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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革命与制度——苏联共产党政治领袖形象的制度固化及其政治心理嬗变

更新时间:2018-04-17 00:40:20
作者: 薛小荣  
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战胜一切的钢铁意志,对奴役和压迫的深恶痛绝,移山填海的革命热情,对群众创造力量的无限信任,巨大的组织天才,都由列宁卓越地体现了出来,他的名字成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新世界的象征。

  

   ……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具有那么强烈的责任感。超人地、不可抑制地渴望工作,不倦地思考,毫不吝惜地消耗自己的精力,——这一切损害了他的健壮的身体,永远夺去了最亲爱的人——我们的伊里奇的生命。

  

   但是,他的肉体的死亡,并不是他的事业的死亡。列宁活在我们每个党员的心里。我们每个党员都是列宁的一小部分。我们整个共产主义家庭是列宁的集体的化身。[10](P394——395)

  

   二、革命、战争与领袖:斯大林的领袖形象

  

   列宁的逝世不仅使布尔什维克失去了自己的政治领袖,而且更重要的则是它向党内表明:“苏联政治的性质永远改变了。”[11](P258)列宁离开政治舞台对整个共产主义权力机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严格说来,列宁不是一个专制者。按党章条文看,他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他的力量完全来自他个人的品格和极高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建立在荣誉、智慧和崇高的威望之上的,是以人们对他所表示的忠诚为基础的。”[12](P267——268)由于列宁不是依靠担任某个职务,而是靠居高临下的政治人格力量来获取并保持最高领袖地位的,那么在他逝世之后就带来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呢?事实上,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存在,使得强制性通过职务设定来确立党的领袖的做法根本行不通。列宁作为领袖的巨大政治影响力使得“老布尔什维克都普遍不愿意把党内职务当做最高领导权的来源。这种权威不是某种可以一举获致的东西,而是政治领袖通过证明自己的超凡能力逐渐培养出来的。”正如索柯里尼柯夫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列宁既不是政治局主席也不是总书记。然而,列宁同志在党内有着决定性的政治发言权。如果我们要同他争辩的话,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行。”[13](P287)因此,对斯大林来说,他要想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新领袖就必须寻找新的领袖成长的方式。即把列宁极富个性特征的领袖形象通过制度化方式转化成为固定的党内职务,并赋予这一职务以党的领袖的政治内涵。

  

   1924年1月26日,斯大林虔诚地以“宣道文体”[14](P413)向全党宣誓:“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7](P42)这篇“犹如神甫所做的布道演讲,充满宗教的激情和神秘”[15](P610)的发言,是斯大林成为“新领袖成人仪式的重要一部分”[16](P369),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托洛茨基描述了列宁逝世后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他说:“革命第一时期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党内直接掌握国家政权的那些阶层的意识的影响。在国内发生了可以总称为反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蔓延到了工人阶级,其中包括它的政党。组成权力机关的那个阶层出现了独立自在的目标,力图使革命服从于这种目标。在领袖们和这种机关之间开始出现分裂,领袖们表达了阶级的历史路线,能够站在机关之上来观察问题,而庞大、笨重、形形色色的机关则很容易使一般共产党员丧失进取精神。最初这种分裂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昨天的情景还很新鲜。十月的口号还没有从记忆中消失。第一时期领袖们的个人威信是很高的。但是在传统形式的掩盖下已经形成另一种心理。国际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人们完全陷入日常工作之中。新的方法本应为老目标服务,却建立了新的目标,首先是新的心理。暂时的形势对许许多多的人们来说,变成了终点站。一种新型的人正在逐渐形成。”[5](P438-439)

  

   作为党的新领袖,斯大林其实就是这种“新型的人”的典型代表。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战胜列宁逝世后党内其他领导人而成为党的新领袖,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加敏锐地把握到了这种变化了的政治心理,并且使自己快速适应和成为了具有这种心理的“新型的人”的政治代表。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相比,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中的政治影响力并不大。“对于党的上层来说(在稍大一些的范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他)他一向是三流人物。”[5](P442)尽管托洛茨基的评价有失妥当,但也描述了斯大林当时的基本政治状态。在1923年4月17日召开的俄共(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差不多每一个前来向代表大会表示祝贺的工人或其他组织的代表团都在讲话末尾高呼:“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有时喊:“我们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但在任何贺词中都从来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就代表大会的鼓掌次数来看,托洛茨基占第一位,季诺维也夫第二,斯大林第三。”[15](P592)

  

   事实上,从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6日期间,列宁先后于12月23日、24日、25日、26日和1923年1月4日口述“遗嘱”。在一系列统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对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作出了恰当的政治评价。关于斯大林,列宁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担忧:“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7](P339) 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口述了“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列宁“遗嘱”的全部实质就在这“补充”之中。在这份政治遗嘱中,列宁公开表达了对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不信任:“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17](P340)

  

   列宁1月4日的补充“遗嘱”无疑对斯大林的政治生命具有巨大的杀伤力。但是,斯大林在其政治盟友(季诺维尔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帮助下,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欢呼声中,却成功地躲过了列宁留下的“政治炸弹”,最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布尔什维克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在党内的权力争夺中选择了斯大林作为自己的领袖?看来,一切都在于党的“蜕化”。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是在“革命斜坡上没有个性的机关的创造”,“他充当了第一把手,这与其说表现了他的特点,不如说是表现了政治堕落的过渡时期的特点。”[5](P442)这种“政治堕落”集中体现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化。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关于官僚主义产生的看法。列宁认为,党和苏维埃政权中官僚主义复活的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文化水平的低下和党在战争时期“忙于军事任务”造成的疏忽。托洛茨基认为这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真正的原因。“把这种官僚主义解释成为战争时期的一般残余现象,也就是说是一种会逐渐(虽然不很快)消失的东西。不用说,这种态度和这种解释是根本错误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省组织的偶然特征,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是从县里经过省向中央发展的,倒是恰恰相反,是从中央经过省里向县里发展的。它决不是战争时期的‘残余’,而正是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方法搬到党内来的结果。”[18](P92)在托洛茨基看来,导致党和苏维埃政权官僚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蜕化和组织蜕化。尤其是在党的领袖列宁患病并最终离世以后,他曾经施加给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精神影响迅速退却。“列宁的信徒和仆从(只有托洛茨基不属于这两类人)开始感到自己独立的存在,他们逐渐地抛弃了那些仅仅是模仿而来的特点,即他们第二种较好的天性。列宁对他的追随者有过压倒一切而又经常不断的影响,现在其消极的一面突然变得非常明显了。”[19](P268)

  

   事实上,在夺取和巩固了十月革命政权后,不仅党和苏维埃上层政治集团的革命热情在消退,而且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剧烈的心理嬗变。俄国革命面临的长期困境,使得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国内战争中死亡,就是高升几级而脱离了群众。“这样,在力量、希望和幻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阶段以后,便产生了疲倦、消沉和对革命结果极度失望的情绪。‘平民自豪感’进入低潮而让位给胆怯和自私自利的浪潮。”[20](P64)同时,夺取了政权的党“像一块强大的磁石一样,不仅吸引了觉悟不高的劳动者,而且吸引了公开的异己分子:守旧的公务员、投机钻营之徒、政治上的寄生虫。”[18](P90)列宁就十分警惕地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1](P311)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市侩得到了解放”[5](P441),并使党的机关充满了闭关自守、官僚主义的自满。于是,生活和精神的蜕化带来的就是党的组织蜕化。“在列宁时代和不肖徒辈时代之间,不仅隔着一道思想鸿沟,而且还有业已完成的组织上的政变。斯大林是这一组织政变的主要工具。”[5](P441)

  

   政治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与党的机关官僚分子实现了政治结合。他指出:“如果以为在群众中默默无闻的斯大林,是突然夹着完整的战略计划出现的,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在斯大林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已经找到了他。斯大林给官僚带来了一切必要的保证: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望,一种倔强的性格,狭小的眼界,以及同政治机器——他的势力的唯一来源——的密切联系。胜利落到他的头上,最初是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这是新统治集团欢迎他的友好表示,这个集团企图摆脱旧的原则,摆脱群众的监督,同时在内部事务方面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态发展过程中作为二等人物的斯大林,显示了自己是热月式官僚的无可怀疑的领袖,是其中的第一号人物。”[20](P66) 1929年12月21日,全国庆祝斯大林五十寿辰。“斯大林是当代的列宁”的口号出现在各种旗帜上,响彻各种集会。“斯大林——意思是钢人——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城市和乡镇,帕米尔的最高山峰被命名为斯大林峰。他的名字和肖像成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21](P289)

  

   三、执政、建设与领袖: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领袖形象

  

如果说列宁是革命的游牧民族时期的杰出领袖,是他“组织、培育了布尔什维克党”[22](P305]);斯大林是游牧民族转入定居的生活方式的过渡时期的政治领袖,是他锻造了党的机器并赋予了它巨大而无处不在的力量,那么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与其按照党的政治传统被称为“领袖”,还不如更准确地说他们是“革命的游牧民族转入定居的生活方式时,庸人的特性、自满自足的官僚爱好情趣”[5](P439)活跃、发展并最终形成党的机器的官僚特质的政治产儿。或者说,是列宁,更确切地讲是斯大林锻造的党机器培育了党的精英,并从中挑选合适的领导人作为自己的政治领导——总书记,赋予其总书记职位的政治权威,从而实现了党的政治领袖的魅力的制度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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