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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勇鹏:干部遐思录

更新时间:2018-04-17 00:53:25
作者: 蒙勇鹏  
从土改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十年文革到现在,一直是党的领导说了算,从干部的任命、提拔、选举、财政、投资一直到每个村、每个街道办事处、每个企业、每个民主党派等等,没有一项真正接受过人民的监督,有些自己跳出来监督的,一个个落得下场很惨。诸如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林希翎等55万右派分子,如彭德怀、张闻天、李达等革命元老,哪一个不是被碰得头破血流?

  

   那么,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前往京城赶考的路上说过要向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到底交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有一本由新华社记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写成的《告别饥饿》回答了当年毛泽东要提交的答卷。这4位记者1980年受总社领导派遣,沿着山西晋西北、陕北、甘肃、宁夏39个县跑了一圈,走村串户,历时半年,记录了改革开放早期农村的变化。书中写道,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像牲口一样死死地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这些平实的话,饱含了农民对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书中写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已经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也不过74元6角7分。在全国,人均分配超过300元的“明星队”仅占千分之二左右。在4位记者走过的这些地方,许多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在记者走过的山西吕梁地区,人均口粮只有二百来斤。人均分配收入43元。最穷的临县,从1958年到1979年的22年中,每个农民平均每年从集体分得的收入,达到和超过40元的,仅有3年。1976年仅有21元8角。平均一天才6分钱。这个县讨吃要饭的有统计的就有14000人。在陕北延安,最困难的要数上世纪70年代,仅收容所在在1977年到1978年就遣返了上万人讨吃要饭的。

  

   记者来到安塞县王家湾公社,这里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住了58天的地方。在王家湾,记者见到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当时已经72岁,一家11口,吃的是用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渣渣饭”和糠拌苦菜。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高文秀老汉在一间土窑洞中,卧病不起,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他说,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好,一口 人分了三百来斤粮,饿是饿不死了,比前几年吃树叶的日子好些了。问起老汉当年毛主席在这里居住的日子,老汉激动地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有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没问题,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怕草料供不上。一直住了58天,那会子王家湾17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要是没有余粮哪能成?就说俺家,那会8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

  

   这就是当年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老革命的境遇。这样的答卷还能说是满意的答卷吗?

  

   制度变革才是治本之策

  

   到了今天,严酷的现实不得不令人思考干部队伍大面积腐败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妨顺着毛泽东当年在回答黄炎培先生的思路,防止腐败要靠民主的监督,那么,问题又恰恰出在不民主上。根据已经披露的大量史实来看,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是不赞成的,是毛泽东在斯大林的逼迫下为了巩固共产主义阵营才动员出兵的,后果严重就不用细说了。当年的大跃进也是毛泽东一人的决策,其所导致的后果也不言自明。以后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毛泽东一手发动和指挥的,它给这个民族造成的灾难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如果真的建立了党内民主和宪政民主机制,这类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些年,看了好多有关苏联方面的书。一个拥有1800万党员、有74年建政历史的泱泱大国轰然倒塌,其原因有着多种解读。有的说,是因为党内出了一个叛徒戈尔巴乔夫,是他把红色江山葬送掉了。有的说,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颠覆政权的阴谋。还有的说,那是苏共不加强执政党自我建设酿成的恶果。其实,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如果说,一个戈尔巴乔夫就能葬送苏联,岂不是又掉进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论的泥坑里了?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真的能颠覆国家政权,是不是又回到外因决定事物的变化的谬误中去了?用毛泽东在《矛盾论》的观点来分析,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那么,只能从苏联的制度僵化上寻找原因。

  

   前些年,著名苏联史专家郑异凡先生在他编的《苏联史》中在分析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时引述了先哲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印度的起义》一文中说:“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历史报应的规律就是,锻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自己。”马克思说的是印度的起义。此前,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了一支名叫“西帕依”的雇佣军,用来征服印度并维持其统治。然而,正是这支部队在1857年震撼殖民者的印度民族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马克思接着写道:“第一次打击法兰西君主制的是贵族而不是农民。发动印度起义的不是饱受英国人折磨、侮辱和洗劫的莱特,而是由英国人供给吃穿、受英国人豢养和宠爱的西帕依。”郑异凡先生接着分析说,马克思提到的这个“历史报应的规律”或者“类似报应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在苏联共产党垮台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它的威力。郑异凡在分析了斯大林时代充满暴行的制度、苏联武力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制造的民族怨恨和斯大林及其后继者培养的“在册权贵”之后,他不无愤慨地指出,多次打断改革、最终使苏共丧权的不是平头百姓,而是苏共自己培植起来的领导上层——“在册权贵”!最后促使苏联解体的急先锋,在联盟内部打开缺口的则是几个被兼并的国家!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报应规律!

  

   如果你承认郑异凡先生所分析的确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真应该从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中引出一定的教训,从而能为推动中国干部制度改革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很显然,中国革命的起因和逻辑是从苏联那里引来的,而且得到过苏联老大哥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至关重要的援助。可以说,没有苏联,就绝不会有后来的政权。而今天,中国的局面并不比老大哥面临的问题更简单,我们国家业已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绝不比当年苏联的“在册权贵”更省心。但是,再难,我们也必须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大幅度起步,否则,当历史报应的规律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那就麻烦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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