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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8-04-12 13:43:10
作者: 马敏 (进入专栏)  
具有不断更新、转化的发展趋势。但我们仍能从诸如张謇、经元善这类较为典型的近代儒商的思想主张和行为特征中,一窥此种新经济伦理的构成要素及主要信条。

  

   1.援儒入商,坚守儒家人格理想

  

   在西方资本主义大举入侵的形势下,张謇、经元善等一批近代儒商虽投身商场,但却仍以儒者自居,忠实于儒家的信条与道德规范,并以此作为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和做人底线,张謇称之为“言商仍向儒”,经元善则戒之为“不背儒宗非他教”。即在内心深处并不视自己为普通商人,而是始终把自己视为堂堂正正的儒生,经商营工只是儒者积极入世,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手段、一个途径。

  

   譬如,尽管张謇创办了如此之多的企业,但他似乎从未将自己当成资本家,而始终认为自己是在尽儒者的本分,通过自己并不擅长的实业经营,替当地为老百姓谋一份福祉,求一线生机。张謇曾解释,他之所以要将自己首创的大生纱厂命名为“大生”,就是受到《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启示,“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张謇对儒家“富民”的主张也极为赞同,但他更进一步认为,重要的不只是这样说,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做。他说:“我在家塾读书的时候,亦很钦佩宋儒程、朱阐发‘民吾同胞,物吾同与’的精义,但后来研究程朱的历史,他们原来都是说而不做。因此,我亦想力矫其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可见,张謇完全是秉承儒者的精神和信念在经商与办实业,把实业视作实现自己理想人格和人生抱负的途径,其根本认同和基本立场仍在于“儒”,经商之道须服从于更大意义上“仁者爱人”的“儒道”。

  

   经元善虽自少习贾,未投身科试举业,但通过言传身教对儒家典籍还是熟稔的,“惟四子书幼读颇熟。三十岁前,从大学之道起,至无有乎尔,经注均能默诵”。所以,他立誓“终身立志行事,愿学圣贤,不敢背儒门宗旨”。经元善要求自己及家人做到三条:一是“不徇世俗乖直道”,决不媚世投时,见机取巧,而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二是“不掠众善邀虚誉”,诚诚实实地做人。如经元善继承父志,完成艰难的海宁塘工水利工程后,清政府拟赐给他头品红顶花翎,经元善却一口谢绝,认为自己出资出力造堤,乃“为人民安宁”,“非为受虚名享利禄也”。三是“不戴珊顶晋监司”,即不用钱财捐官买官,不入仕途,官、商有别,各行其道。虽“每见仕宦煊赫,未尝不艳之”,但经元善却仍能恪守父训,“凡我子孙,除正途出身受职外,以捷径倖得功名者,即为不孝”,从未敢出资捐纳官位。

  

   以儒律己,在经商的同时,仍忠实于儒家信条,并以此作为自己及家人立身行事的宗旨,这正集中体现了经元善的“儒商人格”。

  

   2.利缘义取,求天下之公利

  

   近代儒商对义与利的关系做了重新界定,认为“耻于言利”并非孔、孟的本义,儒家本身并不排斥求利和富贵,只是要做到以义取利,“富且能行仁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不能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如此,便能够将企业经营的求利与儒家追求的道义结合起来,实现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涩泽荣一所说的“论语加算盘”的“义利两全”。

  

   张謇本人亦赞同义利两全或义利统一之说,主张要为“公”而取利,为“民”而争利,要“非私而私也,非利而利也”,“不市侩而知市侩之情伪,不工党而知工党之趋向”,敢于为地方公益和国家强盛而不惜贬低士人身份,去悉心经营,孜孜求利。他还以自己为例,剖明心迹:“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经元善认为,“锱铢必较,实非本性所近,且所觅蝇头,皆是末中之末”。“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在义利关系上,自然应做到义在利先,让利取义,如在赈务与商务、散财与赢利的关系上,与一般商人相反,经元善往往把赈灾看得比商务更重,甚至不惜为赈灾而歇闭自己继承下来的仁元钱庄,“兼办秦赈后,募捐收解事益繁重,因思赈务贵心精力果,方能诚开金石。喻义喻利,二者不可兼得,毅然将先业仁元庄收歇,专设公所壹志筹赈。”在收取企业回扣和花红分配方面,经元善亦能以儒家伦理相约束,做到“公而忘私”、“弃丰就啬”,该拿而未拿的回扣,该分而未分的花红,不乏其例,“花红乃名正言顺,可以入己之款,而以移助女学,不逾半数,以私济公,且归功于督办,创此未有之善举,揆之天理人情安有过当”。经元善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乃为“商务善举两面兼权,以期持久”,其实也就是做到义利两全。

  

   3.砥砺品行,以德经商

  

   近代儒商十分看重个人的道德品行,往往自觉地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张謇即主张以是否具有道德心,作为判断“义”的标准之一。他说:“吾国人重利轻义,每多不法行为,不知苟得之财,纵能逃法律上之惩罚,断不能免道德上之制裁。”作为“商人中的书生”,张謇个人的商业道德是无可非议的,称得上清正廉洁四字。据大生公司的董事言,“张謇个人对于大生公司之款项往来,无论个人之生活如何困难,从未在大生账上挂欠一文,对于其他公司亦然。若张謇以个人名义办理之慈善事业,如育婴堂、养老堂等机关,除大生公司额定捐款之外,有时亦向大生通融,等到年底结账时,积欠若干,张謇即在上海登报卖字,以偿还大生。”这种道德至上的伦理主义倾向,正是儒商的突出思想和行为特征之一。

  

   经元善提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以士为表率的商人应具有远大的人生抱负,良好的道德涵养,不能猥琐求利,耽于豪华奢侈的生活享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可深懔焉”。在待人接物中,经元善主张要有能吃亏的精神,不能事事想占便宜,“试问君子与小人,其大关键在何处?曰但看事事肯吃亏而局量宽宏者,必是君子;事事要占便宜而胸襟狭隘者,必是小人”。

  

   经元善对儒家“诚”的信条格外看中,反复强调:“学问之道,入手是一个诚字,欲寻诚字门径,当从不妄语始。诚求诚应,诚之至,金石能开;不应不开,诚未笃也。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也。”又说;“大凡看一卷书,必须反身而诚,有为者亦若是,无则加勉焉”。时人评论经元善,亦盛赞其为人之诚,“笃斐忠贞,此古大臣之风。……(元善)言赈、言电、言商无不本真诚而发。世以经济自负,义理自命者,无此劈实,逊此精核”。

  

   在子女的教育上,经元善也注重培养其以德经商的才能,而不愿将钱财悉数留给子孙,任其挥霍。为此,经元善谨记其父的遗训,“莫管儿孙后来事业,且积自己现在阴功”,作三字经留给后人:“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惟一经”。这里所言的“经”,自然是指儒家经典。他希望子女通过儒家经典的学习,“先求遗业可久,再求可大”。

  

   4.热心公益,以回馈社会为己任

  

   但凡儒商通常都有“兼善天下”的胸怀,于工商经营之外,往往还有更大的社会经营观,不单纯将兴办企业视作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而是将此视为社会责任的一环,以回馈社会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

  

   张謇是一名有着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儒商,他在家乡南通兴办实业的真实意图,是要积累资金,推动地方自治,从而达到“实业救国”的目的。因此,在他眼中,实业与社会事业是息息相关的,财富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曾说过:“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次第兴办,粗具规模。”有关实业、教育、慈善和公益之间的关系,张謇说:“以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教育也好,实业也好,公益也好,在张謇看来,最终目的都是要为社会和民众谋福利,使黎民百姓过上稍好的日子。为此,他始终在为将南通建设成为一个富足、安康的“新新世界”努力。在一次大生纱厂的股东大会演说中,张謇曾袒露自己的胸怀:“天下无速成之事,亦无见小之功。……鄙人之不惮其烦者,欲使所营有利,副各股东营业之心,而即藉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新世界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这段话,可以说充分表达了张謇所怀抱的大社会经营观,非一般商人所能及。

  

   经元善在经商的同时同样热心于从事慈善、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不以逐利为唯一目的。他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依据主要在于儒家所倡导的“中和之道”的思想。在儒家整体宇宙观中,不仅天人合一,而且个人与社会合一,在天、人、社会三者之间应当维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保持适当的均衡,不能拂逆天意去争己利,也不能漠视群意去谋私利。在情感上要做到“喜不至于过喜,怒不至于过怒,哀不至于伤,乐不至于淫”。“富贵在天,非人力所可强也”,富商大贾须懂得“持盈保泰”、“长守其富”的道理,适当回馈社会。

  

   除儒家思想外,经元善还将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祸福相倚等思想纳入自己的“贾道”之中,以此作为行善和造福社会的理论依据。他提出:“盈天地间之物,有成必有败,有聚必有散……金银财帛之不宜积贮可知已”。在天人感应的意义上,往往人算不如天算,“迨算到妙手无双,则天之大算盘出矣”,商人应趁因果报应的“大算盘珠”未拨动之前,“而代天先拨,急急散财施粟,无使老天动手”。由于人有其社会的责任,因此商人骤至暴富则应拿出一部分钱财来周济社会,以节制私欲的过分膨胀,“抑又思余以不学无术之人,年方少壮,假使骤得大富,声色沈迷,即不至死抑或成废”,为富不仁,不知回馈和报答社会,绝无好的下场。

  

   5.兴学育才,矢志发展教育

  

   儒商的根本特征在于“学”,是“儒”与“商”的结合。儒者,乃有学问、有涵养之人士也。因此,乐于兴学育才,往往是儒商的典型思想和行为特征。张謇最著名的思想主张之一,便是“父教育而母实业”,教育是发展实业的前提和根基。

  

   张謇认为“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助?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建设地方需要人才,人才出于教育,但兴办教育需要经费,于是不得不仰仗于实业。这就是张謇所强调的“父教育而母实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謇在创办实业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在南通普及和推广新式教育,使南通成为近代教育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1922年,南通初级小学已达350余所,在校生人数15,526名,高级小学60余所,初级中学7所。他强调,“欲图教育之普及,非从多设单级小学下手”。张謇办教育的总体思路和构想也十分清晰,即是:“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这种注重实用、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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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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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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