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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重构中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国际担当

更新时间:2018-05-24 00:06:20
作者: 朱云汉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当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时。第一当经济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第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3、“镶嵌自由主义”有效维护了二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逻辑,确实可以套用解释1946-1971年美国在国际秩序重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世界出现了权力真空,美国迎来了重新塑造世界的契机,由此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多边体系。鉴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惨痛教训,在美国的引导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即以国内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护需求之间的矛盾。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主流,各国普遍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等政策,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和跨国劳动力流动。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

   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安全、维和、贸易、货币、金融、运输、通讯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层空间等。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战争不再是通行的国家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国际法不再承认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将集体予以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出面干预。这一新秩序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尽管有冷战与局部代理战争,但没有爆发全面性战争,美国也趁机极力向外推广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

   4、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严重不公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开始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蚀社会阶级间的力量均衡,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时开始逐渐累积力量。首先,过去三十年里,许多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变成政治的侏儒,放任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里的垄断行为,最终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严重不均,也动摇了自由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跨国资本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压缩工会权力、放宽劳动条件,全面减税、厉行财政平衡,长期执行紧缩政策、倒逼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减缩等等。其次,金融市场本身变成创造巨额短期暴利的来源,大量资本被吸纳进虚拟经济,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衍生性金融产品,最终导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概括来说,美国根据新自由主义蓝图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成为全球权力行使主体,他们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有能力影响各国的法律、政策与国际规则。

  

四、超越西方思维的框限,寻找突破困境的新途


   1、“金德尔伯格陷阱”是西方中心思维的产物。中国既要重视“金德尔伯格陷阱”中的客观分析和警示作用,又要看清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学者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维护国家利益立场。尤其当美国处在逆势和困境的时候,其本位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变得越来越明显。霸权稳定论其实是在为美国唯一超强地位做背书,其叙事也是为西方中心秩序的合法性与普世性提供理论基础。但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悖论,掩盖了很多问题。比如,自由贸易体系也长期存在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与支配宰制关系;再比如,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在西方中心秩序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各种遗留问题,这些他们都避而不谈。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兴起抱持一种悲观的论断,认为非西方世界缺乏相应的文化、法治的根基和传统,如果西方国家不主导,这个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而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的许多预测都是在这个逻辑上推演的。他们着重强调如果美国不再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那也没有国家会提供,接下来就会出现1929年前后全面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时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忽略其在全球重组和全球治理改革里起到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眼中,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公平,也出现不可持续的危机,亟需改革。在2015年举办的“纪念亚非会议60周年”的亚非领导人峰会上,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就表达了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共同心声和期望——“60年后,虽然国际环境发生巨变,但基于公正、平等、和谐、繁荣的世界新文明的共同梦想仍未实现。亚非国家需要继续团结起来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新秩序”;“一些国家不愿意正视世界已经改变的现实,那些认为世界经济问题只能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解决的观点已经过时”。当只占全世界人口20%的富裕国家使用了70%的全球资源;当北半球国家的人们享受超级富豪般的生活,而南半球尚有十二亿人在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金的贫困中挣扎;当一群富裕国家认为他们可以使用武力改变世界,而联合国却完全无能为力……人们已无法再对全球不公视而不见。即使西方国家没有爆发反全球化浪潮,非西方国家也会要求修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以及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2、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和两面性。如果我们跳出西方中心的视角,我们对美国霸权的本质可以看得比较清晰而全面。其中至少包含以下四个角度:

   一是美国仅提供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内利益结构的领导角色,而并非从全球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早已存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既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风险与生态危机管理的需要,也无法有效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需求。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类全球议题,美国最积极回应的就是反恐等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关切的领域,而在移民、气候变化、科技变革,企业垄断等领域,都未推动形成有效的全球层面的管理机制。

   二是美国利用霸权地位带头破坏规则和秩序。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遵守规则”,在各合作领域成立多边机制、制订规范与程序,以此来设定各国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协调行动、解决争端。作为领导者,不仅应带头创立规则,也需承担维护规则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主要责任。但现实情况是,美国常将自身霸权利益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因此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巩固,而美国常常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破坏者,时不时抛出美国例外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肆意曲解国际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带头创立的多边体制中,美国常常是第一个任性的违反者。同时这个秩序也从来没有真正覆盖全球,既不能覆盖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团,也无法覆盖主张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中国家。

   三是美国霸权本身就是秩序的不稳定之源。美国既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比如,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推动的军事干预政策和偏颇的中东政策,彻底搅乱西亚与北非地区,致使一片生灵涂炭;在许多地区肆意操纵所谓的军事平衡,挑拨领土争端,加深许多国家的安全困局,激发区域性军备竞赛;比如,从九十年代开始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放任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此外,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把美国大药厂的利润看得比人命还重要。

   四是美国长期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创设。当前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阻止特别提款权(SDR)的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长期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长期拖延世界银行增资提议;长期拒绝承认全球变暖问题,等等。所有其他国家带头推动的治理机制改革或国际规范创设,美国都消极对待或抵制,除非享受特殊待遇。

   3、美国逐渐“退位”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过去三十多年里,由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质量欠佳的状态。全球治理机制早已严重落后于全球化进程及科技发展带来的利益协调分配、社会风险管控等议题,亟需在全球层面进行有效响应。比如,巨型跨国企业对市场的扭曲与垄断以及对基本社会责任的回避;虚拟投机交易的系统性风险和受金融资本凌驾的实体经济;人口爆炸带来的粮食、水资源、疾病、生态等挑战与基本需求保障;网络时代安全、隐私、监控与道德风险等问题。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而这些全球性议题绝非单一国家层级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应对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五、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担当


   1、中国有机会开创崭新的世界领导者模式。一是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巨大能量,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二是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领导的治理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机构基本上不被跨国资本与军工利益集团掌控;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国家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三是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依然丰沛,意识形态包袱相对较轻,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四是中国的社会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于弱小者的扶持责任。

2、中国已经在提供可观的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搭建了全方位的多边或区域性的协商平台以及配套的政策对接和协调机制,有的具有潜在能量,有的已经发挥很明显的作用。一是应对区域金融风暴的紧急换汇机制,中国通过与周边国家组建相关的多边机制,有效防范了国际金融大鳄恶意炒作的风险,保障了地区各国的金融安全与汇率稳定。二是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基金等。三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提供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四是全球通讯与导航领域,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5G标准、推动全球IPv6根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讯系统等。五是能源与金融交易结算机制,包括发行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准备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可转换成黄金的原油期货合约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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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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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和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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