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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我的1978

更新时间:2018-05-24 21:18:15
作者: 周晓虹 (进入专栏)  
回到家里,正好是春节前,我中学同班的朱宁生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蒋白纯考上了南京大学数学系、邹近考上了吉林大学中文系,唯一录取的女同学贺童英考上了南京邮电学院。我记得寒假里大家去了一趟莫愁湖公园的湖心岛,相互赋诗祝贺。在大学里就参加了诗社、后来曾在《人民文学》担任过诗歌编辑、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书商“北京人天书店”的董事长邹近,为我写了首贺诗,最后的两句是“有朝乘舟去,江上有新医”。遗憾的是,最终,因为对文科的挚爱,进了南京医学院的第二年末我还是改了行,转入马列师资班读哲学,没能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而江苏新医学院,在我们77级进校的时候也开始一分为二,恢复为文革前的南京医学院和南京中医学院。这时,也就是我们真正进校的时候,其实已经是1978年春天。我记得清楚,报到的那天是3月5日,而我在前两天也刚刚过了21岁的生日。

   二

   这场40年前改变了我和27.8万77级人命运的高考所具有的社会意蕴不言而喻,事实上因为恢复了自1966年“文革”开始被取消了的高考,它从本质上也改变了更多人的历史命运:可以说从77、78和79三级大学生(作者注:这三届大学生因为有许多人入学前都具有插队、做工和当兵等在基层社会工作的经历,年龄更是从15-30岁不等,我一直将这群大学生甚至包括那些年里的中专生和79级第一届“电大生”都统称为广义上的“77级”。)一直到今天的年轻一代都受惠于这场历史性的变革。

   我们知道,自1966年,为了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在与“文革”基本同步的10年“教育革命”期间,不仅取消了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高考”,而且各种新奇甚至荒诞的“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为了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除了向大中小学派出数量庞大的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外,还派出了由工人、农民或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工农兵讲师团,除了讲政治课外,后来还承担起了包括科学技术和外语在内的各种专业课程,尽管这些“创新”闹了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厂、校、社挂钩,办各种“学农”、“学工”基地,不但让学生定期去工厂或人民公社参加工业或农业劳动,而且将教学课程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甚至中学里的物理课就叫“工业基础”,化学课就叫“农业基础”;在学制上,压缩学制,取消考试,或改革考试制度——开卷考试或开门考试(即到工厂或农村等实践第一线,结合问题考试);在教学上,理工科“结合典型产品教学”,文科“结合战斗任务”教学;按照毛泽东有关教育革命的不同内容的指示和不同指示发表的时间,在城市中,创办面向本单位或本系统职工招生,毕业后回车间的“七·二一”大学,在农村的县、社、队或农场,则创办与此相应的“五·七学校”;而当年最为眩目的“新生事物”则莫过于通过推荐制度而进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1970年即大学停招四年半后,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从有3年以上实践工作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招生的程序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此后一直到1976年,7年中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94万人,占1949年后毕业大学生总数的21.4%。

   推荐制的盛行,不仅为开后门留出了充分的余地,也导致了生源水平的极度低下。1973年后,为了亡羊补牢,国务院批转同意有关部门提出的高校招生增加文化考查的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为了压制人们对张铁生之流的不屑,最早在辽宁的沈阳医学院对教授们进行了突然袭击式的考试,以证明“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

   这场长达10年的“教育革命”,以及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颠倒了师生关系或者说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关系,损害了数千万青年正常就业和受教育的权力。在社会学家周雪光和侯立仁进行的一项涉及6个省份、20个城市的较大规模的抽样研究中,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平均插队时间为6年,其中10年以上的达19.3%,5-10年的达39.3%,5或5年以下的为41.4%。而随后的描述性统计发现,三类城市青年群体中,后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最低的是无下乡经历的青年群体(8.4%),最高的是在农村插队不到6年的知青群体(14.2%),而超过6年以上的知青群体则明显低于6年以下的群体(仅为9.5%)。研究者认为,插队6年不到的知青群体上大学的比例所以最高,“也许和知青们艰苦的生活经历激励他们下定决心要通过教育途径重新找到他们的社会位置有关,但1977年恢复高考对那些在农村呆了6年以上的人来说却来得太迟了”。确实,太长时间的风吹雨打、艰苦劳作在摧毁了他们的人生志向的同时,掏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77级里那些30岁左右的年长同学,在中学时代一定都是凤毛麟角的“学霸”。

   其实,“文革”10年也同样给那些因各种各样理由而留在城里的青年群体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在那些年里,留在城市里的高初中毕业生所分配的单位也大多是饭馆、菜场或街道办的小企业。我到现在还记得,中学同班同学姬宏被分配到街道办的金属丝网厂,当18岁的他怀揣美好的人生理想第一次跨进厂门时,看到逼窄的院内满是席地而坐、靠手工编制金属丝网的中老年妇女时,禁不住流出了绝望的眼泪——比较而言,我们插队农村虽然艰苦一些,施展的天地还真的要广阔得多。

   2017年10月我去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参加会议,专程就此访谈了海波因特(High Point)大学历史系的邓鹏教授。1964年16岁就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去大巴山里插队的邓鹏,撰有英文著作《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知青的精神炼狱》(2015),是知青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也说道,虽然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动员和红色“革命”信念是促使他下乡的主要动机,但因为初中时代学习名列全班第一,因此心高气傲,不愿等在家里,或去小饭店或菜场就业也是他选择上山下乡的原因之一。

   美国学者埃尔德在《大萧条中的孩子们》一书中,欲图通过研究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经历的影响来研究变迁过程,他注意到“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这种塑造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我们承认也看到了“文革”和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其参与者的积极塑造,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些1977年后考上大学的人——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教授,或者成为政府部门和工业组织中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中共“十八大”后,同样出自知青群体的习近平、李克强等人甚至成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们早年在农村以及工厂劳动锻炼的经历,为他们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奠定了基础。一如周雪光和侯立仁所说,“通过各种重要的途径,知识青年已经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做出了贡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同上山下乡带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积极影响相比,消极的影响同样鲜明,而上述成功者也毕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即使我们这里所讨论的77年的高考改革,在当时真正能够改变的也只是极少一部分人的命运,许多年轻人在经历返城、就业、结婚、生子的人生历程之时,也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经历了改制、下岗甚至失业的种种心酸。值得欣慰的是,在我们的国家经历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的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获得了比他们的父母多得多的受教育机会,每年上大学的人从1977年的27.8万上升到现在的近700万!从这个意义上说,1977年高等教育的这场变革,为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并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赢得了希望。

   结语

   40年过去了。当时的77级里30岁的老大哥们已经步入古稀之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时20岁左右的小弟弟们也开始年逾花甲。感谢我们的时代和历时40载的变革,它让中国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有了全新的人生和意义非凡的生活。今天,我们称颂1978年,不仅在于那一年我们自己的命运有了改变,也在于从那时开始中国社会迈向进步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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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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