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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宇:走出学院:一种反省与自觉

——论广州时期鲁迅的思想轨迹及其意义

更新时间:2018-05-23 00:50:06
作者: 张洁宇  

   内容提要:广州时期是鲁迅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一个时期,此时的鲁迅虽然在写作上相对“低产”,却在思想上产生重要变化。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的经历使他更为深入地观察和反思学院知识分子的使命与立场问题,同时也以新的角度思考在“大革命时代”和半殖民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鲁迅最终以离开广州、走出学院,拒绝当教授、学者,不作书斋里的专门家的决绝姿态做出选择,走向独立思想、自由写作、深度介入现实的上海十年。

  

   1927年1月至10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这短短不足九个月的时间被称为他的“广州时期”。广州时期虽短,却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留下很多话题,更蕴蓄了鲁迅思想的转变。

   广州时期的鲁迅是“低产”的,从写作的角度说,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相对的“沉默期”。这期间仅有的一些文字,除书信外,多为翻译或编纂整理旧稿的附记和序跋,此外还有若干讲演的记录。这个“产量”,无论与其前其后的北京或上海时期相比,都不可相提并论。但显然,这样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是悠闲或懒散的,恰恰相反,广州时期的鲁迅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处于某种“高运转”状态。从书信、日记等材料可以看到,鲁迅的观察与思考不仅没有变得迟缓或停顿,甚至还变得更加敏锐、激烈,他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同时由于生活方面的漂泊感,他的心态全无文学家的余裕,反而处于一种高度精警的状态。换句话说,即便是沉默,这也是一种紧绷的沉默,反不似某些高产时期的松弛、舒展,而更像是蕴积着某种力量的调整或酝酿期。

  

一、沉默中的深省


   鲁迅于1927年1月16日乘船“午发厦门”,18日午后“抵黄浦(埔)”。在厦门停留了四个月的时间,离原先“少则一年,多则两年”①的计划差得很远。个中原因,他自己的解释是和厦门大学校长及个别教授的冲突,也有研究者认为是为了早日与许广平会合。总之,厦门的四个月是让鲁迅倍感孤独、幻灭的一段时间,因而,及早离去、换个环境,且与思念的人相聚,当是他提前赴穗的原因。

   在从厦门到广州的船上,鲁迅给《语丝》同人李小峰写了一封长信。在信的末尾,他说:“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我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②这段话里的无奈与沉重,是他离开厦门时的心情,也是离京南下前后整体心境的延续。可见,在厦门的一百多个日夜,不仅没有使鲁迅从一种“冲突”的状态中得到解脱,反而愈发令他沉重、愤怒乃至于幻灭了。

   这种沉重和幻灭的情形,到了广州依然未得好转。可以说,在鲁迅的经历中,闽、粤之行连成了一个阶段,他在这里经历了人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转折:在亲身经历了学院政治,做了一回(两任)大学教授之后,鲁迅对教育界的全部希望真正幻灭了,从离开教育部到逃离大学,他彻底远离了以学院为核心的教育界。可以说,在日本的那次“弃医从文”之后,这一回,他“弃教从文”,最终走向了上海十年的独立思想家和自由撰稿人阶段。

   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职,并非鲁迅的第一份教职。不算早年在杭州、绍兴的中学任教经历,至少还有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的各种高校兼职,尤其是在女师大兼职期间,他深深介入到学生与校方的斗争之中,完全不同于只按钟点任课的兼职教师。但即便如此,真正全职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还是在厦门大学开始的。选择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区、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鲁迅的本意大概也是希望找一个不“热闹”的地方,远离京城的“教授圈”,以便做些切实的事情。所以最初,他的设想是“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③。许广平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蓄一点必需的钱。”④但事实并不如他的想象,这在他到达的第三天就明白了:“今稍观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⑤厦大的校长和教授们并不能在思想上与鲁迅达成共鸣和交流:校长主张尊孔复古,学生被要求用文言写作,每周的周会依然“之乎者也”,并且还要在孔子诞辰举办“恭祝圣诞”的盛会。此外,所谓的校董制决定了谁有钱谁就有发言权,这些都让鲁迅倍感失望和无奈。同时,学院内部也是一样的保守、僵化,且对“现代评论派”名流多有追随、奉承,这更令早与此派分道扬镳的鲁迅感到隔膜和难受。以至于鲁迅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感慨:“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⑥

   离开厦大前往广州,中山大学的苦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四一五”之后,“被血吓得目瞪口呆”⑦,目睹青年的牺牲、革命内部的背叛,鲁迅不断表示出难以言说的沉痛,诸如“时大夜弥天”⑧、“虽生之日,犹死之年”⑨之类的表达处处可见。这种愈加深重的痛苦一直伴随着他在广州的日夜,但也正是这种不同于北京时期的别样的孤独与苦闷,促使鲁迅继续着他对时代、革命、新文化,以及知识阵营的进一步观察与思考。

   从身心俱惫想换个环境做点儿实事的初衷,到“不能写,无从写”⑩的现实所迫,鲁迅的“沉默”也因为经历了太多事情而发生了质的改变。换句话说,有意转移注意力的“沉默”和“无话可说”的“沉默”是不同的,这也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11)

   如果说,在厦门大学只是感到了学院政治的复杂、无聊和与学者之间的隔阂,那么到了广州,则还要加上对学院之外的政治环境和革命局势的失望。离闽赴粤,鲁迅显然对广州这个“革命策源地”还是抱有期待的。从北京到厦门,一路的失望,大概希望在广州能有所改观,以至于他在离开厦门前夕受邀到中山中学演讲时,还直截了当地说:“我到中山大学去,不止为了教书,也是为了革命,为了要做‘更有益于社会’的工作。”(12)但事与愿违,没过多少天,就在中大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他已经说出这样的话:“到广州来不过一礼拜……我以为广东还是一个旧社会,跟其它的旧的社会,并没有两样。新的气象,不大见得。”(13)后来他在《在钟楼上(夜记之二)》也回顾说:“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14)

   因此,在广州的沉默期,虽然许寿裳看到鲁迅“潜心写作”、“手不停挥”,但其实他所做的主要是“修订和重钞《小约翰》的译稿,编订《朝花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15)。这一方面是心灵重创后的自我治疗,就像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所说的:“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16)同时,做这些工作仿佛也是在对以往的写作做一个了断,这其中蕴蓄着某种转变,也酝酿着新的出发。

   一边从事旧文的清理,一边在沉默中思考和选择,鲁迅对朋友说:“我这十个月中,屡次升沉,看看人情世态,有趣极了。我现已编好两部旧稿,整理出一部译的小说。此刻正在译一点日本人的论文……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17)在挣扎中带伤起身,在犹疑中逐步坚定,这是鲁迅一贯的姿态,这个过程纵然痛苦却积蓄着力量。正如他在译作《小约翰》的引言中说的:“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蜑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18)

   闽、粤之行,用许寿裳的话说:“他的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创痛的。”(19)但纵已节节败退,鲁迅却未尝沦亡,甚至,在对“败退”的反省和思考中,他已渐渐找定新的方向。因而,仅仅注意到鲁迅的沉默是不够的,必须追问这沉默的缘由,以及探索其思想“变迁的径路”,看看在这充实的沉默中,他的思想深处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离开广州,走出学院

  

   鲁迅离开广州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许寿裳说起过,“四一五”当天,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回来一语不发”,就“料想他快要辞职了”(20)。默契的老友当然明白鲁迅当时的绝望和痛苦,他看到鲁迅在对“灰色的”“革命策源地”失望后,更被反革命的背叛所激怒,其心情与一年前离京南下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我看来,“四一五”并不是促使鲁迅离开广州的全部原因。“恐怖”更像是一种修辞,如果真的畏惧,鲁迅不会走向更“前方”的上海。鲁迅的离开是出于失望,而这失望,也不仅是对于广州,更是对于大学。

   鲁迅在广州时期对革命的失望和反思一直倍受研究者的关注和讨论,他的离开与“大革命”前夕思想界、政治界的关联也已得到充分的讨论,本文的讨论更侧重于他对大学及学院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上。事实上,这同样是他决定离开广州的重要原因。

   鲁迅对教育界和知识分子阵营内部的失望和反思一直与他对革命的反思密切相关,这是他一贯的方式,即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思考问题,决不流于空洞,也从不作事不关己之态。因而,在厦大和中大的所见、所闻与所感,于他,都转化为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问题。他最终的辞职而去,并打定主意到上海决不再涉足“政、教两界”(21),也就是他对广州时期的一切问题做出的实际回答。可以说,他不仅是逃离广州,同时更是彻底脱离了教育界及大学,这本身就体现着其思想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如果说在北京与“正人君子”们的分歧,让鲁迅做出了拒入“艺术之宫”、不去“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22)的决定,这还应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文学立场和写作趣味的选择,那么在离开广州、与学院决裂之际,问题就已经由“怎么写”上升为“怎么活”的大问题。

   在广州期间,鲁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23)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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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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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 2017 (11)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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