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势和特权,并在俄罗斯的教育、文化、政治和外交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13 年,基里尔牧首访华,开启了俄罗斯以宗教为契机进行对华外交的序幕。东正教问题成为普京、俄罗斯牧首和中国领导人多次会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因而,对于国内东正教问题的处理,一方面,应当坚定中国东正教独立自主的地位,让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其他东正教会意识到,中国的东正教会不是一个自治教会,而是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教会的自主的东正教会。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中国东正教的良性发展,构建较为完备的管理体系,培养自己的神职人员,不给境外教会介入我国教会的发展留有借口和理由。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东正教的发展目前面临着老龄化,后继乏力,神职人员匮乏,组织建构不完备等诸多问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东正教正在向健康、良性发展的方向努力。积极引导东正教的中国化,满足国内信众基本的信仰需求,并使其走出民族的局限,不仅有利于国内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也有助于我国在对俄外交中在东正教这一问题上掌握更大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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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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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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