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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大包干”政策过程:从“一刀切”到“切三刀”

更新时间:2018-05-18 17:42:19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他要在中央文件中为安徽的突破创造政策环境。可见,当万里还是省级领导人时,不仅在地方直接支持包产到户,也在中央层面代表包产到户正式发出声音。

   1979年12月11日,农委副主任杜润生给农村宣传界做报告,介绍农业工作的成绩、困难和努力方向,也谈了包产到户问题。杜润生说:“上半年争论包产到组,看来群众自发推广,有的省领导同志支持,群众自己搞起来了。中央的方针,既然有效就可以搞几亩,当然其他形式也都有增产。有的生产队太大,包到组实际恢复公社时代。但不提倡成为一级核算制,也不提倡包到户。中央写了‘不要’,原为 ‘不许’,轻一点,‘不要’不等于提倡,更不能提倡单干。”[6]杜润生在这里讲得相当清楚。

   (四) 国家农委文件

   梳理早期包产到户的政策过程,还必须提到一个重要文件,即:1980年3月6日国家农委发出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这个文件坚持了1979年中央31号文件原则。指出:“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就全局来说,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7]略微的小调整是,讲可以包产到户的条件时加了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

   这是国家农委起草的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责任的政策文件。“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是经过充分准备后召开的。会议召开的初衷,是解决前一段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高层认为,避免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办好人民公社,而办好人民公社的关键是加强经营管理。1979年下半年,根据副总理王任重的指示,杜润生主持了几次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并决定在人民公社机构中增设经营管理站。这就是通常所谓人民公社“七站八所”中“经管站”的来由。

   1980年1月12到2月2日,国家农委召开了这次会议。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会议并负责起草会议纪要。会上,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支持者仍然主要来自安徽的与会者。按照高层领导原来设想,这个会议本来要产生一个中央文件,但会上出现了异常情况。在会议结束前的汇报会上,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王任重等都表示不赞成包产到户,在华国锋请邓小平讲话时,邓小平以没有考虑好为理由不表态,避开包产到户,转而谈了小康发展目标问题。这显示了高层意见的不一致。所以,会议纪要只能作为农委文件发,没有作为中央文件发。从各省情况看,对于这次会议精神各有取舍。在安徽,农委主任周曰礼曾请示万里会议如何传达,万里回答:“算了吧,我们省农业会议刚开过,下面正在执行,你这个会议精神与我们省委会议精神不一致”[8]。此前,在1月11日安徽省委农业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万里已经代表省委表态,认可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即所谓“报上了户口”。从这里可以看到万里在改革中的政治勇气,当中央会议精神与省委会议精神不一致时,他居然决定不予传达。

   1980年3月,杜润生在《农村工作通讯》第3期发表文章,谈加强人民公社管理问题。文章指出:“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有人说,既然副业可以包,为什么大田不可以包?道理就是因为,大田是主要作物,主要产量,主要收入,是农村经济的主导部分。把这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巩固住,才能有条件地利用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如果这部分也滑到个体经济,那就全面成为个体经济了。”“既然已经包产到户,就和真正的集体分工协作前提下的责任制不一样了,只要领导稍微放松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就会促使它滑到单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冲破集体不可。”文章进而指出:“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上去,改变生产条件,实现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营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9]

   1980年3月农委文件,依然坚持了四中全会的“不许分田单干” “不要包产到户”原则,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反对态度变得温和,对于已经采取了包产到户的地方,表现出了明显宽容:“至于极少数集体经济长期办得不好、群众生活很困难,自发包产到户的,应当热情帮助搞好生产,积极引导他们努力保持、并且逐步增加统一经营的内容,不要硬性扭转,与群众对立,搞得既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没有个体积极性,生产反而下降。更不可搞批评斗争。” [10]但从根本上讲,这个文件对于包产到户的否定精神没有变。

   但是,变化在此时开始出现。1980年3月,万里从安徽调任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用万里的话说,出现了“春夏之交的激烈斗争”;同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听取胡乔木、邓力群汇报时谈了包产到户问题;同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中央文件,即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新文件为包产到户开启了一个小通道。至此,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规定从“一刀切”进入“切两刀”的新阶段。

  

   二(中篇)

   “切两刀”:贫困地区、一般地区

   “切两刀”政策是指:1980年9月中央75号文件,做出了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新规定,即贫困地区可以搞,一般地区不要搞。

   (一)“切两刀”政策规定

   75号文件主题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可以说,这个文件是专门解决包产到户问题的。

   这个文件先解释做出规定的必要性:“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于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

   随后,文件指出,特定贫困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一般地区不要搞。具体表述是:“在那些偏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独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者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这些地方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1]

   75号文件明确规定,可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是所谓“三靠地方”,也可以说是不得温饱的地方。至于在地方上,具体“三靠”生产队准确划分,文件指出:“上述不同地区如何划分?由各省市自治区认真调查研究,按当地社队的状况确定”。[12]按照国家农委内部估算,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五十元为标准,文件起草时(1980年9月)可以包产到户的贫困地区是大约1亿人口。

   为什么只能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75号文件做了专门解释,有发展方向的原因,也有现实条件的原因。文件的表述是:“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目标。它具有个体经济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这是二十多年来农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现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的方向已经为广大农民所认识和拥护”,“在我国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托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13]。这是当时高层内部的主流判断。但是,万里作为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开始就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他后来在内部会议上说:“75号文件有些地方为左的东西撑腰,被左的东西利用。”

   75号文件关于“切两刀”规定,也表现出了宽容和妥协。文件指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然后根据情况的发展和群众的要求,因势利导,运用各种过渡形式进一步组织起来”。但同时,文件也表示不应该只用包产到户解决困难社队问题, 指出:“一部分地区长期困难和一部分社队没有办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要限于用一种办法去解决。”

   1980年75号文件也是一个会议纪要,即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这个会议是万里向胡耀邦建议召开的,主要讨论农业责任制问题。会议从9月14日到22日,开了9天。围绕包产到户问题,会议爆发了激烈争论,有文章概括为“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最后形成了这个充满妥协性的文件。首先需要指出,这个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贫困地方可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突破了1979年31号文件的一般性规定,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这是一个深刻转折。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在这个文件中,针锋相对的两种政策意见都得到了反映,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可以从文件中找到依据。万里后来说,“这个文件是妥协的结果”。在文件出台后,万里曾经向胡耀邦表达对这个文件的不满意,说自己很着急,胡耀邦安慰他:“有进步就好,你的着急我很理解,但只能慢慢地着急”[14]。如果说,1979年31号文件,是反对意见依然稳居上风,那么,1980年75号文件,则可以说是正反两种意见平分秋色,即在特点条件下包产到户得到许可,在政治上、理论上依然被否定。这显示了改革决策过程的复杂性。

   (二)邓小平谈话与“切两刀”

   直观地看,75号文件的进步是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座谈会的结果。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邓小平1980年四五月间的谈话,特别是5月31日谈话。

   1980年上半年,邓小平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谈话有两次。第一次是4月2日,在当年的计划会议前,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长期规划问题。副总理兼计委主任姚依林汇报说,一些省份农民生活困难,中央要调给很多粮食,成为国家负担,这些地区的政策可搞得宽一些,索性实行包产到户,减轻国家包袱。邓小平表示,赞成在这类地区放宽政策,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邓小平还说,“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随后,邓小平在计划会上讲话指出:“甘肃、内蒙、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农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应当实行“包产到户”。[15]

   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的再一次谈话是在5月31日。这是听取胡乔木、邓力群汇报宣传理论工作时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然后,邓小平针对当时的争论谈了看法:“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为什么不必担心呢?邓小平说:“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邓小平进一步展开:“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16]。仔细解读邓小平的这些话,可以理解为他高度评价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但依然肯定生产队,肯定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不仅总方向是集体经济,而且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地方,还要坚持生产队的主体地位,由生产队来保证集体经济的性质。实际上,包产到户后来的发展迅速而彻底地瓦解了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

关于邓小平这次谈话的作用,万里晚年说得相当客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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