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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张岱的《史阙》

更新时间:2018-05-06 01:10:06
作者: 黄裳  

   张宗子的遗著,最近浙江古籍出版社又印出了三种:《四书遇》《快园道古》《夜航船》。它们分别是读书札记,掌故杂说和类书,代表了张岱著述的三个方面。张岱的创作,严格说来只有一种,那就是《梦忆》。其余都带有读书札记的性质。他是明末人,自然受时代的影响,编著了不少流行一时的类书和小品,而其中又大多是与史部有牵连的,可以看做一种突出的特色。

   张岱还有一种著作——《史阙》,也是性质相近的史抄。我所见的是稿本。这书曾有道光刻十五卷本,曾与原稿少加比勘,并无多大差异,只不过原书不分卷,分订六帙而已。

   原稿竹纸黑格,半叶八行,白口单边。笔迹用纸都与《瑯嬛文集》无异。卷中还保存着剪贴的痕迹,可以推知,作者开始时是见书即抄,积累了大量的长编素材,最后才编纂粘接成书的。经过三百多年,有些地方已经脱粘,幸亏由装池高手一一补缀,得以保持原状,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卷首有大字序四页,序末题“古剑陶庵老人张岱撰”,下钤二印:“张贷之印”“天孙”,俱白文。每卷首大题下属“古剑陶庵张岱䌷”。

   张岱在序中首先提出“春秋书夏五阙文”的问题,认为从阙文中求得完整的历史真相不是不可能的,又举唐太宗玄武门事加以申明:

   由唐言之,六月四日,语多隐微。月食而不匿也。食而匿,则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则更之道存。不匿,则人得而指之。……使太宗异日而悔焉,则更之道也。太宗不自悔而使后人知鉴焉,亦更之道也。此史之所以重且要也。虽然,玄武门事,应匿者也,此而不匿,更无可匿者矣。

   他看出了史书中存在着许多缺而不完的事实,但又发现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可能求得历史的真相。于是发愿写这部《史阙》。他在序文中接下去说:

   余于是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今古,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苏子瞻灯下自顾,见其颊影。使人就壁摸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东坡。盖传神正在阿堵耳。

   从这里的叙述,可以看出张岱是历史学家但更重要的是文学家。他对历史著作的要求不只是真,而且要美,而终极的目的还是高度的历史真实。所谓“生动”“活现”,都是构成真实的不可少的要素。他是懂得运用细节的真实求得整体的真实的道理的。他接下去又举了一个例子:

   又尝读唐正史。太宗之敬礼魏徵,备极形至。使后世之拙笔为之,累千百言不能尽者,只以鹞死怀中四字尽之。则是千百阙而四字不阙也。读史者由此四字求之,则书隙中有全史在焉,奚阙哉。

   张岱作此书的理想不为不高,他不收正史,专取杂书。这中间就有野史、笔记……,但一个大缺点是不记出处。这是明人著作的通病,也不好专怪张岱。全书从“三皇五帝纪”起,“元史”止,包括了明代以前的全部通史。由于史料的限制和作者的好尚,其中分量比例是存在着轻重失调的缺点的。例如,他对曹操、隋炀帝都大有兴趣,摘取逸事独多。这当然是因为有关的别史、野记特别丰富,也因为这是符合他的撰作思想的缘故。他尽情地运用了传说故事来点出人物的性格。不过这样做也包含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别史、野记的真实性的问题。张岱对此恐怕是缺乏必要的警惕性的。他在“蜀汉志”中就说:

   昭烈之继汉,非特名义而已,实炎祚之正统也。按《异苑》,蜀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盛,则赫炽;桓灵之际,火势渐微。孔明一窥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烛投而灭。其年倂于魏,此亦一徵也。

   在这里不但表现了他尊蜀汉为正统的偏见,更显示了他对谶纬、果报、怪异……的特别爱好,全书中摘录这类纪事很不少,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大病。他在记关羽的事迹时称之为“关公”而不名,显然更是受了演义戏文的影响,破坏了全书的体例了。

   他在记下汉武帝时东都献五寸短人,原来是王母使者巨灵的神话传说以后,加了很长一段按语,列举“古人以博物名者”。其中就有不少荒唐无稽的事物。结论是“古人博物,实有此一种学问。余谓秦火之后,无论其书不传,即有传者,如周公《尔雅》、伯益《山海经》,有能多识其鸟兽草木之名者,谁耶?”他看重博物,自然不错,但分不清神话传说和事实的区别,就只能给他带来大量的胡涂观念,这也是过去的作者的一种通病,在张岱也未能幸免而已。

   在秦纪的结尾,张岱也有一段议论:

   秦灭六国而自王,秦乃为吕,六国未灭,赢氏先亡。……唐太宗歼建成元吉,天遂生武氏,诛太宗子孙略尽。……天数之默定,乃人之业报取之;数定于天,实招之自人也。

   这是毫无掩饰的历史宿命论与果报观。不能说不是张岱身上最严重的局限。不过他也有说得好的地方。如他记秦焚书后,诸儒多谤怨。结果都拜为郎,共七百人。“乃密命冬月种瓜于鉶谷中温处。瓜有实,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乃命就视之,光为伏机。诸生各相难不能决,因发机填之以土。”固然已经将儒生的性格、习气写得维妙维肖了,接下去还有一节按语,则是提出了长久以来人们无从解释问题的答案,而且是言之成理的。

   昔人云,坑法不传。盖咸阳伊洛间多山谷,一入数十里,皆峭壁悬崖,陡绝不能上。以丸泥塞谷口,则数万之生灵,俱束手就毙矣。今视秦政之坑儒,乃知白起项羽之坑降卒多至四十万者,其坑法的的如此。

   张岱确信这是一种确实的解释,看来也许正是如此。

   张岱记下了唐太宗命萧翼赚兰亭的故事,这是他在序文中曾经说到的,“余读唐野史,太宗好王右军书,出奇吊诡,如萧翼赚兰亭一事,史反不之载焉。岂以此事为不佳,故为尊者讳乎?”其他如牛仙客与古押衙的故事,也是从唐人小说中转录的。《史阙》的另一特点是记录历代故事之含有特殊意趣的,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思索,在体例上就像一部放大了的《世说新语》。如在北宋卷中记杨朴事:

   真宗祀汾阴,过郑,召朴欲官之,问卿来有以诗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谬云无有,惟臣妻一篇。使诵之,曰,‘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帝大笑,赐束帛遣还。

   不几叶后就又记苏轼事:

   苏东坡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出门者皆哭,无以语之,顾王夫人曰,独不能如杨朴处士妻作诗送我乎?王夫人不觉失笑。

   短短两节,就将当时以文字罪人的风气生动地写出来了。又记王安石故事云:

   王介甫为相,大讲天下水利。刘贡父常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顷。但未择得利便之地贮其水耳。介甫俯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贮如许水乎?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为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这个故事是讥讽新法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努力,和改革保守两种思想的矛盾,不是没有意义的。

   张岱在撰辑《史阙》时,自然也不免流露出他的遗民心事。在“唐纪”中记李光弼事一节后,张岱的案语说:

   李光弼将战,纳刀于靴曰,战,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一不捷,便当自刭。光弼名将也。不时将身首置刀俎上,此其所以为名将乎?今之大将,身在战场,先将此头安顿在家,是以非败即逃。正须朝廷执刀临之,代渠纳靴中耳。

   这自然是针对晚明诸将而发的谴责之词。在南宋卷内又有谈清明上河图一节: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繁华富贵,过去便堪入画,当年正不足观。嗟乎,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富丽,又谁念故都风物。择端此图,即谓忠简请回銮表可也。

   这短短的一节话,可以看做《梦忆》《梦寻》的跋语,张宗子也是在国破家亡之后,才来追忆记述往昔的。难怪他对张择端的画怀有别样的感情。在六册《史阙》中,可以发挥故国之思的地方本来不少,如记文天祥一谢枋得事又元浮屠杨总统发掘南宋诸陵事,都用了颇多的篇幅,但直接发表恢复故国的思想处则不多,总没有比上引两节更为显露的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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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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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8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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