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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8-04-12 13:43:10
作者: 马敏 (进入专栏)  

   经元善的兴学育才活动,始于1893年底在上海城南高吕庙附近开设“正经书院”,该书院延聘梁启超等名噪一时的新学人物任教,“中西并重”,招收“世家裔教育之”。1897年下半年,经元善在“正经书院”停办一年后,又发起创办第一家“中国女学堂”,这在当时实为开风气之举。经元善兴办女子学堂的动机与谋求中国自强相关,他提出:“我中国欲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同时,在经元善看来,兴办女学亦属“义举”(即公益)的范畴,是“善”的延伸,和赈济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女学堂之教人以善与赈济之分人以财,可同日而论,且并行不悖”。经元善之提倡女学,还在于提倡男女平等,改革缠足的陋习,使女子通过学习掌握谋生的本领,像男子一样可“充当医生、律师、教习”,“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经元善在创办女学上的大胆、开放主张,引来诸多卫道士的不满。面对朝野舆论压力和难以想象的经费困难,经元善以“以身饲虎”的决心,“一意孤行”,终于“苦心栽培此女校成功”。

  

   以上各条相互连贯便构成了近代儒商伦理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也是近代儒商传统的核心内容,可简称为“近代儒商伦理”。近代儒商伦理是明清儒商伦理的延续,但又有新的发展。如果做更细致的观察与区分,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儒商伦理虽仍以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为基本依据,但又融入了爱国、强国、商战、合群等近代思想因素,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较之于明清时期,近代儒商具有更加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更为强调自己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更加重视推广新式教育,建立商人社团,实行商人自治、地方自治,以天下为己任。张謇曾明确提出,“天下将沦”,唯实业和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经元善也一再阐明,自己办理洋务,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和新式教育,其大目的都是在于强国保种进而挽救民族危机,“见我华之被人侵削,土宇日蹙,则当思发愤自强,誓雪国耻。见泰西各国之日进文明,国富兵强,则当思振刷精神,急起直追。见五大洲中人物之富庶,制造之新奇,则又当皇然自失,不敢挟虚矫之气,而以咫见尺闻为已足。”

  

   由此,我们必须看到近代儒商传统其实是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是儒家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等价值观念在近代条件下的应用、展开和变异,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像张謇、经元善那样完全以儒者自居的商人毕竟是不多见的,更多的近代儒商是尝试融儒家伦理于近代企业经营之中,试图创建一种更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经济伦理观,如主张引进“科学管理”于中国的穆藕初、主张“民生精神”的卢作孚等即是如此。显然,我们绝不能将近代儒商传统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而需对之持开放、灵活的态度。

  

   三、近代儒商传统的当代价值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古与今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离我们最近的“近代”与当代之间更是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联系。因此,可以毫无疑义地认为,近代儒商传统对当今商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作为其内核的儒商伦理价值观中所包含的若干理念,更可以直接借用来塑造当前迫切需要的新商业道德文化观。

  

   尽管近代以来,在张謇、经元善等近代儒商的基础上,不断有人在尝试建立具有现代色彩的商业道德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如卢作孚倡导的“民生精神”等,但在总体上,资本主义的商业道德和企业家精神却并未得到彰显,张謇等所体现的近代儒商传统基本停留在比较粗糙的原始形态,没有能升华成为系统的商业道德文化和有较大影响的企业家精神,这当然与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不充分直接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基本采取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资本家连同他们的观念形态一并湮没。在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体制下,虽然也涌现了诸如“鞍钢宪法”、“大庆精神”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典型,但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和市场观念的淡薄,最终形成了全社会企业精神的欠缺和企业文化内容的单一、同质化。尤其在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固有的优秀道德文化更是遭到致命的摧残,人性被严重扭曲,原本质朴的商业道德和企业文化也随之而荡然无存,假、大、空和一切政治符号化成了那个全民狂热时代的精神象征。商业道德文化与企业精神文化的断裂与真空状态,也就不可避免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各种经济形式和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在财富空前增加的同时,法制建设与道德文化建设严重滞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价值错位、权钱交易、诚信缺失正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致温家宝同志曾经不得不痛心疾首地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商业道德文化是国民整体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道德的有无或是否强大,直接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是否健康。当前种种不正常的经济社会现象,诸如食品造假、伪劣产品、坑蒙拐骗、不正当竞争、产权观念淡薄、贪污贿赂盛行等等,似乎都在指向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商业伦理道德和企业精神的整体性失落,中国迫切需要融合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精华重建自己的商业道德文化。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如何汲取近代儒商传统的精华来塑制新时期的商业道德价值体系或新型经济伦理,便成为一个十分重要且有着现实意义的课题。无论是现实生活中和艺术形象中对新“儒商”的呼唤和赞颂,均意味着人们普遍期望能有那种能将现代经营管理与传统美德融于一身的,“有道德的”商人和企业家成批涌现,而不是那种等而下之,只会赚钱图利的庸商、俗商充斥。

  

   近代儒商传统至少在下列方面对中国商业道德文化重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1.强调对“道义”的追求,做“有道之商”

  

   “士志于道”。张謇、经元善等近代儒商最本质的精神就是为求道、得道而经商,这种“道”,既是民族大义的“救国之道”,也是个人操守的“为人之道”。“道可道,非常道”。“道”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内涵,但在“为仁”、“取义”、“求善”等大方向、大原则上却又是完全一致的,即要立志做有理想、有追求、有人生远大目标的“有道之商”。新时代的“儒商”,应仍是以国家发展、民族强盛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经商营工的远大目标,求国之大利而不求己之小利,将东方伦理精神与西方现代经营管理思想高度融为一体,将“为人之道”和“经营之道”完美相统一,成为既具有中国传统人文美德又有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企业家和经营者。由此可见,所谓“儒商”,并非简单指那种“有文化的商人”或“下海的知识分子”,而更多地是指商人的为人与品行,是看他们是否能真正“悟道”、“得道”、“行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义与利、公与私、家族与社会、金钱与道德之间找到适度的平衡点,不至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自我,寻不着方向。

  

   2.强调对“诚信”的追求,做“有信之商”

  

   重然诺,守诚信应是经商的基本准则,也是企业能够取信于人、取信于民的前提条件。早在明清商人伦理中,“诚信”与“不欺”已是最基本的戒条,是否言而有信,遵守商业信用,成为判定“良贾”与“俗贾”的标准之一。近代儒商亦视“诚信”为商业道德中最重要的构成元素,如经元善所强调的,“学问之道,入手是一个诚字,欲寻诚字门径,当从不妄语始。诚求诚应,诚之至,金石能开”。

  

   所谓“诚信”,一是指对经商始终抱诚实、诚恳的敬畏态度,不弄虚作假,不坑蒙拐骗,不店大欺客。近代著名企业家荣德生就曾提出,做人“其行为必孝悌,其任事必诚笃,其待人必忠信,对社会义务必肯尽力,经营事业,不图居奇,不取意外之财,谨慎从事,勉为良善”。郑观应也曾强调,商界中人,不能光讲求“形器”之学,而忽略了“本原正大”之学,要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作为修身立己的根本。二是指将商业信用看得高于自家性命,一诺千金,信守合同。穆藕初即将“重信用”列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首要条目,提出要恢复华商固有的商业道德,“我华商向重信用,第自革政以来,商业道德,日就沦丧,其殆受恶政治之影响使然耶?抑社会多数自行堕落致此耶?……苟不及早觉悟,革除此项积弊,棉花业一败涂地之日不远矣。”显然,“重信用”已然包括了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精神,与依法经商的法治观念不谋而合。

  

   做“有信之商”,就是要做到“重信守义”,依法经商,以“仁”取利,不见利忘义,丢失了做人的根本。

  

   3.强调对“公益”的追求,做“有志之商”

  

   近代儒商传统中最能体现时代风气的,便是合群抱团,关怀社会,热心公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实,在更高的层次上,经商营工,从事实业,并非只是谋取私利,而且也是谋求公利,造福社会,即张謇所说的“非私而私也,非利而利也”。实业家必须具有以国家和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强烈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服务社会为志,造福民众为荣,如著名企业家卢作孚在创办民生公司时,便明确规定了民生公司“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经营宗旨,希望通过“事业的成功去影响社会,达到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实现国强民富的目的”,并为此奋斗了一生。陈光甫同样将“服务社会”确立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营业宗旨,提出“服务社会”这四个字,“实在是本行生活的要素,第二的生命”,“无论政局如何变化,环境如何恶劣,思想如何更换方向,……然而‘服务社会’这四个大字的精神及应用方面,却始终如一,丝毫不改”。日本当代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在谈到企业赚取利润与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关系时,也曾十分深刻地指出,“为了促使企业合理经营,利润的确不可或缺。然而,追求利润是最终的目的吗?不是的。最终之目的乃在于以事业提高人们共同生活的水准。完成这项最基本的使命,利润才能显现它的重要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来,经营事业非私人之事,乃公众之事”。

  

   如果我们能把企业经营看作是“公众之事”,将企业视作“天下之公器”,就一定能超越狭隘的利润追求,不以赚钱为惟一目的,而以参与公益事业、回馈社会作为企业更高的追求,从而使经营活动本身得以升华,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理想色彩。这样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大经营观,可以说正是现代儒商孜孜以求的。对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而言,从事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并非是外界强求的,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企业功能的自然延伸,是比赚钱更能令人愉悦的事情。

  

   4.强调对“勤俭”的追求,做“有德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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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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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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