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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十论

更新时间:2018-04-13 02:22:54
作者: 张旭  
政治(Politik)也派生于同一个希腊词Polis(城邦)。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崇高的政治,当时仅仅意味着对外政治(Aussenpolik)。这种政治以主权国家承认其他与其对立的主权国家为基础,在这种承认的同时,一个主权国家决断了对与其对立的其他主权国家友好、敌对还是中立。

   这样一种政治统一体对内追求完全和平,对外则完全作为与其他主权相对的主权而出现,这种国家的古典模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清晰、明了的区分的可能性。内政与外交、战争与和平、战争期间的武力与文明、中立或不中立,所有这些都判然有别,不能有意混淆。即便在战争中,所有敌对双方都拥有其明确位置。在遵循国家之间国际法的战争中,即使是敌人,也同样作为主权国家得到承认。在这种国家之间的国际法范围内,作为主权国家获得承认假如还有什么内容,就已经包含承认战争的权利,由此也包含承认正当的敌人。即使敌人也拥有合法地位;敌人不是罪犯。战争能够被限定,并受国际法的悉心巡察。顺理成章的是,战争也必将以和平条约告终;在正常情况下,和平条约包含着一个附加条款。惟有能够清晰区分战争与和平,一种清白、明确的中立性才有可能。

   对战争的限制和明确限定包含着将敌对性相对化。在人道意义上,任何这种相对化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实现这种相对化并非易事,因为,不将其敌人视为罪犯,对于人类来说相当困难。毋庸置疑,应付国家之间领土战争的欧洲国际法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罕见的进步。其他民族在其历史中所看到的仅仅是殖民战争和内战,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相对化,仍然杳杳无期。把受到欧洲国际法监督的战争看成反动战争和犯罪性战争,认为取代这种战争的方式就是以正义战争的名义解脱革命意义上的阶级敌对性或种族敌对性,这绝对不是一种人道意义上的进步,因为这种战争方式不可能也不愿区分敌人和罪犯。说到从国际法上限定战争与敌对性,国家和主权是迄今为止所达到的基础。……”(页9-12)

   十八世纪以来,治理社会或治安社会逐渐成为国家建设的目标,大量纯属于社会之事的东西成为国家之事与政治之事,而大量本属于国家之事的领域也转成社会之事,比如宗教、文化、教育和经济等等,大量政治领域日渐中立化、治理化、技术化,归根结底,去政治化。作为对十九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法团主义(以及基督教)纷纷主张的“国家衰亡论”和“社会本体论”倾向的强烈反动,二十世纪新兴的总体国家(totale Staat)则试图将一切社会事务都纳入到政治的范畴之中。在施米特看来,这种取代了普遍国家的“总体国家”的“总体动员”(die totale Mobilmachung),恰恰是国家的本质及其主权者力量的丧失。与刻板的印象相反,施米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家理论和主权学说反对那种“泛政治化的总体国家”,也就是纳粹政体的极权国家类型。施米特区分了“质的意义上的总体国家”(totale Staat im Sinne der Qualit?t)与“量的总体国家”(quantitative totale Staat),并且一直试图以总统专政的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质的总体国家”去拯救魏玛共和国这个脆弱不堪国家。【Carl Schmitt, “Weiterentwicklung des totalen Staats in Deutschland” (1933), in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tze aus den Jahren 1924-1954, Berlin: Ducker & Humbolt, 1958, S.359-71; 施米特,“整体国家在德国的进一步发展”,《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页242-9】然而,纳粹体制不仅远远超出了“质的总体国家”的范畴,而且在民族的同一性和民主的同质性之上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国家与社会的同质性统一,彻底废除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并最终废除了霍布斯所说的“保护与服从”的“国家第一原理”。纳粹极权国家的巨大的政治灾难表明,施米特的总统制护持下的“质的总体国家”的方案则现代社会彻底失败了,他的主权论、战争论和决断论的“政治的概念”也是根本成问题的。那么,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的问题在根本上出在何处呢?

  

四、“敌友之分”是一种新康德主义的吗?


   施米特界定“政治的概念”的基本命题就是:“敌友之分(Die Unterscheidung von Freund und Feind)是政治的标准”。这一命题将政治作为像经济、文化、宗教那样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自律领域,并通过其自律性的标准来界定“政治的概念”。施米特说:“政治必须以自身的最终划分为基础,而一切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活动均可诉诸这种划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最终划分在道德领域是善与恶,在审美领域是美与丑,在经济领域则是利与害。问题在于,是否也有这样一种特殊划分来作为政治及其内容的简明标准。这种政治性划分的本质当然不同于其他各种划分。它独立于其他的划分,而且具有清晰的自明性。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页30)

   这看起来就是施米特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新康德主义原理。按照新康德主义和韦伯(以及后来的卢曼)的基本思想,人类活动依据不同的相对独立的标准被划分为相对自律的不同的社会领域或文化领域,而政治领域只是整个社会体系或文化领域中的一个与其他领域地位平等的子系统或相对独立的领域。作为区分政治与非政治的领域的“敌友之分”的标准,相对独立于道德领域的善与恶、审美领域的美与丑、科学领域的真与假等,政治上的敌人不一定在道德方面是邪恶的或在审美方面是丑陋的,也不一定会以经济竞争者或文化冲突者的面目出现,然而,在极端情况下敌友之分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所有划分中最强烈最暴力的一类,它表现了最高强度的人类群体的分分合合与生存论上的殊死斗争。

   作为政治的标准的敌友之分的相对独立性具有很多层意义,比如,它甚至相对独立于正义与否的道德评判与国际法的限制。施米特说:“所有这一切均没有什么合乎规范的意义,只有生存的意义而已,尤其是在与真正的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战斗时更是如此。这里决不存在什么理性的目的和规范,惶论真假;决不存在什么纲领,更惶论可否值得效法;也根本没有什么社会理想,更惶论其是否美好;这里既没有什么正当性也没有什么合法性能够证明人类相互杀戮是出于某种正当的理由。如果一个人在肉体上毁灭人类生命的动机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存意义上受到威胁,那么,这种毁灭行为就无法正当化。这正如战争无法由伦理准则和法理准则正当化一样。如果真正存在着生存意义上的敌人,那么在肉体上击退敌人、与敌人战斗就是正当的,但是,这也仅仅在政治意义上具有正当性。”(页58)

   敌友之分的“政治的概念”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规定,当然,它也不像看起来那样是个古老的政治智慧,实际上,它继承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即霍布斯从战争状态或人类的敌对性(也就是极端状态)出发来规定政治的本质的起点。敌友之分的敌对性所显现的人类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性限定了人类生活的图景,尤其是在捍卫政治统一体的自我保存的极端状态下,主权者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敌友之分作为政治的标准就不仅仅意味着以敌友之分确立政治作为相对独立的自律的领域,而是它还必然地界定政治作为权威性的、总体性的、至高无上的领域。如果人类生活永远也无法摆脱敌友之分的极端的“现实的可能性”,那么,一个政治统一体就必须自己决断他们自己的敌人。“政治就是命运”!敌友之分并不是理论的规范性,也有别于知识“论争”与经济“竞争”,它是事关政治统一体的生死存亡的命运。

   尽管是战争或敌友之分是极端状态,但是否定敌友之分的“现实的可能性”,就等于否定了人作为危险的动物的存在以及政治领域的存在。施米特说:“在一个彻底消除了战争可能性的世界上,在一个完全实现了和平的世界上,将不会存在敌友划分,因而政治也将不复存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世界照样包含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对立和对抗、各种竞争和谋略,但是却不复存在那种富有意义的对立面,以要求人们去牺牲生命,准许人们去流血并屠杀其他人。”(页42)施米特还说:“一切政治的概念、观念和术语的含义都包含‘敌对性’;它们具有特定的对立面,与特定局面联系在一起;结果(在战争和革命中表现出来)便是敌友阵营的划分,而当这种局面消失之后,它们就变成一些幽灵般空洞的抽象。至于国家、共和国、社会、阶级、主权、法治国家、绝对主义、专政、经济计划、中立国家或总体国家等词,如果人们无法从诸如此类的术语上面确切地知道要侵袭、战斗、反驳或否定的对象,那么,它们便根本无从把握。‘政治’一词的用法就取决于这种敌对性。”(页37-8)

   敌友之分其实是一种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极端状态。“政治造成了最剧烈、最极端的对抗,而且每一次具体对抗的程度越接近极点,即形成敌友的阵营,其政治性也就越强”(页36)。这样的话,这就修正了“敌友之分作为政治标准确立政治的自主性领域”的形式主义特征和新康德主义因素。任何一个人类活动的领域,只要其敌友之分达到了最剧烈最极端的敌对状态并区分出敌友阵营的话,也就是说,只要其敌友阵营的联合与分裂达到一定“强度”的话,就会激化并升级为“政治的”。施米特说:“政治可以从截然不同的人类活动,如宗教、经济、道德以及其他各种对立中获取动力。它并不描绘自己的实质,而只是描绘人类联合或分裂的‘强度’。”(页47)因此,不能从新康德主义的自主性领域的原则来理解敌友之分的“政治的概念”,而要从形成敌友之分的“强度”上来理解其意义。“强度”概念虽然仍有“形式主义”的特征,但它不再是新康德主义的了,它不再将政治之事静态地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相对自主的领域,而是可以从任何人类事务的领域的冲突激化后转化而来,直到国家间战争的极端形态。

  

五、为什么否定性的“敌人”概念更具有优先性?


   在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中,“敌友之分”作为政治的相对自主的领域和总体性的领域的标准来说,是独立于其他领域的标准的,尤其是道德领域和法律领域。提出“敌友之分”作为政治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刻意强调或有意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敌对性,因而是“反人道主义”的。“敌友之分”的标准是相对独立于人道与不人道、正义与不义、法律与非法等等其他社会领域的标准的。提出“敌友之分”作为政治的标准,也不意味着要接受道德与法律等标准的审判,而是要接受知识领域的自主性标准的衡量。实际上,“敌友之分”这一“政治的概念”比正义与非正义等各种区分看起来更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现实性,它比任何反驳它的立场按照现代的知识标准更能经受得住政治经验的检验。

对“敌友之分”的提法最大的质疑无疑来自于那种困惑:难道将“敌友之分”作为政治的标准不就意味着可以人为地有意地制造敌友之分或敌意吗?换言之,“敌友之分”本身的客观性标准何在?诉诸主权者的决断,又如何能保证真正地区分敌友而不是蓄意制造敌人?作为“敌友之分”的基础的“敌人”的概念难道不就意味着恣意树敌并且消灭绝对的敌人吗?敌友之分的极端形态的战争的“现实的可能性”难道不就是一种斗争哲学和好战主义吗?关于这一质疑,施米特回应道:“似乎政治仅仅意味着毁灭性的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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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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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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