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宋国友:利益变化、角色转换和关系均衡

更新时间:2018-05-27 11:24:23
作者: 宋国友  

   内容提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外交出现新动向,中美关系也面临新的变数。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排序有了新的调整,这和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排序与认知形成新的互动。以利益变化为基础,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将出现五大领域的角色转换,预示着中美关系在中短期内的双边互动模式。长期而言,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均衡。特朗普当选可能是加速了中美关系均衡时代的到来。中美两国在实力大致接近的均衡阶段,要尽快形成彼此认同和接受的秩序安排,共同促成权力的共处或者转移。

   关 键 词:特朗普  均衡时代  全球格局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塑造世界格局,而且会影响地区秩序。对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美双边关系也互为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特朗普2016年赢得大选当选美国总统,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关系既蕴含着合作机遇,也充满了未知挑战。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为何,值得深入研判。观察中美关系走势,有多重路径和各种视角。本文拟从最为根本性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分析新的阶段中美两国对于各自根本利益有何认知的基础上,研判中美两国在角色互动上的新发展,然后探究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发展的可能趋势。

  

一、利益变化


   利益是外交的基础。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研判,离不开中美两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分析。国家利益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特朗普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分析,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无论喜欢与否,特朗普个人及其团队所认知的国家利益将塑造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国家利益,并且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走向。

   与美国以往历届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排序出现了重大转变。美国历届政府所认知的国家利益,总体上可以通过四大关键词来把握,一是安全利益,二是经济利益,三是价值观利益,四是秩序利益。①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总归被认为是第一位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美苏军事对峙的冷战时期,安全利益极为重要。美国经济实力除了作为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衡量标准,还支撑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因此经济利益通常紧随安全利益之后。而推广美式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观,拓展西方人权以及政治制度也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是捍卫美国在二战之后所创建的全球经济、政治和规则体系,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构成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秩序利益。对于上述四大利益之间的排序,冷战后的历任美国总统,无论党派出身,不管个人喜好,大致延循着上述顺序。当然,由于美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美国历任政府对这四大利益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利益重点以及实现手段也有所变化。

   这四大利益一直共同构成美国国家利益的框架和基石,到奥巴马总统为止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动。特朗普同样看重美国国家利益,甚至在其就职演说中公开提出美国利益优先。②然而和美国历任总统相比,特朗普对于这四大利益的认知出现了重大调整,不是有所侧重,而是有所取舍。具体而言,特朗普最为重视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这两大利益是特朗普政府所定义的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属于“美国利益优先”的主要领域。至于传统上毫无疑问属于国家利益范畴的“普世主义”美式价值观和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则被特朗普有意忽略。他在其就职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谋求迫使他人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③,此一表态和以往美国总统的说法大相径庭。作为推行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执行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更为清晰地强调,“我们一定要试着去理解,在和我们打交道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都分别是什么。在这之后,如果我们能够提倡并促进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才应该这样做。”④换言之,特朗普政府不会像此前美国政府那样,把价值观外交放在重要地位。至于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特朗普有两大基本观念,一是认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需要美国投入更多成本但收益较小,二是认定当前国际秩序和规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美国利益受损。基于这两大对于国际秩序的判断,特朗普政府试图去调整美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使其更能反映美国的利益。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本质上表明特朗普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不满。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优先不是指美国在全球秩序中领导地位的优先,而是美国利益在全球利益中的优先。美国在当今世界秩序的主导地位不是特朗普政府认为的关键核心利益。

   政府预算是了解一国政策走向的钥匙。特朗普绝不仅是从言语上对美国核心利益范畴和顺序进行调整,更以联邦政府预算的方式加以确认。在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算中,美国国防、国土安全以及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预算显著提高,国际事务、对外援助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开支大幅降低。前者旨在更好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而后者会毫无疑问减少美国在价值观推广上的力度。在解释为何降低对外援助预算时,特朗普政府直接指出之所以“减少或终止直接为国际项目和机构提供资金,是因为这些资金不会大大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⑤

   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排序进行了重大调整甚至是取舍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政府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较为连贯,没有出现大的变化。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公开宣示四大核心国家利益。一是政权或者说意识形态利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防止其他国家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警惕他国意识形态渗透和扩张,抵制颜色革命活动;二是主权利益,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国家统一大业;三是安全利益,中国既要避免大国间冲突,也要防止周边生乱生战,创造有利于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国际和周边条件;四是发展利益,确保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中美关系围绕着各自利益认知和排序的互动构成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逻辑。比较中美两国国家利益,发现两者有叠合之处,例如两国都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当然也有不同之处,美国的意识形态利益更多是扩张型利益,中国的意识形态利益主要是防御型利益。美国政府多数情况下强调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一利益,中国则鲜有提及。从利益互动的角度,当两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冲撞时,两国关系更容易表现为竞争和冲突;当两国国家利益总体相容和互利时,中美倾向于合作和共赢。在中国国家利益认知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新认定和调整就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变量。以利益变化为线索,基本判断为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趋势总体上较为稳定。在中国最为关注的政权安全利益方面,因为特朗普政府对于价值观外交意兴阑珊,对意识形态扩张兴趣也大幅下降,中国政权利益会较少遭受美国挑战,中美原本在这一领域的摩擦和龃龉将显著减少。关于中国主权利益,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逐渐回归传统,在南海问题上相对克制,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也较为温和。在秩序利益方面,中国一贯主张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并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在特朗普不太关注领导国际秩序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不会因为秩序利益产生大的冲突。以上三点均是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有利之处。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可能增加矛盾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特朗普对于“公平”“互惠”和“平衡”双边经济关系的偏执,会严重挑战中美原有经济关系的利益格局。虽然特朗普对华经济政策已经逐渐改变其在竞选和执政初期的强硬立场,转向务实和强调合作,但是两国经济摩擦甚至贸易战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⑦不过,经济利益的冲突并不像其他三大核心利益的冲突那么直接和刚性,存在着大量的利益交换空间。这意味着总体上中美关系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经济利益之争不至于颠覆中美关系的根本架构。

  

二、角色转换


   中美两国国家利益认知的新变化及其所引起的摩擦与合作,加之特朗普在外交上的一些新趋向,形成了两国关系的角色变迁乃至转换。一系列的角色转换将构成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和互动的新趋势。大致上,中美角色转换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政策取向上,美国由外向转内向,中国由内向到外向。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外向型特征明显,经济实力拓展、意识形态扩张和影响力全球主导思维强烈。然而特朗普上台以来,全球化趋势放缓,美国内向化和民粹化趋势抬头。⑧至少可以从两个重要维度观察美国的内向化。一是大幅修正奥巴马时期原本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特朗普先后发布两轮“禁穆令”以及持续推动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收紧立场。二是经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更为强化制造业和资本的双回流,“雇美国人、买美国货”成为其经济政策的总体方向。特朗普内向型政策的根本动因是要维护美国国内利益,试图通过内向化的方式在国内创造更多就业。

   纵向而言,中国外交政策外向色彩变得更为浓厚。从外交理念上,“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和“开拓创新”等词汇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的新特质。⑨从外交倡议看,中国大力支持全球化进程,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和新发展银行(NDB)。这些外向型倡议旨在塑造中国和地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对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有了更多的参与,突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第二,在政策重点上,美国比以往更重视经济,中国相对更重视安全。在原有的国家利益排序中,美国政府通常把经济放在安全之后。但是基于自身商人的经历,以及美国经济长期发展不振的现状,特朗普开始把发展经济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特朗普本人也认为自己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的能力,希望在经济增长方面确定自己的政策遗产。因此,美国经济能否强劲增长,工作岗位能否大量增加,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政绩的关键试金石。特朗普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打安全牌,用安全为经济服务,公开强调对等贸易,降低对盟友经济公共产品的提供,甚至不惜动摇美国盟友体系的稳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长期经济增长后,中国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稳定居于世界前二。然而,“经济利益在中国外交中已经不是首要的、压倒性的利益考虑。”⑩在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之后,中国外交战略目标开始更为重视塑造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安全环境。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所定义的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更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安全,是一种总体安全。(11)

第三,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导向更强,而中国理想主义色彩增多。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务实,利益导向极为明显,结果导向过于突出,成本收益算计明显增多,较少谈论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理想主义不再高扬。如果推行价值观外交需要美国付出更多成本,特朗普选择放弃。为了实现利益,特朗普政府甚至可以牺牲美国以往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准则,把价值观作为交易手段,通过意识形态的放松来换取经济利益。例如,特朗普打破了美国外交惯例,无视美国国内对于沙特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诸多批评,大胆选择沙特作为其首次对外访问的第一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美国和沙特达成了一份为期十年的1100亿美元军售协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0146.html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8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