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曼菱:穷上大学

更新时间:2018-05-15 13:44:02
作者: 张曼菱  

   新年晚会,我登台唱云南民歌,就是这副打扮。当时中文系的吕书记说:“张曼菱,罗曼蒂克!”好笑的是,唱完民歌去图书馆,就有不相识的男士给我让座,说:“你唱得好。”多愉快!

   上课去,我提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买菜用的一只尼龙花兜。在阶梯教室里,我爱坐最后一排。因为下课时我好从后窗跳出,抢先进入饭堂。有一次刚跳到地上,抬起头来,面前就站着系主任。他说:“你不怕摔伤吗?”我说:“这不到三米。”

   女同学中,也有戴梅花表,穿呢大衣,足蹬高腰皮靴,肩挎皮书包的,我的另一位舍友悦就是奢华型的。但我们同宿舍四年,只要能相互欣赏,也不见得就不和谐。她现在在美国,来电话还常说想我呢。

   个性才是重要的。

   在大学里,我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无忧无虑,天不怕地不怕的潮流型女大学生的形象,也曾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虽说是“高龄大学生”,这个大学却上得很过瘾。几乎没有我不到场的戏。好像是盼望已久的宴席,什么都要吃遍。我自谓是:把大学“上了个透”。我活跃在新年晚会上,溜冰场上,在那些刚开禁的周末舞会上。而最宏观的一幕,便是我参加第一次竞选人民代表。我举办了一轮轮的讲演,大谈女性的“东方美”,应对各种纷纷纭纭的挑战。这使我的个性充分展现,一时引人注目。

   曾有些不了解的人猜我是“高干子女”。可见我一点也不“漏怯”,没穷气。

   不止一次,有人问我,你爸爸是谁?我说,我爸爸是无名布衣。我是寒门之女。有一次班上女生们聚在一桌吃饭。有人提议:“祝某某的父亲健康。”那是一位官员。我也举起杯说:“为我们其他人的无名的父亲,也包括我的父亲干一杯!我们无福借助他们的名气,但愿父亲因为有我们而有名吧。”

   入学不久,陈荒煤推荐我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所得稿费十元,我就用它投资,和经济系的老乡马军办了一份小报《思索》。创刊号上,是马军的同学画的一个光屁股的婴儿,表示思索的生机。小报张贴在北大有名的大饭厅和三角地布告栏上,投入了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我们那时真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啊!

   当时,我与荒煤互称为友而通信。他关心我的成长,也想获得一些年轻人的信息。中国文化部的长信封,每次送来都很显眼,也引起一些妒意和说法,诸如:“人家毕业不用愁了。”

   其实,荒煤早在云南看了我《评红楼梦驳李希凡》的文章,就写过信给我的。我气盛之下,干脆不和老先生通信了。一直到我在《当代》发表了小说,才寄去给他,他很高兴。我却说:“我可不是靠你发表的。”荒煤老一直到临终,都在担心我的任性,担忧我会得罪人。

   人穷志不穷,“穷且不堕青云之志”。打开天地就不穷,广交师友就不穷。

   每到周末,我“周游六国”,就是到哲学系数学系历史系地理系去聊天吹牛。在许多系我都有着有趣的朋友。现在北大著名的历史学者闫步克,也是那时常进行边缘交流的一位良友。记得我们曾想过合作写“竹林七贤”。已故世的清史专家许大龄先生家和法律专家李志敏先生家,是我周日常去的。

   在我参加竞选的风云年头,东方文化大师季羡林在看了我的竞选宣言后,让他的秘书找我去见了面。从此,季先生与我成为忘年之交。

   二年级后,寂寞冷落的局面已被打破。每逢节日里,同学同乡间邀请甚众。只听见来往的脚步声,很多都是冲着我们这间宿舍来的。有一天晚上,我们三个舍友去跳了舞回来,水漫金山,屋里的鞋都飘了起来。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是隔壁有人抬了一盆水从我们的门缝里泼进去的。据说当场旁边的女生都感痛快。我听了也觉得痛快。大家摆平了好。

   这时,我们宿舍三友已经是引人羡慕的一伙了,还谈什么“穷”?

   当然,我依然自己做裙子,并且帮同学做。床上常堆满布料。我自己设计的样式,人家看见了很欣赏,过几天就把布料送来了。我还帮人理发。上课时来不及打扫,有时就一身碎头发。这都是当知青时学会的本事。

   时代正进入一个文化复兴。十多年来中国人在图书上那一片可怕的空白,正在短期内得到迅猛的填补。大学里买书成潮。三角地带的书摊边,总是一种围攻之势。每天同学们都在为买书得意着和遗憾着。我却独在局外。基本上没买什么书。用我这点生活费去和那个图书狂潮拼?我拼不起。我还想看点电影和戏剧。每逢考试要吃一顿好的。我在心里说,书决不会转瞬即逝的。

   毕业的时候,男同学来帮我捆行李。只有一纸箱讲义。人家都是十来箱书。我心里说,他们能装一个琳琅满目的书房,但不见得他们能用得上。因为买的时候,连自己有什么专业趋向都不明白。我上大学的目的,不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信息传声筒或是资料馆。我认为,关键是思维训练和专长的成熟。最好是能在大学就看清自己的路。带着一个新的自己出去,而不是带着什么身外之物。

   当时,不买书有点受歧视之感。我就哂笑说,没钱买书,以后找男朋友,就找一个有书的,看他的,就不用买了。我真的谈了一个社科院的男朋友,是他说过,叫我别买书了。没想到,我在宿舍里发表过的这一番高论,到我“竞选”时,也成了攻击我的一条材料,堂然写在大字报上。不过大家看了都发笑。

   我在大学时代的男友鹏,和我同龄,是社科院的研究生,北京人,人称“红学才子”,在京华小有名气。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朋友?也令有些人不服气。

   鹏第一次来北大时,我们宿舍里围满了人。当然是慕名。有的向他请教问题,有的向他了解研究生的情况。还有低年级的年青时髦女孩,天真地为他弹吉他唱歌。我提了四壶开水,就告退了。因为到我每天的跑步时间了。从操场跑步回来,我又给他们打了饭菜。很多人又在我屋里吃饭。

   饭后,令我得意的是,鹏站了起来,说:“诸位,我想和张曼菱去散散步,失陪了。”事后,他说我落落大方。那天他来的时候,我正要去长跑,穿的是运动短裤。我很无所谓。在自己喜欢的人前,素面朝天才是真勇气。

   那天,有一位自认为比我优越的女生跟他攀谈北京的熟人关系,跟他借书。鹏在下次见面的时候,把书拿给了我,并让我告诉那女生说,他很忙。我说,这不是要人家恨我吗?他生气地说,你不敢就算了。我就将那本书转交了。自然,那个女生从此对我没好脸色。

   鹏对我说,他从来没看上她。其实气愤的应该是我。鹏是我的男友,她却不把我放在眼里,想私下跟他约会。是她先不尊重我的。鹏讲,我发展比她全面,也比她更有创造力。而她认为我是从云南来的,就想占我的上风。

   既然这样,就去她的吧!在同学中,我犯不上怕着谁。打饭给她吃,已经够礼让的了。我是迟钝有福。在这种事上,“精”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和鹏认识,是因为父亲的老朋友知道我好红学,就介绍我去和他邻居的孩子探讨。鹏开始很傲慢。我一连提了几个问题,他惊得从躺椅上坐了起来,说,这些问题,他们老先生也还没有解决。《红楼梦》是我的“家学”,我六岁就读它,并一直充当父亲讨论的对手。这点底子,使我一下子化冰雪为春风了。

   请教完了,我告辞。鹏说:“我现在写毕业论文,很忙,这样吧,你每星期六来吧。”我说:“我一个月不进城一次呢。”他瞪了眼,以为我拿架子。我说:“这是真的。”他说:“暑假我想去你们学校查些资料。”我说:“那你带一把牙刷来就得了。我可以把你安排在男生宿舍。我们打饭吃。”他很高兴,认为这种风格很对他的胃口。

   我的确很少进城。到那时为止,城里我只去过北海。连天坛,还是我父亲来京旅游才陪他去的。我父亲先也是不高兴:“怎么在北京两年了,连路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车怎么坐?还没有我这个刚来的人清楚。”后来他又满意了,说:“我想过了,这才说明你专心读书,平常不出校门。如果你成天在外面跑,那才应该使我不满意呢。”

   顺便说一句,父亲那次来京,带我去了上海,但没有买一件衬衣给我。回来后,在水房里,女生们大叫起来“这就是你爸爸在上海给你买的衣服!”我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卫生衣。我很满意它,可以跑步穿。旅行就是旅行,我和父亲就根本没去那些商店,也没感到穷。鹏和我的父亲风格相投,陪他游景山。鹏也很满意我穿着自己做的裙子。还建议,我为他的母亲做一件衣服,但我觉得有奉承之嫌,拒绝了。我知道,他母亲想要北京媳妇。

   鹏告诉我,他认识我的第一天,就回去对他们研究生班的人说:“诸位,我认识了北大一女生,她的个性和才气都在你们诸位之上,我要追她。”

   到北大的第一夜,他通宵不寐地看完我的第一部小说稿,写了很仔细的眉批。翌晨,当我谢他时,他说:“应该谢的是我,感谢你让我得到了一次美好的艺术享受。”他还说:“你搞学术和评论也不是不行,但是你的优势在创作。”这是一锤定音。我从此就收了心,专注于写作。

   我们是被双方的个性和事业心所吸引的。那段情,虽然没有终成结局,但是对双方来说都是永恒的。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学子的爱和真了。

   我永远感激鹏在那时的慧眼。当时我虽才思敏捷,但个性很特别,也还没有任何成就。但他坚信我,并监护着我。当我为宿舍里和班上的某些小事不快时,当我也想争争某些校园虚荣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的眼睛要盯着中国文坛,世界文坛。你是一个已经具有奥运会资格的运动员。就不要在这些省市级运动会上伤精神了。”

   当时中文系学生的发表率高达三百多人次,可鹏不许我在各种报屁股上发文章。“张曼菱这个名字,你不爱惜它,我还爱惜它呢。你别让我看见它出现在那些我不喜欢的地方!”他说,“我希望你‘一唱雄鸡天下白’,有一个高起点。”

   正是在他的知遇下,我直接创作中篇,直奔《当代》《收获》这样的刊物。男友给我的赠诗:“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纳兰词),更令我终身有知音之慰。我至今感到,还没有达到他对我的期望。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们分手的原因是我参加了竞选,卷进了轩然大波。那是我的性格和阅历使然,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从那次竞选中,我有所得,我获得后来使我发展更开阔的那些元素。我不要想做一个片面文人的。我们的阅历和个性决定了,分手是必然的。

   因为竞选,我的风头闹得太大。很多好心人也担心我“收不了场”,这位男友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幕前活跃的我,幕后一直是在暗中实干的。虚实兼顾。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惟一的聪明之处。面对这迟来的大学生活,我有着极清醒的一面:这是我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也许是今生的最后一个机会了。

   毕业之际,我有两部中篇连续发表于《当代》和《收获》杂志,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从这个理想的高度,开始了我后半生的文学生涯,宿愿得偿。世人只见到虚处,明处,故常谓我有惊人之举。

   十年后,我和鹏邂逅于海南,他请我在泰华宾馆喝咖啡。我请他夫妇二人参加了我公司的开机仪式。异性的欣赏,已不再是我进取的动力。这成为一段令人庆幸的往事。

   再说大学时代。

   何畏衣冠陋?只恐见识穷。

   《管锥篇》问世后,我写信给钱钟书先生,谈了心得。我说,学术的观点的建立不在于问题的中心,而在于问题的边缘,在此与彼的关系上。钱钟书很快给我回了信,他说我“已大悟大彻”。还留了他家的住址,邀我有空进城去谈。

我的男友鹏看了钱的复信后,深感意外。他说,“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请钱先生给题“红楼梦研究”五个字,都费了神,而钱老竟用毛笔给我回信。鹏还说,钱老惯用调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995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