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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李鸿章六论

更新时间:2018-04-14 02:24:19
作者: 羽戈  
”当即下田避让。老翁只挺了一挺,一场纷争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李鸿章只说了一条,再不言语。吴永催他,他含笑挥手曰:“这此一条,够了够了,我不说了。”事后吴永推敲,感慨道:“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此亦臆度之词,究不知以下十七条,尚作何等语法也。”

   既名“挺经”,主旨自然是挺,宁思一时进,莫思一时停,有进无退,宁折不屈。吴永的感悟,分作局外与局内,虽也可取,终归离题万里,由此正可见他的资质之平常。而且,他还在期待后面十七条的教诲,恐怕上了李鸿章的当。

   首先,我们无法确证曾国藩写过《挺经》,其文集、日记并无蛛丝马迹,如今市面之上流传的《挺经》,都是后世编撰甚至杜撰;退一步讲,哪怕作为秘传心法,我只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引述的李鸿章这一例,可谓孤证,吴永是老实人,想来不会说谎,李鸿章天马行空,不拘小节,完全可能代老师立言,至少“十八条”云云,不得当真。其次,纵观曾国藩一生行事,论成功秘诀,与《挺经》关系实在不大,而当归于黄老之学,要起名的话,可叫《忍经》。当然,有人把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等事理纳入《挺经》,不是不可行,只是这么一来,《挺经》变成了百宝箱,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相比曾国藩,李鸿章显然与《挺经》更加亲近。他这一生,都在坚守一个“挺”字。对此,《清史稿》不仅有记,还拿曾国藩作对照:“(李鸿章)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恝然,冷淡之意。《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议汹汹,积毁销骨,几欲杀之而后快,李瀚章见状,给弟弟李鸿章写信,相约一同告老还乡,息影林泉,李鸿章不从,答以“当与国同休戚”。这一挺,挺到了庚子年,待义和团之乱引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国人终于意识到,唯有李鸿章出山才能收拾残局,“全国人士皆知扶危定倾,拯此大难,毕竟非公莫属”(按一位朋友的总结,国人对李鸿章的态度,可以形容为“无事骂他,有事用他,用后再骂,骂后再用”)。这正呼应了李鸿章的那句感慨:“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再以围剿捻军为例。起初曾国藩主持剿捻事务,主张“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中原战地,流寇驰骋,坚壁清野,自是正道,不过注定了一场持久战,最需时间和耐力。曾国藩只支撑了一年半,受不了舆论压力,“念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主动告退,这毋宁违背了《挺经》的主旨。李鸿章接手,无论战略还是战术,几乎都师承“我老师”,最大区别在于,遇到朝旨切责、严议、夺职等,他敢于抗疏,挺上一挺——持久战的要义,恰在一个“挺”字——挺了一年半,终于大功告成,先后剿灭东西捻,逼捻军首领张宗禹投水而死。按《清史稿》所述,剿捻的战略如“防河之策”,“皆国藩本谋也”,然而最终收功的却是李鸿章。这里面,除了天命或运气,与个人性情不无关系:一者知难而退,一者知难而进。由此不妨断言:曾国藩可能是《挺经》的作者,李鸿章无疑是《挺经》的行者。

   李鸿章的《挺经》,第一表现为担当。如梁启超所言,无论遭遇何等风险,陷入何等风波,李鸿章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尝有畏难退避之色。吴汝纶为李鸿章作神道碑,有“公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夷险一节,未尝有所诿谢退让畏避也”之赞词。据王伯恭《蜷庐随笔》,甲午战后,有一天恭亲王奕訢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答道:“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这一点,后来为袁世凯所继承,王锡彤认为袁世凯的一大优点,亦是担当,“其大过人处在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

   第二表现为坚忍。空有担当,不能坚忍,断难结出正果。李鸿章不仅能打脱牙齿和血吞,吞下之后,还能继续苦战,死撑到底。继续说他与袁世凯的故事。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落难于贤良寺期间,袁世凯曾为翁同龢作说客,请李鸿章暂时告归,养望林下,让出大学士位置,李鸿章大怒道:“……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事后他告诉吴永:“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第三点表现,只能说无赖或无奈。《马关条约》谈判之际,李鸿章做好了最坏准备:“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这依稀可见《挺经》的风范。可惜败国之臣,寸步难行。等到最后一次会谈,一贯豪气干云的李鸿章,忽然转型为一个斤斤计较的小贩,向伊藤博文苦苦哀求:“日前临别时,请让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能让此,全约可定。”“五千万不能,让二千万可乎?现有新报一纸在此,内载明贵国兵费,只用八千万,此说或不足为凭,然非无因。”“请让少许,即可定议,当电明国家志感。”“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这艰难一幕,读之简直令人落泪。《挺经》再挺,李鸿章的骨头再硬,终究不敌陆沉的国运。

  

   3、圣贤与豪杰

   梁启超《李鸿章传》最后一章以李鸿章对比古今中西人物,共列举十六位,其中与李鸿章同时代的中国人,计有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等。谈曾、左、袁,足见梁启超的见识,谈李、张,则呈现了他的偏私。李秀成固然是太平军中最杰出的人物,然而称其政治、外交“皆不让李鸿章”,未免可笑,实则二人相距不可以道里计。此后对张之洞的贬斥,更加荒唐:

   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北。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媸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在晚清,与李鸿章齐名的人物,一是左宗棠,二是张之洞(论起来,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师辈,袁世凯是李鸿章的后辈,皆非同辈人,可比性则弱一些)。左李之间,龙争虎斗,剑拔弩张,有时表现为派系、意气之战,更多则在政见的冲突,譬如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好在公论不妨私谊,1885年左宗棠去世,李鸿章的挽联十分体面:“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堪比十三年前左宗棠挽老冤家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再说张之洞。他与李鸿章,其实大多时候都是同道,无论观念,还是行动,无论洋务运动,还是东南互保。即便有所争执,远远谈不上激烈。譬如庚子国变之后,李鸿章在北京议和,折冲樽俎,焦唇干舌,张之洞置身事外,成天乱出主意,今天告诫朝廷不可拆除大沽炮台,明天建议朝廷到长江上游设立行都。李鸿章不胜其烦,斥之道:“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张之洞反唇相讥:“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无论书生习气还是中堂习气,在张之洞身上均有表现,他曾得“习气大全”之谓:“世所谓‘书生习气’、‘名士习气’、‘纨绔习气’、‘官场习气’、‘滑头习气’,与夫近世之‘新界习气’,张公胥兼而有之,得不谓之‘习气大全’乎?”)此事流传开来,遂成谈资。李鸿章的话被简化为“香涛作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张之洞的话则成了“少荃议和两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两句话恰成对仗(徐珂《清稗类钞》)。

   我把李张并论,用意则不在这些奇闻异事,而是因为,在晚清这个过渡时代,论才具,论心志,能够革故鼎新、开辟新时代的人物,李鸿章这辈人中,唯有他和张之洞。可惜二人的结局都不尽如意。李鸿章欲作独立潮头的健者,终而不敌时代的反潮流,其功业仅止于一介裱糊匠;张之洞的才学与机运虽优于李鸿章,血性与气概却稍逊一筹,一生周旋于中西、新旧之间而不得突破。他们最终都未能开出新时代,而不得不屈就为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

   同为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二人不免要被置于一处,互较短长。然而评语往往对张之洞不公。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晚清有言,“李合肥开目而卧,张南皮闭目而奔”,前句谓李鸿章“一切了然,但办不动”,后句谓张之洞“其心知当维新,而一切懵然,不知所以为新也”。这显然低估了张之洞的头脑。他对时局的判断,固然有时投机,有时迂阔,大体而言,还是一个清醒者,甚至“举世皆醉我独醒”。“懵然”二字,用在李鸿藻、翁同龢等君子身上毋宁更合适。再如梁启超对张之洞的批判,则使我无比纳闷:倘若拘泥于个人恩怨,任公何必写李鸿章传,并对其评价至公;可是,假如不计恩怨,持平立论,任公何以对张之洞这么刻薄呢?

   这说到底,还得归结于李鸿章与张之洞的政治风格之差异。如梁启超所云,李鸿章的一大特长,即“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慨。这样的血性,这样的气魄,哪怕作为敌手,如伊藤博文,都对其惺惺相惜,敬服有加。张之洞恰恰缺乏这一点,而喜趋时,好讨巧,讲求利害过于是非。拿他与梁启超的关系来说。梁启超大红大紫之时,他过分热衷,如王伯恭《蜷庐随笔》记载:“当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之洞)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始鸣炮开中门相迎,若卿贰来见,但开门而不鸣炮,余自两司以下,皆由角门出入。梁启超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盖是时已有康梁柄国之消息,香翁特预为媚之耳。启超惶恐不安,因著籍称弟子。”梁启超落荒而逃之时,他则迅速切割,如戊戌政变后第二天,他致电孙家鼐:“康已得罪,上海官报万不可令梁启超接办。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待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他致电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称“梁启超乃康党渠魁,尤为悖悍,其居心必欲中国大乱而后快”,请日本政府早日将其驱逐出境。如此反复,难怪梁启超要骂他无耻,并预言他的下场:“欲归新党,而新党不屑有此败类;欲附贼党,而贼党亦不愿有此赘瘤,卒至进退失据,身败名裂”——张之洞虽未身败名裂,最终却在新旧之间进退两难,沦为不新不旧之人。

   不妨对照李鸿章的表现。据孙宝瑄日记,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召见李鸿章,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决然答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如此强悍,反而令慈禧默然(李鸿章还说过:“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一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

   李鸿章与张之洞的差异,使我想起一种古老的说法。先贤论人,有圣贤与豪杰之分,与不为圣贤便为豪杰之说。尽管朱熹云:“豪杰而不圣贤者有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大意是,豪杰不必是圣贤,圣贤必须是豪杰。事实上,这二者的界限还是相当分明。拿近世人物来说。曾国藩可谓圣贤,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均属豪杰。张之洞的尴尬正在于,貌似两样都沾,实则两头不靠,作为文臣,其理想自然是圣贤,然而一生行事不脱豪杰气,以圣贤的标尺丈量,他缺少一个“诚”字,以豪杰的标尺丈量,他缺少一个“勇”字,因此只能徘徊于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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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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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羽戈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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