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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飞宇:约翰·奥尼尔及其“野性社会学”

更新时间:2018-05-19 14:03:25
作者: 孙飞宇  

  

   在关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权威叙事例如《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指南》中,约翰·奥尼尔(JohnO'Neill)作为两个传统的交集颇为引人瞩目。一方面,他被视为现象学社会学传统之中在舒茨(Alfred Schütz)与古尔维奇(A.Gurwitsch)之后的四个新晋代表人物之一(1);而另外一方面,他又因为自己在1980年代以来的《身体五态》(2)以及《沟通性身体》(3)等代表作品,而被视为身体理论的开创者之一(4)。不过,通过对于其工作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这两种对于奥尼尔之研究的“权威界定”可能都忽略了其学术工作的真正起点与内在理路。本文试图从奥尼尔的早期工作出发,通过对其“野性社会学”之主张的阐释,提供理解其后期学术实践的入手点。本文认为,这一学术主张与实践的努力,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颇有启发意义。

  

   一、约翰·奥尼尔其人

   奥尼尔于1932年生于伦敦郊区。1952年至1955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学习社会学专业,1955年至1956年在芝加哥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政治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从1957年到1962年,奥尼尔在斯坦福大学的社会思想史中心(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跟随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ul Baran)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的研究,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论社会科学哲学》(Marxism and Scientism: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奥尼尔前往古巴工作了一年,随后前往多伦多,加入了C.B.麦克弗森(C.B.McPherson)的团队,与他一同创建了位于多伦多市郊的格林顿学院(Glendon College),也就是现在的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前身,从此居住在多伦多,工作与生活至今。在这期间,除了从事其影响越来越广泛的社会理论工作之外,他还参与创建了约克大学的社会学系与“社会与政治思想”(SPT,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这一跨学科研究中心,为北美社会学界培养出了许多理论人才,诸如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托马斯·肯普(Thomas Kemple)、德克萨斯大学的本·阿格尔(Ben Agger)等北美理论界的代表学者都曾是他的博士生。

   就其工作而言,托马斯·威尔森(H.T.Wilson)曾经将奥尼尔的工作总结为四个面向(5)。首先是翻译工作。奥尼尔曾将法语学界中许多重要的工作从法语翻译到英语学界,这其中的代表是对于梅洛·庞蒂的翻译与引介,如The Proseof the World(1973),以及对于让·希波利特(JeanHyppolite)的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等著作的翻译。其次是对于法语和英语学界中大量文献的编辑与整理工作。奥尼尔长期担任许多学术期刊的编委,如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Body andSociety;European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The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The Human Context等在欧美学界的重要期刊;此外,他还是其他大量文集如Mod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Phenomenology,Language and Sociology:Selected Essays of Maurice Merleau-Ponty;Freud and the Passions的编者。威尔森所总结的奥尼尔的第三个面向是杰出的散文作家——主要是指在其工作中所受到蒙田(Montaigne)的影响。作为一位蒙田散文的热爱者与研究者,奥尼尔相关的代表作品是1982年出版的《书写蒙田:一项关于写作与阅读的文艺复兴制度研究》(6)。不过我认为,蒙田对于奥尼尔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他几乎所有学术作品的写作风格方面,都具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散文体写作风格,既有饱满的激情与想象力,又不失带有古典风格的优雅与磅礴大气。第四个面向的奥尼尔则最终还是一位社会理论作家。这四个面向是互为一体的,很难区分出彼此。在其中,奥尼尔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蒙田的散文写作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奥尼尔一共出版了32部著作与数百篇研究论文。从早期被视为现象学社会学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到后来被视为身体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以及在此期间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持续反思与实践,直至在过去二十年间的重返经典的工作,他的勤奋与不懈努力使得他在每个时期都能够做到在紧紧把握住时代核心问题的视野下既开风气之先,同时又能有意识地继承与发展传统。

  

   二、从野性社会学到作为贴身行当的社会学

   奥尼尔对于时代核心问题的把握与传统的继承发扬,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北美社会学界整体转向的敏锐感知与回应。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纪老人”,奥尼尔亲身经历了在北美社会学界以《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期刊》等代表性学术期刊在写作体例与研究风格方面的巨大转变,意识到了这一转变所代表的巨大的现代性潮流,并借助于既有的经典理论资源及其发展来应对这一转变,提出了野性社会学的鲜明主张。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曾经在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初期跟随奥尼尔攻读博士的美国社会学家本·阿格尔(Ben Agger),如此回忆了他在跟随奥尼尔读书时所经历的这段历史:

   “到197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胀、能源危机和实际收入下降(这是大萧条以来的第一次),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大学迅猛扩张的步伐放缓,甚至开始收缩。在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社会学也经历了机构收缩,公共合法性下降……美国社会学对此的回应是成为一块数学化的领域,消除随笔风格、思辨风格的社会学。而这曾经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门学科的特点。

   ……期刊中的修辞转换、散文体和理论阐述视角……被定量方法和强制性的数据显示所取代……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理论,也就是把握社会总体性的那些宏大叙事,被默顿所谓的中层理论或‘专门理论’所取代,比如犯罪理论、家庭理论、迁移理论、自杀理论、社会运动理论,等等。理论被化简为文章开头的文献综述部分,化简为社会交换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之类的中层视角,而这两种理论都闪现着科学的光泽,也都可以建立数学模型。”(7)

   北美社会学在学科史上的巨大转变,不仅仅体现在了社会与政治现实对于社会学的要求以及社会学领域的回应,甚至还影响到了大学之中的教育与有意识的学科化建设。在这种学科整体大转折的背景下,作为一名社会学的教授,奥尼尔坚定地站在了重返经典的一方,不惜因此而成为社会学的“化外之民”,坚持将自己的理论工作放置于更为广泛的西方思想史传统之中,如哲学与文学艺术的传统,并坚持运用一种散文体的写作风格,明确主张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要关心人类与社会疾苦,直面生活,反对方法论至上主义,同时坚持将学术写作视为一种在人类文明历史中自有其传统的文学艺术创作——无论这一风格在社会学界是否越来越显得桀骜不驯,甚或野性十足。终其一生,奥尼尔在写作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思考方式、写作方法与文明意义上的宏大视域,都与这一理念有关。

   这一研究主张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欧洲大陆哲学在20世纪的新进展。在其代表性作品《身体五态》的2009年新修版之中,奥尼尔如此简要回顾了他自己在1960年代开始其学术生涯的背景、动机与思想资源:“我自己的身体研究的直接背景,就是在美加边境上体验到的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当时我们正在通过欧陆的现象学、解释学和批判理论来重新审视社会科学,而这里发生的诸般事件,似乎既在对这样的社会科学构成挑战,又在为它大唱赞歌。同时我认为,依然有必要保留经典的秩序问题的那些宏大视角,从宇宙论的社会,到犹太—基督教的社会,并融入标志着现代性及其后果的工作、消费、生死等方面的工业化秩序之中。”(8)

   在1975年出版的早期作品《整合意义:野性社会学引介》(Making Sense Together:An Introduction to Wild Sociology)一书中,奥尼尔对于他自己的工作以及就社会学本身所提出的要求,更为鲜明地表明了这一宏大的视角是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自然态度里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人们在工作之中真正所做之事是什么,当他们在观看的时候,是如何感知的,他们在何种意义上需要钢铁、大理石或面包;以及这一切是如何变形进入日常生活、进入我们之间最为简单的交换之中的,是如何变形进入家庭、爱恋、恐惧、焦虑以及残暴之中的,是如何变形进入斗争与和解之中的。”(9)

   与米尔斯在为人熟知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于美国社会学的几个批评不同的是,奥尼尔所主张的社会学研究更具有欧陆哲学与文学的色彩。他首先将社会学研究视为一种文体。这种研究性文体,可以被看作某种呈现与提交、某种开始、某种照面。在提交的同时,需要关注提交的基础。提交并不意味着对于作为其基础的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的断裂,尽管这同时必然意味着某种乡愁(nostalgia)与理念的开始。然而,野性社会学的温柔之处,就在于它会环顾四周,发现那些不言而喻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存在之现象。这是一种同时将自身安置于生活世界之中的、诗意的栖居——尽管这一栖居绝非意味着对于那些爱欲、忧愁以及苦难的无视,而是恰恰相反,置于世界之中,就意味着要用整体性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本身,关注行动者的生死爱欲,恩义情仇,及其“建筑世界”(world-building)的过程。野性的社会学绝不愿意牺牲自己,而换回某种“合理的”、去身体化与去世界化的思考方式,因为后者尽管可能会获得某些在现代性制度中的发展前景,然而却往往对于最值得被注视之事件,熟视无睹。在这个意义上,奥尼尔所主张的野性社会学毋宁说就是社会学的应有之义。

   其次,奥尼尔将野性社会学视为一种日常的自我培育而非仅仅是一门职业。日益科学化和专门化的社会学,本身即要求其研究与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严格区分。然而奥尼尔主张的这一培育恰好相反,要求作者本人与其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要求作者受惠于“我们所居于其间的场景:街道上,集会里,劳动时,路途中,还有各种习俗与传统”(10)。所以野性社会学既是一门关于自身的科学,同时又是一种自我培育的路径。在奥尼尔看来,知识无法与道德相分离。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并非一个价值中立的存在,这正是野性社会学作为自我培育之手段的可能性所在。通过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伟大之处,而将研究“操持”成为一种自我提升之道。原因在于,“最简单的心灵,同时必然最为渊博,因为他/她知道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各类事物,与不同的人打交道”(11)。

   奥尼尔坚信,野性的社会学的这一特征,绝不会减弱其社会学性质的力量。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反而在科学化的道路上遗忘得太多,诚如胡塞尔所言,这正是现代科学的危机。所以,奥尼尔要在上述美国社会学的大背景下,提出野性社会学的主张。这一主张是:

“用社会学的方式去思考,就意味着讨论一个我们久已回答的问题:彼此截然不同的人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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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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