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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关于晚清新小说的生成和价值内涵

更新时间:2018-04-26 16:27:11
作者: 欧阳健 (进入专栏)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曰:“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读。”吴趼人哭。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见之曰:“用不着你哭!”吴趼人哭。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见之曰:“我亦欲哭!”吴趼人遂与之抱头大哭,且欲与之携手登昆仑山顶,放声大哭。

  

   对开民智的关注,溢于言表。

  

   曾朴在《小说林社总发行启》中说:“泰西论文学,推小说家居首,诚以改良社会,小说之势力最大。”他们或翻译东西洋小说,或自改新著,或改良旧作,目的是“务使我国小说界,范围日扩,思想日进。”《孽海花》第十八回写谈瀛会议论“自强之道”,马美菽力陈开通民智的重要,且说:“各国提倡文学,最重小说戏曲,因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国的小说戏曲太不讲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无道理;否则开口便是骊山老母、齐天大圣,闭口又是白玉堂、黄天霸,一派妖乱迷信的话,布满在下等人心里,北几省此风更甚,倒也是开化的一件大大可虑的事哩!”实可算是曾朴的夫子自道。总之,自觉以新小说为启发民智的利器,适应改革的形势,以收改良社会之效,正是曾朴创作《孽海花》的动机。

  

   刘鹗作为太谷学派的成员,1902年10月在给黄葆年的信中曾经写道:“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资料》299-300页)他之将“养天下”为己任,而将“教天下”归之他人,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但时隔不久,却命笔创作了堪称新小说中最有力度的杰出作品《老残游记》,根本的意愿就是唤醒愚蒙,也来“教天下”了。老残这个摇动串铃、奔走江湖、能治百病的道士的形象,就是为此创造出来的。第一回自评道:“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法治。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日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中国举世皆病,亟需通过改革来加以根治;而在着手改革之前,必先唤醒沉睡的民众:这就是《老残游记》“具菩萨心”的大旨所在。

  

   由此可见,晚清四大小说的作者,对于当时的改革,都以自己的方式持积极参与的态度,他们对于暗昧的细民,更未忘记自己启蒙的责任,他们与这两个方面,并不存在“紧张的关系”,而是一种合同共振的关系,这才是晚清新小说生成的内在机制。

  

   二

  

   孔文的另一个核心命题是:“作家角色选择的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眼光的产生”,这是很对的。但晚清作家的这种变化,并不仅仅表现在“他们已不再泥守于传统的文人价值观念,而是对于传统文人所一向鄙视的科技和实业有了新的确认和现实选择”的一方面。晚清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写于1902年,四大小说名著均问世于1903年,都不是偶然的。所谓“反映对象的规定性及其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对应形成的独特关系,规范了一代文学的基本精神风貌”,正是表现在处于改革的大氛围之中,才使作家们的角色选择都发生了变化。从更本源的角度看,才能察知晚清小说发展的历史走向。

  

   李伯元和吴趼人不是梁启超那样的时代巨子,而是处于政治漩涡之外的普通人物;他的人生价值,在于作为一名职业报人和职业小说家的成功事业和开创一代风气的广泛影响。孔范今先生说李伯元和吴趼人“在这批作家中尚属观念比较保守者,在社会角色选择上,也率先成了带有浓重商业色彩的报人”,说得并不准确。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李伯元创办上海的第一张小报《游戏报》,就有较深的用意,他说:“《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顾景之不暇,尚何有恒舞酣歌、乐为故事而不自觉乎?然使执涂人而告之曰:‘朝政如是,国事如是’,是犹聚暗聋跛辟之流,强之为经济文章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其背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游戏报》第六二三号,1897年8月25日)这种借“游戏”以寄托用世“深意”、“语涉诙谐,意存惩劝”(《论本报之不合时宜》,《游戏报》第一四九号,1897年11月19日)的态度,与西方“单纯以享受”为目的“游戏说”(《西方文论选》第408页),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游戏报》处于为当世称颂的鼎盛时期,亦即其商业效益极佳的时期,李伯元忽然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将《游戏报》的“铺底”盘之他人,而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另创《世界繁华报》。促使李伯元作如此重大决策的原因,主要是清廷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改革上谕,所导致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李伯元看到了一线希望。《繁华报》之报名由软性的“游戏”,改为具有时代性的“世界繁华”,说明李伯元其实已心注世界之大格局,并从这一大格局中来观察谛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办报宗旨的变化;由《游戏报》之附印《凤双飞》弹词到《繁华报》之附印李伯元自著的《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等,表明李伯元已经自觉地选定了以小说创作来“首持公论,力任开化”的道路。光绪癸卯(1903)五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绣像小说》,聘李伯元为主编,得着这机遇,李伯元益发放手运用小说的利器,以实现自己的宏愿。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吴趼人受到极大的震动。他痛切地认识到,重要的不仅仅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而是制度的改革与民众的教育,于是,他自光绪丁酉(1897)起,开始投身于办报的生涯,主持各报笔政达六年之久。他凭着自己广博的知识,多方的才能,运用“惯作大刀阔斧之文”(《趼廛诗删剩》自序)的犀利文锋,抨击时弊,赢得了强烈的共鸣,“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传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但吴趼人却对自己的办报生涯非常不满,甚至认定“实为我进步之大阻力,五六年光阴,遂虚掷于此”(《吴趼人哭》),根本的原因,在于吴趼人对于当时的政治改革,有着自己独特而深沉的见解。而他历任的主编,只是报馆主人的高级职员,并无多大的主动权。既要坚持报馆为舆论之喉舌的信条,又不得不在形势的压迫下做出让步与妥协,这对于“言自由、言平等、诬罔不淑之人”(吴趼人:《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的吴趼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于是,1903年在与《汉口日报》决裂以后,吴趼人毅然宣布:“浩然归志,不可复遏!”决心投身于小说创作。正当他痛感知音不偶时,东瀛日本传来了梁启超关于“新民”的响亮呼唤,在吴趼人心底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这种急切的心志和丰厚的蕴积,已非昔日那种“另金碎玉”“断简残编”的小报所能容纳,亦非“以恢谐之笔,写游戏之文”的形式所能包容,他终于找到了寄托自己心志的最好的形式,首先写下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站在改革的背景下,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提出了自己对于改革的全面系统的思考,从上海虹口蓬路日本邮局将书稿寄往横滨《新小说》社,这部巨著就这样在梁启超的赏识下,于1903年8月发表于该刊第一卷第八期。

  

   孔文说曾朴“同样有对于兴办实业的兴趣和实践”,是正确的,但那是在他早的事情年。1897年,他赴上海寻觅发展实业的机会,恰在此时,他与谭嗣同、林旭、杨深秀等力主改政的青年志士朝夕过从。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曾朴关注改革事业的热情并未消退。他与邑中新派人物张鸿、丁芝孙、徐念慈、殷潜溪创中西学社于塔前别峰庵,开全县办学风气之先。最后他办了《小说林》,走上了自觉以新小说为启发民智的利器,适应改革的形势,以收改良社会之效的道路。

  

   孔文说,“刘鹗应属于敢于出格的知识分界的独行者,他笃信科技和兴办实业的力量并身体力行”,是很贴切的。在晚清的几大小说家中,李伯元创办《绣像小说》,吴趼人创办《月月小说》,曾朴创办《小说林》,都是职业的小说作家;唯独刘鹗是一个例外,他是地地道道的业馀作家,连《老残游记》的创作,也是出于一种偶然的机缘。刘鹗真正大显身手的事业,是他继承父亲之长的治黄工作、以及对“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罗振玉:《刘铁云传》,《资料》368页)的鼓吹。但他也始终关切着政治的改革。刘鹗说过:“仆自甲午以后,痛中国之衰弱,虑列强之瓜分,未可听其自然,亟思求防御之方,非种种改良不可。”(《资料》132页)坎坷的经历,使他对康梁的变法运动产生了共鸣。他与康有为有一面之识,也与梁启超有过诗歌倡和,还曾经在淮安积极设立点代售《时务报》。梁启超所倡导的农学会,刘鹗是正式成员,康有为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刘鹗也参加了(见《国闻报》闰三月二十四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可见刘鹗与戊戌变法运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但二人仍有联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廿四日,刘鹗在日记中写道:“归寓,读《十五小豪杰传》,写书签。”(《资料》160页)《十五小豪杰》是梁启超翻译的作品,是书既请刘鹗题签,可见二人关系之不同一般。他之走上小说创作道路,也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晚清四大小说的作者的角色选择,固然都受到自己的价值尺度和文化眼光的支配,但从客观根源上说,这种角色的选择意识,都是由当时的改革现实诱发出来的。

  

   三

  

   在谈到晚清小说的价值内涵的时候,孔文正确地指出:“从总的方面看,在世纪初的小说潮流中,占据小说情节中心的,还是政治变革问题。”又说:“曾朴曾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孽海花》所表现的那一时代的特点:‘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们进入四部小说所构成的艺术世界的入门钥匙,则是再恰当也不过的了。”可惜的是,孔文并没有抓住这把钥匙,却让它轻轻地滑过去了,因为它不曾注意到,小说潮流的变革,恰是由实践的变革激发、派生出来的。“中国由旧到新的大转关”,指的不是作家个人意识的转关,而是整个中国由旧到新的大势的转关。只有从这一角度入手,才能必掘出晚清小说的价值内涵来。

  

   首先,改革的要旨是“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以“作后事之师”,且号召“参酌中西政要”、“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样,思想的禁锢(这一禁锢对于刚刚镇压了康梁变法的时代来说,是极为严峻的)被打开了,作家敢于揭露时弊,议论朝政了;同时,改革本身也使社会现实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因而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新颖的素材,这就为晚清小说的繁荣,造就了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文学的自由局面,文学观念的更新,这些都是有别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作为感应的神经,改革小说的涌现,乃必然之趋势。晚清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

  

孔文对于鲁迅首先提出来的“谴责小说”说的贬意表示了不赞成,但只是从现象上着眼,而不曾考虑“谴责小说”与“讽刺小说”两个概念被赋予的质的区别,就中最大的一点不是“词气浮露、笔无藏锋”,而是作者之是否出于“公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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