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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周濂: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更新时间:2018-04-16 00:48:08
作者: 汪丁丁 (进入专栏)   周濂 (进入专栏)  
我介绍过查尔斯•堤利,他研究400年间欧洲各国的民主化的路径,其实他得到的是一个通例,而不是英国民主的个例。任何读者只要浏览查尔斯•梯利的大范围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他刻画的其实是人类社会的通例。根据他的定义,所谓“民主化”,其实就是“不那么不民主”。例如在英国,特权从国王逐渐扩散到贵族,再扩散到平民,选举权从第一和第二等级逐渐下降到第三和第四等级,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政治民主化。中国人也是人,有人类的通性。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看民主诉求的行为,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富起来了的人,一定有更高的诉求。打工的人和大学生,都是同意的。我的许多朋友认为民主政治不是中国本土的,不在中国文化传统或政治传统里。

   针对这些见解,多年前,我在我主编的那份学术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探讨民主和自由这类西方观念的本土文化表达。本土的文化传统里,我认为存在一些民主和自由的要素。民主化、民主、自由、正义,……许多西方观念,只要符合人类的通性,总可以有本土文化要素的表达。这很重要,因为本土文化里没有系统地形成这些观念,但是有要素,文化的要素有能力表达这些西方观念,重新阐释,融入大众的生活习惯,就是杜威说的那种真正的民主——民主就是日用不觉,是生活常识。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传统,这是基本事实,但是不能因此否认民主政治是人类通性。恰恰因为英国的民主化路径不是人类社会的通例,我们才看到了中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的未来。中国人的生活常识里逐渐会有这些观念的本土表达,虽然,我不知道何时会有。

   所以,就是说,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还是王岐山那句话。我的理解,他不是不知道上述道理,但要为政治之本争取很长的时间,让它能彰显,能融入大众日常生活,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那时才有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民主监督绝不简单是任何公民在互联网发贴子批评政府的权利或能力,查尔斯·梯利 测量民主化的四个维度里面有一个是 mutual bounding,怎样计算这一维度的得分?如果只考虑网络的民主,首先要统计全体公民每年发表的与维权有关的贴子数量,然后统计这些贴子当中有多少是得到政府反馈并改善了民主权利之维护的,这一比例,就是相互约束的力度。我们目前的状况是,不论网络上或任何大众媒体如何批评官僚化作风,很多官员们还是不在意这些批评,因为他们觉得只向上级负责就行了。这一特征,在政治的公理化研究中占据核心假设的位置。任何一个政体,不论它自己称为民主的还是共和的,一项核心特征,可观测的,就是它对公民诉求是否足够敏感。极端而言,如果对任何公民及公民的任何群体的任何诉求都无动于衷,那么,这一政体就称为“被独断的”。我相信中国领导人也愿意政府对公民诉求保持某种程度的敏感性。至于多大程度的敏感性就是民主,我已经引述过文献,所谓民主,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数以百年计的过程,称为民主化。更重要的观察是,充满着民主化过程的,不仅有民主化还有去民主化和非民主化,各种力量的博弈,结局未知,也不可预测。微观演员们只能尽力演好各自的角色,历史从来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完全随机的,历史是一连串的黑天鹅事件。

   周濂:您曾经说过,“民主的条件可以表述为,民主过程参与者们在每一具体的利益冲突情境内多大程度上仍愿意服从他们当初赞同的一套抽象规则。”有网友认为这个条件对人类来说实在太难实现,因为它不仅要求克服人性的缺陷,还受到人类有限智力的约束。所以就此而言,有认为您对民主的条件的叙述恰恰意味着民主必然失败,不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丁丁:这是我解读阿罗博士论文时提出的,民主的条件,首先要求参与民主过程的社会成员搁置私人口味,这时的个体偏好,其实是个体在公共论域里以社会长远利益为基础的价值判断。或者,就是你曾引用过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中的共和政体。当然艰难,否则,英国的民主不会费时四百年以上,才初步进入稳态。民主几乎是人类社会必经之路,如果它的含义是,查尔斯·梯利 定义的,民主是民主化过程的静态概括,而民主化以及伴生着的去民主化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除非完全没有公共选择。可是完全没有公共选择的社会,由于资源浪费太剧烈,要么早已消亡,要么正在消亡。所以,我们不应回答民主是否必然失败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探讨民主化以及伴随着的去民主化在何种社会条件下可能有何种进展。

   周濂: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您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或超过‘民主诉求’的阈值,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您认为这两方面压力联合作用的结果,很容易导向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从理论的角度看,长期而言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又难以为继。而事实上,在中国提福利国家,还面临国家能力建设与国家权力越发处于不受约束的紧张关系,面对这么多的纠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汪丁丁:在这部讲义的朗润园发布会上,我试图回答你的这一问题但未能深入探讨。当时,我只说中国公共政策在这里需要一种动力学视角。最佳的动态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它在足够短的时间内,通过普惠性福利政策使足够多的劳动力得到足够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在福利政策带来的效率损失难以承受之前,使经济结构升级到足够支持某一令人满意的收入水平的均衡点。当然,我始终是一名悲观主义者。我更常想像的,是悲观前景。

   复杂自由主义的解释力

   周濂:多年前您在《财经》杂志的“边缘”栏目中曾经提出:“在主流市场外还有一些边缘的弱势群体。我们的自由主义不是简单的自由主义,它必须顾及到中国社会的底层,然后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与简单的自由主义相对应的就是您常说的“复杂的自由主义”。我的问题是,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经济政策这三个领域中,您会分别如何阐释自己的复杂的自由主义立场呢?

   汪丁丁:不仅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政策这三个领域里,而且,主要是针对每一具体的情境和相关的公共政策,我和舒立新闻团队的朋友们都提出了我称之为“复杂自由主义”立场的观点。复杂性本身,要求我们放弃标签式的观点。例如,我写过很多文字阐述我对民主、自由、正义,这类观念的理解。首先,我必须在每一具体情境里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和本土情感重新阐释(包括创造性误读)这些西方名词,如果我不能完成这一思想任务,我认为这些名词终究只能是名词,它们无法成为,如杜威在许多年前指出的那样,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我尊重每一位朋友争取民主权利的努力,不过,我坚持自己的上述立场和态度,坚持寻求民主和自由等等观念的基于本土文化诸要素的表达。当然,假以时日,例如几百年之后,人类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可能形成与目前非常不同的中国人、印度人、埃及人和美国人,在这些人的情感方式里,正义、自由、民主这类观念引发的是大致相类的情感。那时,我的这些努力也就不必要了。

   周濂:您在2010年和刘苏里先生的对谈中说过:“任何一个抽象的原则应当有本土的表达”。关于这个抽象的表述,左中右的学者也许都不会表示反对,但具体到如何进行本土的表达,以及这个本土表达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可能就会出现重大的分歧。与此相关,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巨大的语词污染和观念雾霾所导致的思想危机,能指和所指彻底紊乱,各种似是而非的表述交替登场,让普通人莫衷一是。比方说您提倡的“复杂的自由主义”,主张要以复杂的态度面对复杂的中国问题,现在好了,胡锡进也提出“复杂中国”的主张,但显然他的取向跟您南辕北辙;再比如说,您一直提倡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但是这个提法很容易就和官方论述相混淆,至少对于普通人来说,初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分别,面对此情此景,您有何解决之道?

   汪丁丁:上面的对话已将我们带入这一问题的论域了。哈耶克晚年也深感“我们被污染的语言”带给他的表达的极大困惑。我也注意到,最近几年,立场完全不同的论者开始使用“复杂”这一语词。因此,我当然与哈耶克有同感。两年前,我特别写过一篇短文,标题就是“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我在几个场合将这篇短文送给朋友们,但多数朋友很可能完全不懂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希望你也读这篇短文。对于表达困境,我只能希望我的读者长期阅读我的文章,于是他们毕竟了解我的语言所指的是什么,这将大幅度减少误解。很遗憾,互联网普及的后果之一是,大众阅读快餐化了,于是,我上述的表达困境可能成为越来越深的困境。于是,大约在2011年,我向舒立团队建议我们致力于纠正公众在公共领域里使用的偏激语言。当然,这一任务同样艰难。因为驱使人们使用偏激语言的,是偏激的情绪和心理结构(与教育密切相关),而偏激情绪又与人们体验到的政治和经济的不公正程度密切相关。也因此,我说过,我尊重每一位朋友推动民主和自由的努力,只不过我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特定社会情境内,根据理性选择模型,总可以有最适合我们各自扮演的特定角色,并且允许每一个人扮演不同但相互之间有所协调的角色,这本身恰好也是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格局。

   周濂:说到用本土文化的要素去重新表达民主、正义、自由等西方概念,您和苏里都对吴思先生用“份儿”翻译西方的权利概念表示非常的欣赏。但是恕我拙笨,作为一个出生在南方的70后,我对“份儿”这个词儿基本无感,反倒是对“权利”有很丰富的体会,这里除了个体差异之外,我在想是不是还有地域以及世代的差异?您和苏里都是北方人,比我年长十五到二十年,对于你们来说,“份儿”能唤起很多情感的记忆,但是,也许对于我这一代人以及下一代人来说,反倒是“权利”更契合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很多人不假思索地断定民主、自由、权利这些西方概念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我的态度会乐观很多,事实上观察普通人的日常表述和行动,我们会发现人们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实践正义、自由、民主、权利这些西方价值,随着网络时代沟通成本的日益降低,我以为可能不需要再过“几百年”,这些西方概念就足以唤起普通中国人的情感。

汪丁丁:社会科学家用统计数据来表达自己。不过,你可能推测得很正确,因为你是年轻人。让我首先描述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我所谓“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是说我们讨论的每一个议题都无法绕开的那种问题。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我的表述,它的一般形式,是从外向内发生影响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工业化的或西方化的,和由内及外呈现自己的情感方式---我们的情感方式基本上是前工业化的或中国的,二者之间的持续冲突,在我看来,就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一般形态。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情感发展,情感脑,通常认为是在大约一亿年前的哺乳动物演化阶段形成的,故也称为人类的哺乳动物脑,它在几百年里不会有显著变化,例如,它深受母语的影响。这是最近十几年脑科学研究显示的情况。所以,你的母语是中文还是英文,这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就决定了你的情感方式,大致而言,这是神经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看法。这也意味着,只要你的母语是中文,哪怕你五岁就学习并掌握了英语,你的情感方式依旧是中国的。顺便提及,如果你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双语儿童,即当你习得母语的时期,男孩平均在三岁以前结束,女孩平均在一岁半以前结束,你同时使用两种语言,那么,你就是双语儿童。脑科学的证据显示,很可能,你的脑结构,语言中枢难以定位。因为母语的中枢位于左侧大脑皮层,而外语的中枢通常在右侧大脑皮层(成为社会认知功能的延伸)。双语儿童,临床观察的许多案例表明,无法表达情感。这是可以想像的后果,因为情感方式依赖于母语,可是母语在定位时发生了混淆也就是错乱。所以,我观察到的双语儿童表达愤怒或其它激情时,更容易的方式是肢体动作而不是语言。这些基本的情感方式随着你出生到掌握了母语就是三岁以后,开始结交朋友,你的情感的发展过程是由内及外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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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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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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