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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少颖: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外交构想研究

更新时间:2018-05-24 00:24:51
作者: 田少颖  
西德推行和平政策,对华约这个反德联盟的根基产生冲击。欧洲局势的紧张程度下降,两大集团都裁军,苏联就得放松对东欧的控制。所以,苏联选择在缓和对西方政治、外交关系的同时,仍必有军事对抗一维,以便降低东西方裁军谈判带来的政治风险。1970年代,苏联从西欧、西德的和平运动、反核武运动中看到希望,认为西欧民众将会反对本国政府增加军费,还认为西德为了与东德缓和关系,不会对苏联部署SS-20新式导弹有激烈反应。然而事与愿违,西德总理施密特认为,苏联的导弹部署是要离间美欧,对西德进行政治讹诈。[12]在他的推动下,“欧洲导弹问题”产生并发展为中导危机。

   勃列日涅夫主政时,苏联和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发展极快,西德社民党左翼在裁军等问题上的立场受到苏方很大影响。苏联试图拉拢西德,使其脱离西方阵营。然而,1982年基民盟主席科尔在西德上台,极为亲美,追随里根政府,对苏联展开斗争。这样,西德对苏联关系的大门逐渐闭合,这在战略和经济上对后者都十分不利。

  

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苏联推动东西方接近

  

   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苏联已渐露疲态和衰相。苏联军队规模过大,军费占国家支出份额太大,体制僵化也加重了经济停滞。在过度对外扩张中,苏联发展了很多贫穷盟国,日益承担不起过多的对外援助。

   在东西方缓和期间,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1970年代,苏联和东欧的关系还较稳定,因为苏方在经济上作了让步,且允许东欧各国对西方开放。然而,进入1980年代后,东欧从西方得到的贷款转化成高筑的债台。苏联经济同期开始下滑,无力再补贴东欧各国。在苏联疲惫之时,美国却逐步走出越战后的阴霾。里根上台后,不再像三位前任一样,认为苏联经济还有支撑力,并开始挑战这个假设,针对苏联经济弱点施压。美国提高军费,迫使苏联跟进。西欧各国也不肯再对苏联、东欧各国提供贷款。[13]第二次冷战期间,苏联内外压力骤然增大,高层极为紧张。1983年,苏联领导层几乎把北约的“优秀射手”演习视为大战前奏。与西方关系紧张、阿富汗战争泥潭、波兰团结工会引发的政治危机等,迫使苏联精英层对内外政策进行痛苦反思。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开始进行内外全面改革。

   戈尔巴乔夫对内要进行改革,对外要推行外交“新思维”。“新思维”有两个基本点:第一,结束和美国的对抗;第二,让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更接近。苏联要推动东西方接近,就要降低对西方,尤其是对西欧的军事威胁,其步骤是先在军控上对西方让步,再发展经贸往来。同时,从内部改革角度来说,也只有降低了军费,才能给经济松绑。“新思维”有一个重要假设,即必须先创造出与西方新的经济关系,苏联改革才能成功。没有对外联系,苏联经济只会继续停滞。只有西方国家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才能给苏联贷款。同时,苏联只有参与了国际经济体系,才能通过国际经济竞争的约束和刺激,使本国经济恢复活力。[14]

   “新思维”实际上是苏联对世界现状的承认,表明其再无力自外于世界体系。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进行了意识形态革命,承认本国,尤其是斯大林,对冷战也负有责任。以此对美国表示,苏联不再当规则的破坏者,而是要加入国际俱乐部。苏联为此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改变了追求绝对安全的军事理论,转向利用谈判和协议保证自身安全,追求共同安全,军力“合理充足”即可。苏联的经济理论也变了,要寻求新版社会主义。为此,苏联眼望西欧,要向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取经和学习,推动东西欧接近,戈尔巴乔夫本人就极为重视和意大利共产党的联系。至于欧洲的分裂问题,从“新思维”外交观点来看,欧洲的分裂过去对美苏有利,现在对苏联来说则是无益的。苏联逐步发展了其“共同欧洲家园”的构想,不再想把美国推离欧洲,而是要纳入美国、加拿大等,在欧洲推动东西方接近。苏方还要邀请西方经济力量进入东欧,帮助其进行改革,不再批判西方对东欧事务的干涉。[15]

   “新思维”也有其进攻性的一面。在冷战逻辑影响下,苏联改善面目,增大对西欧的影响力,不能不让美国等西方大国忧虑。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发起裁军攻势,对西方作出让步,更多地削减苏联军力。1987年12月,美苏在华盛顿签署了削减中程核武器条约(以下简称中导条约)。[16]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提出大规模削减苏联驻东欧军力。1989年春夏,苏联发起新的裁军攻势——提出削减、销毁两大集团在欧洲的短程核武器。[17]西德等西欧各国都倾向于对苏谈判,美英则认为,在中程核导弹按协议销毁后,北约必须升级短程核武器,以应对苏联常规军力优势。这在当时被称为“短程导弹危机”。

   西方担忧苏联的裁军攻势会引发连锁反应,刺激西方各国公众要求本国政府也削减军费;还担心苏联在核武器削减上单方面让步,最后会造成西欧去核武化,损及北约灵活反应核战略的有效性,甚至损害北约本身。此外,美英等担心苏联的外交攻势,损害西德和北约的关系。如果西德左派利用形势上台,西德的中立化倾向将大为加强,西方将在短程导弹危机之后,面对在德国土地上产生的、新的、更大的政治危机。[18]

   戈尔巴乔夫等对外交“新思维”的运用,使美苏对欧洲事务主导权的竞争在新缓和背景下进入新阶段,呈现新形态。苏联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是要降低北约与华约的对抗,但保持两大集团政治界线,加强相互间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合作。苏联要借推行此倡议,使其与西欧的政治经济联系最大化,同时力促东欧实施苏式改革以保稳定。[19]为此,苏联努力推动“全欧进程”,呼吁以全欧集体安全体系取代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苏方为此大力推动苏美核裁军和欧洲常规裁军,降低对西方尤其是西欧的安全威胁,同时,苏联极为重视欧安会,将这一框架当作全欧安全体系的初级阶段。


三、戈尔巴乔夫“共同欧洲家园”构想的提出与发展

  

   “共同欧洲家园”概念并非戈尔巴乔夫首创。1972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为使法国总统蓬皮杜支持召开欧安会,使用过此说法。1981年,勃列日涅夫访问西德时也提过此说法。1984年底,戈尔巴乔夫率团访英,在对英国议会演讲时,又使用了这一概念,他说:“欧洲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不是军事行动的场所”。[20]此时,正值1980年代初“第二次冷战”高峰,重提这一说法,不免和降低两大集团在欧洲的军事对抗联系在一起。

   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不久,就宣称“苏联的外交政策兴趣不能再完全专注于美苏关系,西欧必须在苏联外交中处于首要位置。”[21]1985年10月,他访问法国,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用了“欧洲——我们共同的家园”这个说法。他还说:欧洲文明是一个整体,在追溯其共同渊源的时候,我越发强烈地感到集团矛盾的虚妄和“铁幕”观念的陈腐。[22]此时,“共同欧洲家园”概念的内涵尚不明确,只是领导人的宣示性用语。

   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其思想和前任还没有太大区别,他希望苏联与西欧关系恢复缓和态势,并以此离间美欧关系。[23]他访问法国并提出“共同欧洲家园”概念,是想迎合西欧民众对新冷战的厌恶,同时,想利用苏联与西欧关系进展,对美施压,迫使美国改变对裁军谈判的态度。但新冷战造成的国际氛围,使西欧怀疑苏方又是想借此在美欧间“打入楔子”,对其倡议反应冷淡。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不仅确有离间美欧的意图,他还想促使美军撤离欧洲。在东欧和西欧经济合作上,他也想排除美国的参与。[24]

   然而,法国并不认同苏联的裁军倡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核裁军谈判势头恢复。法国担忧,美苏为寻求合作会损害欧洲安全利益,因而不仅不愿将法国核力量纳入美苏核裁军谈判,还加强与西德的军事合作,试图推动西欧军事一体化。法方还一度设想对西德提供核保护,两国常规军事合作也有发展。[25]苏联对此都大为不安。因为如果在北约之外再出现新的西欧安全联盟,与苏联要推动的两大集团化入全欧集体安全体系是相违背的;法国核保护伞向西德延伸,和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月提出的“无核世界”倡议也相左。1988年,法国对苏联发动的中导条约宣传攻势采取敌对态度。苏方批评法国不肯让欧洲实现无核化,不愿配合美苏开启削减短程核导弹谈判,是要破坏美苏核裁军。苏联逐渐不再把对西欧外交目标寄托在法国身上,而是把重点转向西德。[26]不难看出,此时的“共同欧洲家园”概念仍含有苏联传统的反联盟战略考虑,反对西欧组建新军事集团,是苏方重要考量。

   在对法国逐渐失去兴趣的同时,苏联对美国在西欧的军事政治存在及对北约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说,“在当代世界的现实条件下,难以预期西方联盟会破裂。”苏联学者也认为,北约是能自我维系的结构,未来的“全欧进程”必须纳入美国。对于苏联极为担心的西欧军事一体化,他们认为,只有加强美国在西欧军事、政治存在的基础,才能抑制其发展,确保裁军谈判取得进展,并在快速变化的欧洲维护稳定。这些新的思考都进入了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使其呈现新面貌:不再试图驱美离欧,而是要使欧洲接纳苏联和东欧各国。[27]苏联决策层开始对反联盟战略作出重大修正。

   除战略和裁军问题外,苏联还从制度和文明角度重新认识西欧,希望对西欧的交往有利于苏联改革,西欧能与苏联相向而行,这也体现在“共同欧洲家园”的构想中。

   1987年3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为了改革,我们需要(欧洲)”。[28]4月,他在布拉格讲话时对“共同欧洲家园”进行了详细论述:根据新思维,苏联提出了“全欧大厦”的主张,它意味着属于不同社会制度和加入对立军事政治集团的国家有某种整体性……要研究东西欧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欧洲两部分一体化;要努力通过核裁军、常规裁军、建立军事互信等谈判,在欧洲推进缓和。[29]苏联要借裁军进程推动“全欧大厦”的建立,谋求和西欧经济一体化。新的对西欧外交和经济战略,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对欧洲的认同。

   戈尔巴乔夫等逐渐把与西欧交往看作苏联进行改革不可或缺的条件。实际上,西欧不仅是改革了的苏联的最重要伙伴,还日益被当作目的地。改革仅仅是使苏联回到欧洲的一种手段,苏联将会成为注重民主和人权的共同体的一员。戈尔巴乔夫多次说过,“我们(俄罗斯人)是欧洲人”。他成为苏联历史上把回归欧洲作为国家政策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30]

   苏联要回归的是摆脱了对抗状态的欧洲,为此,苏方在裁军、军事互信和经济关系等方面大力推动全欧合作。1986年,苏联在斯德哥尔摩互信与安全措施谈判中让步。依照协定,苏联必须与西方相互通报军事调动,这使苏联对西欧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苏方在美苏核裁军中让步,促成中导条约签署,在欧洲消除了一个等级的核武器。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苏方也一改此前不承认欧共体的态度,转而推动经互会和欧共体发展关系。1988年6月,两者达成了框架协议。[31]

1988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华沙参加华约峰会时发表讲话,对“欧洲大厦”和“全欧进程”的关系再行论述。他提出:第一,欧洲是东西方所有关系的前沿,要推动欧洲两部分发展稳定的伙伴关系。西欧一体化是西欧大陆稳定而主要的发展方向。在不远的将来,不仅在经济、政治方面,而且在军事结构方面都会产生一个西欧联盟。苏联东欧集团西边正出现一个有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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