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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忆王元化

更新时间:2018-04-29 21:22:47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王元化先生受邀至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最初负责“文学卷”编务,后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小组成员,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分编委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成立于1979年10月,1993年10月撤销,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整理者注)

   当时,周扬在一次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全国性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内容主要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这篇报告就是元化先生参与起草的。他和王若水几个人策划,从执笔起草到后来定稿,元化先生都参与其中。(1983年3月7日,在由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做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王若水,生于1926年,2002年去世,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整理者注)

   这篇文章在理论界、文艺界引起震动,因为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第一,人道主义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里边,会不会按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说的,经过一定的条件,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异化,会不会这个样子?如果真的彻底地坚持马克思的辩证法,那么辩证法就是有一条:在某种条件下面,正确的东西会变成错误的东西。一种理论,它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我本人也曾这为了这句话挨过批,因为在一篇反修的文章里面,我写马克思的辩证法时,说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按照一定条件来讲,一切东西都在转化。所以,我特别引了恩格斯的话:真理向前跨进半步,就会变成谬误。这是恩格斯的原话。而元化先生因为参与起草这篇文章,又受到冲击。一个“胡风分子”,虽然平反了,就接着又弄出一个什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结果全国都批评,包括胡乔木都说,这个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周扬受到很大的压力。元化先生是起草者,当然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当时如果可能的话,只要到市里面去,我就会尽可能到他家里去看他。因为看他的人很少嘛,我们还可以上天入地地谈,谈的问题不外乎是学术界和文艺界的问题,或者是我熟悉的历史。

   “城门入世,尘心入水”

   那个时候,兴起一股潮流,要搞“民主集中制”。机关领导干部,要大家来推选,民众推选,然后由上级决定,这就叫“民主集中制”。

   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出缺,有几位候选人要竞争,当这个部长。于是搞民意测验,产生了一份六位候选人的名单,元化先生列在最后一名。六人的名单进行一次民意测验,结果元化先生得了多数票。同时,当时上海文艺界没有十三届人大代表,所以把他选为上海文艺界的代表,出席十三大,后来就当了部长。大概时间是1983年。

   元化先生本来是“门庭冷落车马稀”,然而,他当上部长,立刻就是门庭若市。人家要问起来,他就用古人的一句话自嘲:“城门入世,尘心入水”。

   他任部长以后,我就不去了。有一次开会他就问我:“你怎么好久不去我家了?”我当然不好说自己要避嫌,我就跟他说,我这个人生平怕官儿,所以不敢来。他马上就说:“我算什么官啊?我做事而已。”

   但有一件有趣的事,他一当部长,上海市委马上成立一个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夏征农当组长。而在上海历任市委宣传部长里边,不仅不是市委常委,而且连市委委员都不是的部长,就只有元化先生一个。他当了三年宣传部长就卸任了。(夏征农,生于1904年,2008年10月4日于上海华东医院去世。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整理者注)

   某种程度上,我要给他说句公平话:元化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化的人物,反而他绝对坚守自己的信念,他相信马克思主义。

   我听到他卸任以后,立刻就去看他。就像过去的三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俩依然还能像过去一样海阔天空地讨论学术界、文艺界的话题。

   有一次,元化先生忽然问我,你看我这三年做的怎么样?问题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是非党员,你当时任部长,可是你让我来评论,倒表明他这个人确实是不像一个官。然后我就决定实话实说:就我看起来,你做了三年部长,但是一件事都没有做成。他说,你这话怎么说?我说你看,你一上台就碰到“清除精神污染”,你自己写了那么一篇就是周扬的那篇文章,结果就被当作“清污”的对象。你虽然是个宣传部长,但刚上台就碰到“清污”,你自己差点成为反面教材。做这个部长的时候还有一阵子去养病。

   我说他一件事都没做成,结果他听了不响,很难过的样子。我赶快补充一句,我说有一件事你没做,就是“整知识分子”,这个就是一种功德。

   他这个人坚持心口如一,再有就是与人为善

   那以后,他还是非常关注思想界,关注学术界,关注文艺界,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成就,但是他一直被看作异端。

   元化先生退下来后,依然对学界文艺界很热心。他牵头组织了一个“上海市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他担任会长,我是常务理事,组织两岸三地的学术文化交流。还有很重要一点,欧美的一些学者谁过上海,我们就请他到上海图书馆,或者是座谈,或者做一次演讲,这在那个年代非常难得。

   后来即便不做部长,我到他那里去,要想安安静静地谈一些话都很困难,因为还是很多很多人去找他。

   我跟他长谈最多的机会,是我们共同在国外开会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我们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在那里去参加一个“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学术研讨会,住在康有为曾经住过的旅馆里面。当时有几位相熟的学者一道去,跟我最熟悉的是两位,一个是我的老朋友孙长江,还有一位就是元化先生。(孙长江,生于1933年,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1978年,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孙长江参与起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于《光明日报》刊出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整理者注)

   元化先生每天要散步,一散步就拽着我,我可以和他在海边,每次都谈一两个小时。就在这些地方,我们真是海阔天空地谈,包括他的经历、我的经历,谈得很多,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

   关于元化先生,我已经写了篇文章,你们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明天就可以看见,在《南方周末》的阅读版上,有一篇我的纪念文章。因为那天我本来从江西回来,托人带话去给元化先生。我听说他的身体不好,托人带话说我这两天太忙,要到江西去,从江西回来马上去看他。结果我回来那天刚进门,一看报纸,一个讣告,5月10号那天知道元化先生去世了。当天回来以后,本来想写东西的,欠了不少的稿子,结果东西也写不成。所以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纪念的文章。(“我的纪念文章”,即《元化先生二三事》,刊于2008年5月1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整理者注)

   今天,一位在我看起来非常真诚的,有自己坚定信仰,毕生追求真理,用他对自己的话来说是“向着真实”的朋友故去了。

   作为一个老革命,他参加革命那一年,正是我出生那一年,他十七岁就参加民主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家庭是信仰基督教的,但是以后他投身于革命以后,就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有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基督教家庭养成的做人原则,诚实、宽容、宽厚、宽大,这些原则其实在他身上是存在的。别人只看到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肯低头,所以认为他的性格很刚烈,其实不全是,他有两面。他这个人坚持心口如一,再有呢,就是与人为善。这是我和他交往差不多有三十年的体会。

   这样一位先生去世了,我相信中国还是有人,十三亿人口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起码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像我这样。当然,我的水准没有元化先生高,某些地方,我的见解未必如他。当然,他也有些看法,我不太赞成。比如说,他晚年讲杜亚泉,我们两个人从来不讨论这个东西,因为他非常钦佩杜亚泉。他知道,我老早就写过文章批评杜亚泉。因为我编过《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五卷,在编辑的过程里就提过。(杜亚泉,生于1873年,卒于1933年,字秋帆,号亚泉,近代科普出版家、翻译家。——整理者注)

   顺便说一句,昨天上华东医院去看了一下蔡尚思先生,因为曾经我跟他合作过。

   本来,跟他共事的时候我最怕去看他,因为刚一坐下,他就开始说话,气也不喘,一口水也不喝,至少讲两小时。这位老先生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人物。到九十岁还在洗冷水澡,顽强得不得了。有一次,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到他第一宿舍的家里去看他。我说他在哪?他家人说楼上,我就跑到楼上去。我叫蔡先生,再一看,他光着身子坐在浴缸里,前面放一块板在那看书。我想这个度夏的办法也不错。(“第一宿舍”,指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又名“庐山村”,位于国年路102弄。)

   昨天,看了蔡先生,他本来是最爱说话的人,你只要愿意听,他可以从早上给你讲到晚上。本来,我去了,他应当可以和我不停地说话,结果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得我很难过。蔡先生现在104岁,好像打破了复旦校领导所有的长寿记录。(蔡尚思先生,生于1905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8年5月20日去世。——整理者注)

   最近一段时间,我心情很不好。因为之前贾植芳先生刚过世,他是中文系,我和他不是很亲密,但是很熟。我特别佩服他的思想的敏锐。你们有时间看看贾先生的《狱里狱外》一书。之后又遇到元化先生去世,昨天又去看了一下104岁的蔡尚思老人。

   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师

   好吧,今天就用了一半的时间来谈元化先生。我想,元化先生就意味着一部中国的现代思想史,一个人从1936年,才17岁的时候,就参加革命,结果他在革命的征途上面,因为向着真实,一直坚持这样。他的去世,现在应当是很荣光的。他在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拥有巨大的影响,而我不敢谬托知己。有人问我你怎么看他,我说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师。

   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极大。一位是我第一位导师陈守实先生,是他逼着我学习理论;第二位导师是周予同先生,是他把我拽着去做《中国历史文选》的助手,结果使得我能够在几年中间熟悉了中国乾嘉学派以来音韵、训诂、考证、辨伪的基本功,怎么样为古书做注释,怎么样写提要等等。所以遇到这两位老师,我很幸运。(陈守实,生于1893年,卒于1974年,历史学家,自1948年至去世一直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整理者注)

   另外,还能够称作难得的老师的,就是元化先生。他很平等待人,所以我们两个人也可以说是忘年交,但是我不敢谬托知己,因为自称是他“知己”的人,多的是。

   我特别希望你们各位去看一看元化先生的书,倒不是《清园沉思录》之类的作品。我特别请你们去看一看他的《九十年代日记》。他写这部日记的时候,就是准备发表的,所以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全记下来。比如说我所知道的,有一些犯忌的谈话什么的,他就没有记下来。但是你们可以看一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一直到上世纪末,历史是怎么一回事,看一看我们学术文化界那时候是怎么样的。

   (感谢复旦大学宗教学系主任李天纲教授对此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复旦大学中文系李楷文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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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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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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