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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秦晋之好”:女性作为媒介及其政治传播功能考

更新时间:2018-04-17 00:36:45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春秋之后的后世君主,也善于利于联姻来强化政治联盟。东汉的刘秀原娶美人阴丽华为妻,后来为了笼络河北真定恭王刘扬势力,又娶刘扬外甥女郭圣通为妻。刘秀登基后,封郭圣通为后。待北方刘姓集团被征服,又废了郭圣通,可见其联姻策略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魏晋南北朝的皇帝常以“尚主”(公主政治)的方式,不但将士族吸纳为皇室姻亲,加强士族对皇权的认同,也以此融入士族社会之中。公主的婚姻经常被皇室视为拉拢不同势力的手段。[[16]]宋太祖也十分注重政治联姻。在黄袍加身后,他一方面“杯酒释兵权”解决部下的武装,另一方面也把缔结婚姻当作巩固政权的手段。赵匡胤把三个女儿皆嫁给功臣之子:一个嫁给王审琦之子左卫将军王承衍,一个嫁给石守信之子左卫将军石保吉,一个嫁给魏仁浦之子右卫将军魏咸信。收其兵而嫁其女,双管齐下,赵匡胤有效地巩固了政权。[[17]]

  

   与君主下嫁女儿相反,臣下或豪门贵族为了巴结君主,也致力于通过把自家女儿嫁入皇家与君主联姻,进而获得政治利益。王莽篡汉,就是王氏家族通过嫁女为汉平帝皇后,才得以实现权力从刘姓之手转到王姓之手的。班固《汉书·平皇后传》载:“孝平王皇后,安汉公太傅大司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岁,成帝母太皇太后称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设变诈,令女必入,因以自重,太后不得已许之……皇后立三月,以礼见高庙。尊父安汉公号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赐公夫人号曰功显君,食邑。封公子安为褒新侯,临为赏都侯。后立岁余,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孙婴为孺子,莽摄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这种故事在中国宫廷政治中司空见惯。东汉末年时曹操为了达到自己篡权的目的,也采取了嫁女联姻策略。建安年间,曹操进三个女儿宪、节、华为汉献帝夫人。接着,他设计毒死伏皇后和她的两个儿子。第二年,就逼着汉献帝立他的女儿曹节为皇后,他自己因此就成为汉廷“国舅”。曹操死后,曹丕逼其妹夫汉献帝下禅位诏书,自己顺理成章地接过了汉之政权。

  

   通过嫁女入皇室,贵族因此就成了“皇亲国戚”,如果通过自家女儿生下的太子能够继位,外姓贵族就得以分享皇室的权力。“后妃援引外戚,从而导致外戚专政的发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常见的政治现象。”[18]这种“外戚势力”是导致古代中国宫廷权力更替和博弈的重要影响因素,成为许多朝代的重要政治弊病。

  

   事实上,不独中国,这种君臣上下“交为婚姻”的现象也在其他文明中也广泛存在。在古代埃及,法老们也注重和贵族联姻,巩固统治精英之间的合作。为此埃及的政治精英们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家庭网络,以掌控埃及的军事政治。在动荡时期或中央权力衰弱时期,联姻则更加重要。如在埃及第二十一王朝到二十四王朝的两三人代之间,埃及中央权威旁落,为了重新掌控军事指挥官,埃及国王就只能依赖联姻来维持与军事将领之间的关系了。[19]

  

   在古代波斯也有类似做法。希罗多德曾提到,波斯的大流士夺取权力后,7位参与政变的贵族曾约定,国王以后只能从他们7家中选择妻子。不过大流士本人似乎并未遵守这个约定。他大群的妻子中,有欧塔涅斯(七人之一)和戈布吕亚斯(也是七人之一)的女儿,还有已故埃及法老的女儿,但地位最重要的分别是居鲁士的女儿、巴尔狄亚的孙女和居鲁士的侄女。他选择在王室内部通婚,以避免王权旁落。同时,也通过他与居鲁士女儿的婚姻,与居鲁士的血统联系起来。[20]后来的波斯国王也大多效仿,目的与大流士类似,出于巩固政治联盟。

  

   在古代日本,通过联姻来确立家族之间的“战略性关系”在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中也十分普遍。推古天皇时期的日本正处于氏族联合政权的末期,一些氏族头领为了控制天皇政权,也采取了联姻策略。最著名的就是苏我家族。苏我氏的做法就是长期将本家族女性嫁与皇族,通过联姻增加影响力。“在中世和近世,把女儿作为商品,用来交换政治权力和经济优势的做法继续延用。”[21]

  

   在古代罗马,“秦晋之好”式的政治联姻同样广泛存在。塞姆在《罗马革命》一书中就认为,理解罗马共和国政治的关键,是显贵家族通过庇护和婚姻关系构建的网络。不论是尤利乌斯·恺撒还是其继任者屋大维都利用女儿来进行政治联姻。如奥古斯都·屋大维的女儿尤莉娅在父亲的政治谋划中就扮演了重要作用,通过“一嫁再嫁”,他帮助父亲先后巩固了马凯鲁斯、阿格里帕和提比略的忠诚,并为奥古斯都生了5个外孙和外孙女。这种做法在罗马贵族中十分普遍。因此不论是“前三巨头联盟”还是“后三巨头联盟”,女性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媒介。在中世纪的西欧,王室之间的联姻则更为普遍。如法国波旁王朝的崛起就离不开政治联姻。路易九世之子克莱蒙伯爵罗贝尔通过和波旁领地的女继承人勃艮第的比阿特丽斯的婚姻,获得了对波旁公国的统治权。他们二人的长子路易在1327年获封为波旁公爵,此次受封被视为波旁王室的起源。英国都铎王朝开创者的亨利七世(1485-1509)也是搞婚姻政治的高手,对于英国的历史影响至深。作为兰开斯特家族的代理人,亨利七世在博思沃斯战役之后立即派人去约克迎来了爱德华四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两人于1486年完婚,当年就生了阿瑟王子,后来又生了玛格利特、亨利和玛丽。这一联姻使兰开斯特和约克这两个交战多年的家族化解了仇恨,并联合了起来,开启了统一的都铎王朝时代。[22]

  

   在伊斯兰世界,女性也是一个实现家族、部族或政治力量联合的重要媒介,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有九位妻子。其中阿伊莎、哈福赛是第一位第二位哈里发伯克尔和欧麦尔的女儿,赛吾黛、赛里曼、梅蒙娜是圣战阵亡者的遗孀,宰娜卜是婚姻离异者,萨菲娅是犹太战俘,马利亚是埃及王奉献的基督教女子。穆罕默德通过和这些不同部族、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联姻,与他们形成了牢固的姻亲关系,甚至化敌为友,使自己获得了很多的支持。[23]伊斯兰教提倡“多妻多子”的观念显然有其历史传统,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传统有利于政治合作。

  

   (二)世家贵族交为婚姻:门阀政治中的“秦晋之好”

  

   除了君臣上下,贵族权臣之间也致力于通过女性建立亲属与联盟关系,合纵连横。“连襟政治”在古代社会十分常见。

  

   春秋以降,诸侯贵族均以婚姻互结邻援。《国语·鲁语上》:“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婚姻是当时诸侯间“取信”的重要手段,通过联姻,不同家族成员或政治力量之间的稳定关系得以维系。许倬云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一文曾考证了鲁国公室季氏家族与其他诸侯国公室之间的多重姻亲关系。鲁室娶妻于这些家族,也把女儿嫁给他们。“家族网络充斥于整个中国,封建结构与家族结构在政治上相辅相成。”[24]

  

   到汉代,婚姻政治更加普遍。上至朝廷外交,次如公卿党援,下至闾里豪杰勾结,无不以婚姻为利器。“朝廷以婚姻羁縻夷狄,而贵戚亦以婚姻互相结党,争政权,谋富贵。”[25]地方大姓土豪,武断乡曲,鱼肉邻里,都借婚姻互相勾结,结成一个“官官相护”的大网。这种联姻政治的积弊太多,以致朝廷不得不进行干预。为防止连襟政治,东汉时期还专门出台了所谓的“三互法”,即“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后汉书?9?9 蔡邕传》),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很难奏效。

  

   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演义中,以女为媒的联姻政治更是十分常见。“三国纷争,结盟资援,羁降制敌,多用婚姻。”曹操是进行合纵连横的高手。袁绍死后二个儿子谭、尚不和,曹操以女许谭,挑拨兄弟相斗。袁谭战败袁尚后,曹操则“复绝谭婚”。当孙策崛起江东,曹操无暇东顾时,他也以婚姻来维持联盟。《三国志》载:“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第一》)而曹操的对手,同样用“以女联姻”的办法来结成联盟以拒曹。袁术为勾结吕布,派人聘吕布之女为儿媳,吕布先是答应了,后来受人离间又反悔了,派人前往袁家追回女儿。随着曹操攻打吕布,吕布又有求于袁术,于是以锦缎缠女儿身,绑在马上,连夜送到袁术处,以示诚意。[26]孙吴也善于通过以女为媒进行结盟。刘备定荆州时,孙权对其十分惮畏,于是进妹予刘备为夫人。不过后来“嗣以荆州之争,孙刘交恶,权乘备入蜀之际,复迎其妹归,婚遂绝。”(《三国志·蜀书》

  

   六朝时代,门阀制度盛行,女性成为一种巩固大家族之间政治关系的媒介,如《新唐书·李义府传》中所说:“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当时不仅士族择偶对于男女家的门弟极为看重,社会上亦以此来衡量某一氏族的门弟,政治上的晋升也以婚姻为考虑条件。士庶不通婚甚至成为一种礼俗。[27]这种情形当然大大不利于社会流动,在政治上也造成了家族政治的坐大。吴晗先生曾经指出:“从四世纪到十世纪大约七百年间,中国的政治约30个左右的绅士家族所独占。”[28]毛汉光先生通过绘制六朝士族婚姻的“诸姓婚嫁图”,发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室均是士族婚姻圈的成员,士族之间彼此通婚的对象大多属于同一阶层。[29]

  

   权贵家族彼此之间定期交换女性进行联姻,时间久了,自然就会形成“世袭政治”和“门阀制度”。冯尔康先生指出:士族的社会力量通过其门第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士族的门第观、婚姻观、地望观念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士族社会的地位观念,这是促使士族社会力量能够长久发展的重要因素。[30]这种“门弟婚”的负面结果就是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格局。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兴起,士族门阀制度有所削弱,但通过女性进行政治联姻的做法依然存在。如唐代藩镇之间的联姻就十分普遍,它巩固了军事同盟和地方割据,这显然也是唐末藩镇势力壮大的重要影响因素。[31]到了五代以后,门第婚、和亲、公主出嫁藩镇及藩镇联姻等才逐渐消亡,世家门阀制度因此才趋向衰落。

  

欧洲贵族之间也十分注重通过联姻来实现政治上的联盟与合作。欧式政治中的“秦晋之好”,其主要媒介也是女性。在古代罗马,贵族女性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媒介。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德里安·戈兹沃西所指出的:“罗马的贵族女性和他们的兄弟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不能从政。被作为巩固或打破政治联盟的工具,被安排嫁人或离婚。”[32]中世纪的欧洲十分注重家族“血统”,贵族之间才能联姻,这种婚姻有多重目的,确保政治的垄断性和世袭是重要的目的之一。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欧洲贵族联姻仅限于社会上的望族,其功能是“服务于凝聚家族在经济上的实力手段,除此而外,也许旨在排除政治接班人的斗争,最后也还在于保持血缘的纯洁。”[33]这种欧洲贵族和王室之间的联姻,在权力继承、国土兼并、外交关系以及“战争与和平”等政治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深刻影响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版图。168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去逝后,英国从荷兰迎进一位信奉新教的君主奥伦治公爵大威廉出任英国国王,因为这位荷兰国王是英国的女婿,因此获得了继承的合法性。而这一继承,导致了英国“光荣革命”的发生,在贵族的逼宫之下,威廉三世于1689年签署了《权利法案》,形成了英国分权体制[34],这对欧洲政治乃至世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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