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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从革命语境到学术语境:近七十年大陆学界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更新时间:2018-04-20 01:15:30
作者: 陈峰  

   摘要:在大陆史学风气转换中,近七十年来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语境回归学术语境的过程。1949 年至“文革”时期,受制于阶级斗争思维,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以政治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教条化学风终结,开始以学术立场研究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并蔚为学术史领域的热点。1949 年后至1990 年代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以主要作品的分析解读为主,焦点是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新评判; 21 世纪以来,受当下学术思想史研究新趋向的影响,日益走向纵深和多元化,注重新材料的运用,出现新的关注角度,越来越聚焦于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问题。

   关键词:傅斯年; 史语所; 学术史; 近七十年

   傅斯年及其主持的史语所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存在,1949 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1949 年迁台后仍是一方重镇。当下,不惟台湾史学界将傅斯年奉为开山祖,以史语所为楷模和典范,大陆学界对傅斯年及史语所也尊崇备至,甚至视之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巅峰。众所周知,1949 年后在大陆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位居首席,其他学派无与并立者。而近年来学术史书写中傅斯年及史语所地位的上升可谓意味深长,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大陆学界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研究的演变,与不同时期整个史学风气的转换密切相关。本文拟对近七十年来大陆学术界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的研究轨迹做一勾勒,不仅梳理总结这项研究取得的具体进展,而且借以窥测近七十年来大陆史学风气之转移,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力量消长。

  

一、1949 年后至改革开放前: 以批判为主调


   1949 年以前的史学界,尽管山头林立、派别众多,但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无疑居于中心地位,占有丰厚的学术资源,掌控着学术话语权。1949 年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改天换地,史学领域也面临新一轮的“权势转移”。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势力迅速向各个角落蔓延。以当时流行的斗争思维,必须打倒旧偶像,才能树立新权威,不清除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无产阶级史学就无以确立统治地位。作为史料学派代表的傅斯年及史语所自然难逃厄运。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提到: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最高领袖对傅斯年公开点名,将其列为反动知识分子的代表。这就给1949 年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傅斯年研究定下基调。傅斯年从众星捧月的文化精英、学术领袖沦为声名狼藉、人人喊打的资产阶级学者。

   在1955年的胡适批判运动中,作为胡适门徒的傅斯年成为陪绑者遭到批判和清算。周一良批判胡适借材料、证据之名反对马克思主义时提到傅斯年,指责他更加露骨地用材料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幌子下引诱青年们去搞一点一滴、支离破碎的考据,还与西洋汉学家一样把持垄断材料。田余庆指斥胡适的考据方法具有殖民主义色彩,“胡适的弟子傅斯年,正是那班帝国主义汉学家伯希和等人‘出色的’唱和者”。傅斯年提倡“传说越国而行”的理论,极力主张到外国去找中国古代历史中洪水、九州等观念的来源。范文澜认为“蒋廷黻傅斯年一流的文化买办,是胡适派的核心”。他批判胡适的殷周史观点时嘲弄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夏鼐在批判胡适的考古学时也曾点到傅斯年的名。

   在当时群情汹汹的情势下从学术角度对傅斯年史学进行理性分析的可谓凤毛麟角。1956 年,胡绳发表《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的长文,对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解答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这一问题上的各种观念进行澄清。一方面,作者指明了傅斯年历史观的误谬,“明白主张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宣称这个论点,使它在史学界起了恶劣影响的人,乃是曾主持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 “没有历史的历史学,是在史料研究的名义下取消了历史学”; “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会把史料学工作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无论是史料的‘内部’的考证还是‘外部’的考证,目的都应当是提供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可靠基础; 如果脱离整个史学的科学研究而孤立地进行,就会迷失方向,无目的地沉溺在历史的海洋中”。另一方面,胡绳又强调,“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和史料工作看作是相互对立的东西”,“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汉学家’们的工作,而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今后要“使史料学成为有系统的科学”。⑥ 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学术批评,以说理的方式展开,正视傅斯年及其史料派的学术价值,为其保留了一定的存在空间。这在当时是一个异数。

   1958年史学大跃进或“史学革命”中,“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史学领域“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席卷全国。旧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野被视为资产阶级史学与无产阶级史学水火不容的斗争,唯史料论成为批判的目标之一,旧史学的主要代表、唯史料论的提倡者傅斯年再次受到冲击。

   《新建设》1958 年第6 期发表文瑾的《批判傅斯年的反动的史学研究方向》一文,旨在清算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作者认为,《旨趣》对史语所及“资产阶级史学界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障碍”,史语所是反动史学之“正统”。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名为以科学反对玄学,实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傅斯年所谓的“科学的东方学”,实质上“是买办的封建的东方学,是帝国主义‘西洋汉学’的翻版”。傅斯年标榜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史料学的进化论,搜集、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巧的变化。傅斯年的史学方向在1950 年代仍留有猎取新材料、“用史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相对立”等残余影响。作者指出,“这些旧史学留下的污毒,随时都在侵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工作不能很好开展起来,并阻碍着科学队伍的更快成长。为了史学工作的大跃进,我们必须大破大立,把资产阶级的史学研究方向彻底搞臭,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开辟更广阔的道路”。这是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展开的声讨批判,毫无学术争鸣的意味。

   随后,《新建设》1959 年第1 期又发表丁二的《批判傅斯年的反动史学观点和方法》,继续以阶级斗争观点展开评判。此文提出,作为“资产阶级史学界中的一员大将”的傅斯年从历史上美化帝国主义,全盘西化的卖国论,“对帝国主义汉学家奉为神明,把西洋资产阶级史学捧到天上去,认为中国史学家如果不向他们学习就不会有进步”。傅斯年攻击作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宣传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读古史原料,以为通论通史”。傅斯年以“历史的积因”否定社会发展规律。在研究方法上,傅斯年用综合排比法拼凑史料产生卡片式文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充满这种文章。傅斯年用语言学的观点解释历史现象是新实证主义的产物,根据地名的考证解释历史为地理决定论。傅斯年的诸种方法中贯穿的一条白线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傅斯年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在旧中国的史学界是起过相当大的影响的,这种恶劣影响也还波及到今天”。此文同样火药味十足,将傅斯年的史学一笔抹杀。

   不过,史学大跃进或“史学革命”中批判的主要对象已不再是远在天边的胡适、傅斯年,而是近在咫尺的陈寅恪、郑天挺等留在大陆余威犹存的旧权威。他们与往日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关系密切,是其直接的继承者,对大陆史学研究和历史教学发挥着深刻而有力的影响,他们才是无产阶级史学的当面之敌,只有对他们进行全面围剿才能真正扫除旧史学的残余势力。终于,经过这场波及面更大的“史学革命”,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学术血脉几乎完全被切断。

   总体来看,1949年后的四十年间,大陆地区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的研究几成禁区,即使偶有涉足,也是声讨批判,以示划清界限。这种批判清算政治性极强而学术含量甚微。在涉及傅斯年的学术功绩时,学者多讳言其名。1950 年代,史语所的老兵胡厚宣由于认识到“从今以后,只有应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才是唯一正确的立场与方法”,无论是评论史学发展还是总结殷墟考古,都隐去傅斯年之名。直到1979 年,夏鼐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安阳发掘时,对傅斯年仍略而不提。有人甚至将傅斯年的《东北史纲》误认为徐中舒、余逊之作。“几十年来,对于傅斯年在历史学上的成就,似乎人莫能言其详。在当年和多年后仍占重大影响的,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判断学术成就与优劣的流风所及,人以反动派视傅斯年,不只不研究他的学术,甚而是完全无视。于是,对历史学家傅斯年,人们只是朦胧地知道他是个史料派,他所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是史料派大本营”。

   此时学界对傅斯年的批评基本一致,而且集矢于其只讲求搜求史料、考订史实,拒绝理论的指导,因此无法深入历史现象的本质以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客观规律,因而不能成就真正的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傅斯年的要害在于对待理论的立场。傅斯年排斥一切理论、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敌。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一个理论学派,以唯物史观为灵魂和生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官方正统后,他自然在被打击清洗之列。因此,建国后大陆学界对傅斯年的敌对姿态,除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之外,学派的对立、学术立场的分野也是一个重要因由。

   傅斯年的史学观和方法论遭受批判,其影响并未完全抹除,在古史研究方面仍具有潜在的力量。此时徐炳昶依旧认同傅氏的古史多元说。傅斯年之名虽少有人提及,但并未完全被学术界淡忘。傅斯年古史观念若隐若现微弱地存在着。傅斯年的考古学理念也通过夏鼐在大陆考古学界悄然延续。还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大陆学界对傅斯年的态度与对史语所的态度存在差异,尽管对傅斯年本人持否定立场,但对史语所则较为中性,尤其并不无视其考古学成就,当然主要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傅斯年与史语所在一定程度上被分离了。

  

二、新时期以来: 重新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极端一元化、教条化的学风遭到摒弃,各种思潮学说空前活跃起来,学术研究尤其是学术讨论趋于正常化。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居于主导地位,奔涌而入的西方思潮、再度抬头的传统学术,都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力量而存在,一旦危及马克思主义就会遭到遏制。“回到乾嘉去”的思潮此时只是一股潜流。在学术史书写中,在维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地位的前提下,其他异质的学派和思潮获得越来越多的存在空间。学者认识到,在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五四’以后的史学,无论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面理解上、在问题探索的深度上,还是在观察问题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都不是别人可比的。特别是在揭示历史规律、指出历史前途的问题上更是这样。但在具体史料的考订上、具体问题的认识上,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及其他不接触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也有他们的成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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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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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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