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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范式与超越:人类学中国社会研究

更新时间:2006-09-10 18:00:56
作者: 王铭铭 (进入专栏)  

  

  一、主题演讲

  

  既然是座谈,而不是讲座,那就让我来个开场白,作为引子,抛砖引玉,我希望留出更多时间,以便大家过后畅所欲言。“人类学与中国社会”这个题目特别好,从一个学报编辑的角度能出这个题目,表明你们把握住了中国人类学过去十几二十年来的脉搏。题目已有不少人用过了,我过去用过“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在北大讲过课,也正式出过书。不过,你们这个命题,涉及面在感觉上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广一点。

  我那本叫做《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1997年)的书,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学进入中国社会时会遭遇到什么问题? 那本书局限在汉人社区研究方面,主要谈外国人类学家研究中国的情况。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以下两种学术史情况。

  一方面, 1949年以后,国内汉人社区研究受到极大限制,人类学转向研究少数民族,汉人地区的研究除了官方所定义的所谓“模范村”、“典型村”之外,做其他调查都成为危险的事。20世纪50年代,费老曾重访江村,但是他那时的研究成果到现在都没有完整出版。他讲到了解放前后农民收入的差异,用具体数据表明,解放初农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有人认为这是费先生的“变天账”。我听说,这批数据现在还藏在上海大学沈关宝教授家中,沈教授是费老亲自指导的第一个博士。汉人社区的其他调查,如克鲁克教授夫妇,一位曾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学生,另一位以前是新闻记者, 1949年前,他们是西方的“左派”,在欧洲参加了西班牙的国际纵队,来中国参加革命,特别是到太行山参加了“土改”和群众运动。他们用英文发表过两本社区调查的书。“大跃进”时,政府让他们回村调查,接受调查的那些村民都只能按照安排说话,他们得到的数据基本上是假的。根据这些假数据,他们写了第三本书,也在海外出版,发现真相后,他们十分懊悔。

  另一方面,我当时考虑到,从学理上讲,人类学传统上主要研究“别人的社会”,相信这样做人类学家会有更高的敏感性。我的书涉及中国研究,是对“我的社会”的研究,照人类学的原理,“土人研究土人”,会因缺乏陌生感而丧失敏感性,甚至会有社会内部的偏见,我们深陷在这个社会中,容易对自己的生活有“局内人的偏见”。这种传统人类学的看法,自然是有问题的,比如说,难道去别人的社会中研究就必然敏感? 难道研究别的文化就必然会没有偏见? 在写书前,我早已意识到“他者”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然而,我是(20世纪) 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类学者,对于人类学的中国状况不可能没有一点了解。在意识到传统人类学观念的局限的同时,我也意识到,海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值得我们这些曾长期局限于“自己研究自己”视野中的学人关注。

  也就是因为有这两方面的考虑,我选择介绍和反思海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我的努力,得到费孝通先生的鼓励。费老对于1949年前后中国人类学的演变是最有体会的,他自己也写了不少东西来反思。我晚他50年去伦敦大学留学,自然能知道更多海外中国学的情况。我的书里,也将这些情况说出来了,这让费先生觉得是件值得肯定的事。

  在我当时的考虑中,“人类学与中国社会”这个题目,内中含有的学术问题意识就是:人类学在进入中国社会时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研究方式,才能与其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有所区别? 这些方式哪些值得沿用? 哪些值得反思? 书写得很粗糙,望大家谅解,我自己也希望在重版时能谈得更清楚些。要是大家允许我在这里重述一下,我愿意说,那本书真正想探讨的问题也可以重新表述为:到底研究中国的人类学是否等于“中国农民学”? 确实,过去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好像就是研究中国的农民的。而到现在为止,学界仍然有一种印象,即人类学等于乡土中国研究。我读了一些相关书籍,自己也做过一点独立研究,形成的看法是,我们需要打破这种陈旧的观念。

  我那本旧作的第一章以民族志方法的反思进入主题。民族志我经常谈到,指的是做实地(田野)调查及描述的方法,那一套东西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了。民族志方法,原来从我们叫做“世界少数民族”的族群研究中兴起的,这些缺乏文字、文明的所谓“简单社会”( simple societies) ,规模较小,适应它们的文化特点,民族志方法得到发展。这种被我们叫做“微型社会学”或“社区”研究的方法,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当它被人类学家带到中国来时,问题很快出现了。中国社会如此之大,文明史如此悠久,社会分化如此严重,你用一个小小村庄来说事儿,也未必不可,但说它代表整个中国,比如说,费先生的村就是中国,那必然会出问题。弗里德曼和利奇相继对这一研究方式提出的批评,各位都了解,我不必赘言。

  村庄或“微型社会学”的方法既然不能代表中国,那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国时又该怎么办? 我书里提到了几种超越民族志的现存方法。其中,第一种研究是在我的书里谈到的家族理论。家族理论其实是弗里德曼提出的,他根据以往人类学家在中国做了的调查,寻找汉人村庄之间的共性,认为这个共性的东西并不是类型学意义上的,而是连接不同类型的结构,这套东西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是宗教,另一方面是政治。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是一体的,是因为我们自古存在完整的宗教—政治世界观。弗里德曼主张,研究中国社会必须要研究中国宗教—政治世界观。他专门研究的家族/宗族,属于这种宗教—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这种早期被他形容成“财产共同体”的东西,实际也是宗教和政治的结合形态,既是信仰,又是权力的实践。观念上,家族形态传播得很广,但实践上,这种宗教和政治的结合体在东南沿海“边陲”中较为发达。为什么? 弗里德曼提出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因为在皇权相对薄弱的地方,社会需要自我组织,需要一套非正式的财产关系、权力关系、法权关系的民间制度,而家族适应了这种需要。弗里德曼追求的那种解释,前后连贯性不强,由于他太早逝世,对于宗教—政治世界观和家族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做出很好的论述。不过,从他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人类学家于30~40年代做的村庄类型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费孝通所做的云南三村调查,持不同看法,他主张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进行分析。弗里德曼的总观点是,把整体的中国区分成小小村庄来代表,或者堆砌类型来代表中国,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会丧失对于中国整体宇宙观的把握。

  我在书里提到的第二种超越村庄的研究方法是所谓的“市场体系”理论,是由施坚雅提出的。相对于弗里德曼的理论,这个理论相对要注重实证一些,而弗里德曼的理论,则倾向于解释。施坚雅认为,中国社会的基层并非是过去人类学家特别溺爱的村子。一个村子无法自己存在,无法自给自足,而要依靠标准集镇来互通有无。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微型缩影”,可能恰是几个村子共同依赖的标准集镇。不过,说到这个还不够,施坚雅认为,在标准集镇之上,还存在完整的联结网络,叫做“市场体系”,也可叫做“地方的等级”。“市场体系”是由标准集镇到一个地区性的大都会,以至到帝国,这样一个联系在一起的等级,所以又叫做“地方的等级”。这个东西他就写了很多了,书上也谈得比较具体。要研究这套东西才能理解中国。

  第三种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式,我在书里用民间宗教的概述来说明,这篇文章介绍了海外民间宗教研究,先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杂志上。我采取的“民间宗教”定义,相当于与杨庆堃先生所说的“制度化宗教”不同的“弥散式宗教”。而国内最近做的“民间宗教”研究,关注的是已制度化的“秘密教派”,实指流落在民间的秘密教派。所谓“民间宗教”与秘密教派之间有关系,这一点不需要否认,但习惯上,人类学家说的“民间宗教”,指的是散布于民间生活中的观念、仪式及象征。对这些东西的研究历史很长了,最迟从19世纪末就有人类学探讨。对于民间宗教的调查研究为什么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村庄的方法? 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多数这方面的专家都想通过民间宗教的调查研究,理解为什么我们农民仪式的实践与《三礼》很相像,特别是丧礼,更是如此? 他们关心的问题,与弗里德曼更接近,是解释的,解释社会学的,牵涉到中国文化的一致与地方多样性之间何者重要等问题,这个问题意识显然也是超越民族志的。

  我在书中还谈到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实际上也许这个最不重要了,我发觉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还是回到村庄里去用小地方说事儿,这套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早就做了。

  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梳理的那些东西,也在后来发表的《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开篇用另一种方式总结出来,委婉地批评了村庄研究,我认为将人类学等同于村庄研究完全是出于无知。关于这点我就不多说了。我想在这里与大家讨论的问题,与我前面所说的思考有关,它实际是在如上所述的学术史背景下我们又能够做什么? 我自己做的研究,多为“倾向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它们主要探讨汉学人类学的问题。所谓“历史人类学”怎么理解? 我对它的定义相对于国内一些社会史学界的同时要宽泛。社会史最近比较关注历史人类学,现存的大多数做法是用历史资料来反映人类学的关怀。我觉得这是很有意味的,但不是历史人类学的一切。我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想提出的也是历史人类学,但这种历史人类学是为了解决汉学人类学的“村庄局限”而提出的,我认为人类学切入中国,需要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方法,特别是不同于小型“简单社会”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不像研究非洲,也不像研究太平洋“少数民族”,又不像研究印第安人,汉学人类学与印度学和阿拉伯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就举印度学中的一项成就吧。我建议大家关注法国印度人类学家杜蒙写的《等级人》一书,它是经典,可惜我们只翻译了他的《论个体主义》。杜蒙的意思是,研究印度我们得到一个经验,也就是印度这个复杂社会完全与欧洲人想象的个体主义不同,在这个社会中“原子”并不是个人,而是一种自古流传下来的传统,这个传统将社会的基础定义为人与人之间差异与关系的体系。关于这点人类学界也并非没有争议,但我还是建议大家读读他的书。我们在中国做的汉学人类学,考虑的问题与杜蒙考虑的关系很密切,我认为弗里德曼有句话说得很精彩,中国人类学要有前景,就需要从社会学和历史学学习研究大型复杂社会的方法。我想杜蒙也是个典范。

  上面说的,是过去一些年的一点想法,现在观点当然有了变化。

  “人类学与中国社会”这个题目,我过去想的,多是它的学术面,今天你们提出来时,我也意识到,它含有另一方面的意义:人类学对中国社会到底应当起什么作用?不用说,中国我们不仅要研究,而且还要是我们的研究在中国社会上起到作用。这一点我们在上午的对话中也通过介绍人类学对环境和世界观的研究接触到了。说实在的,关于人类学在中国社会中的用途,我曾感到比较暗淡。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西学在中国化的历史困境”,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在20世纪全部是“国家化的人类学”,不同时代虽不一样,但只是程度不同,这与西方人类学有很大不同。西方人类学,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人类学,恰恰是在反省西方国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我做的人类学,我介绍的人类学,我想象中的人类学,与这种国家化的人类学不同,但不是无用于中国社会的。怎么说呢?

  我想人类学家应感到自豪的第一个理由,还是我们的调查研究方法,它对于中国社会调查的习惯实践是具有批判性的,而我们的调查方法不同于过去形成的一套不切实际的“社会调查方法”,我们自有我们的优势,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将有大用处。前些年我有时参加别人支持的调查,对这点深有感触。跟我去的社会调查者下乡依据的是政府渠道,到了地方找地方政府,他们招待我们吃喝玩乐,乡镇政府钱不多,但看到“上级”来人,不敢怠慢。调查者不以接触人为目的,他们拿去些问卷,将它们塞到地方干部手中,让他们去找人填。个别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接触,我发觉像公安局查户口的,没有什么新意。记得同去调查的一位同仁,去询问镇宣传工作人员的情况,为此我们去了一个办公室,他的调查方法很令人吃惊,将一个年龄很小的女干部叫来,问及她的收入等等,态度都十分强硬,像追查什么似的,把她吓坏了,在一旁的我感触良多。这种低劣的所谓“调查方法”,现在很多人还采用。我认为人类学对于修正这种不正确、非正当的社会调查方法最有帮助。人类学强调,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不仅要有亲近的态度,而且我们调查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要查清楚他们的“户口情况”,而是要了解他们的想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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