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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等: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一)

更新时间:2018-04-07 13:10:23
作者: 张志强   李放春   潘维 (进入专栏)   欧树军  
毛泽东是如何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而这又如何为他思考、探索中国道路(包括革命的道路和建设的道路)提供了思想理据。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当年提出中国化命题的时候,曾在报告中说过“继承遗产,转过来就变成方法”,而这对于指导当前的运动具有很大的意义。建国以后,《论新阶段》这个报告收入《毛选》(《毛泽东选集》)时,这句话被删掉了,但我个人觉得这句话对于把握毛泽东的中国化理路非常重要。什么叫继承遗产转过来就变成方法?如果我们去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论述,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实事求是”。他借用了这个汉学理念来会通马列思想。实事求是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但只提实事求是则不够圆满,尚有未尽之处。如果说毛泽东的思想之精义就是从实事中或在实事基础上求“是”的话,这个“是”指的应该是所谓“特殊的规律”吧,那么它本身无法回答如何来克服“各行其是”乃至“各私其是”的问题。我们知道,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普遍真理——当时他称为“大本大源”“宇宙真理”——执着地探求。那么,这个“真理”和“是”之间是什么关系,好像没有说清楚。或者说,这里有一个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的时候,受到宋明理学影响是非常大的。毛泽东的思想中汉学的东西和宋学的东西之间如何能有所沟通?实际上,关于特殊和普遍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有非常成熟的思考与阐发,只是我们没有清晰地提炼出来。我想到的就是借用宋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即“理一分殊”来概括他的这一思想环节或面向。当然,这里必须说明,毛泽东本人没有用过理一分殊这个提法,这和实事求是不一样。不过,我认为他的大量论述中的确蕴含了理一分殊之主旨。

   理一分殊这个理念来自于宋明儒者。在座的很多学者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对这方面的了解比我多。它最初主要是一个伦理学的命题,这个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到了朱熹就转化成了具有本体论、认识论意味的哲学命题,关乎同一性与差别性的问题,或者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这个理念可以追溯到南北朝隋唐佛学,以至更早的魏晋玄学,在我看来这里头有一脉相承的线索。

   关于毛泽东的理一分殊思想,如果可以这样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例子。特别是建国后他会见外国友人的时候,讲到革命的道路也好,建设的经验也好,始终贯穿着一个主旨,就是强调千万不要照搬我们。很多亚非拉国家的人到中国常常是本着一种取经的精神来的。毛泽东总是跟他们说,一定要根据各自国家具体的经验、民族的特点,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他反复宣讲这样一个道理。他总是跟人家说,中国原来就吃过亏,照搬苏联的模式吃了很多亏,后来就意识到一定要走中国的道路。我觉得毛泽东的这些说法背后就有理一分殊的思想理据。

   那么,如何在“毛著”(毛泽东著作)基础上展示这样一个思想主旨呢?我个人特别偏爱的一篇文献是毛泽东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这个简短的文本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生动活泼之余,又有很深的哲理,而这个哲理是建立在多年的革命经验基础上。毛泽东讲到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表现形式就一定有许多样子,比如说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就不一样,十月革命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中国革命又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当时在谈艺术嘛,他就讲艺术不能照搬西方,要注意到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共同性,但表现方式有多样性。你会看到,毛泽东在革命和艺术这两个看起来距离很远的东西之间实现了某种贯通。这里面有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纲领,这就是我想提炼出来的东西。

   这个谈话的核心命题是基本原则与表现形式这对范畴。前者讲同一性,后者讲差异性、多样性。我觉得其中道理,与古人讲的“理一分殊”可谓是一脉相承。我自己是史学出身,文本的义理阐发非我所长,这两年的功夫主要还是下在考证上。基本原则和表现形式这对范畴最早在“毛著”中出现是什么时候?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们的马列渊源是什么?它们的中学底蕴是什么?如何把这两个方面衔接起来?这些大致就是我在研究中具体做的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我有一些很有趣的发现,比如毛泽东讲造反有理的话与朱熹讲理一分殊的话在修辞上的高度同构,毛泽东的杨柳松柏譬喻与陆世仪的江河湖海譬喻的高度神似,本体、发显这对儒家范畴与原则、表现这对马列范畴的高度对应,等等。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了。总之,我认为“理一分殊”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核,其重要性或不低于“实事求是”。

   最后,我简短地谈下“理一分殊”之思想方法对于认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启示。原来念社会学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现代性这个提法缺乏正当性,现代性就是现代性,没有什么中国现代性或者美国现代性之说。但是,如果我们追踪毛泽东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考与论述,就会发现可能找到了理据所在。在他那个“理一”之下,可以开出非常多样的道路可能,甚至可以包容完全相反的道路。循着这个理路来推,我们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现代性,它一定要具体落实为中国的现代性,或者印度的现代性、越南的现代性,等等。只有在具体而多样的诸现代性(“分殊”)中,才有可能真正识得“理一”,而不是相反。

  

二、共和国的人民性


   潘维: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性

   我以“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性”为题,谈五个问题。

   第一,解释两对概念,“群众与人民”和“政府之治与人民自治”。第一对概念是“群众与人民”。没有组织的是“群众”,是一盘散沙,其中的规则是弱肉强食。群众被组织起来了,有了自治组织,就是“人民”。有了人民才谈得上“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权益(权利)”。第二对概念是“政府之治与人民自治”。古今中外,无论大小贫富,治国都以扁平的人民自治组织为主,科层的政府管理为辅。科层体系能办“大事”却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能办“小事”却办不了“大事”。执政靠“民心”,而“民心”主要取决于办好“小事”而非“大事”。“小事”办不好,“大事”也就逐渐办不到了。这个道理,中国古人早就懂得,我以往论述不少,在此不赘述。就“政府之治与人民自治”我想补充两个看法。首先,人民自治怎么实现?人民能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人民自治”吗?我认为不可能。是群众中的本地精英把群众组织起来的。这些精英的状态和特质决定了这个组织是否属于“人民自治”组织。我们很难把“黑社会”称为人民自治组织,也很难把土豪劣绅领导的乡村“土围子”称为人民自治组织。包括“海选”出来的村民委员会在内,所谓“自发”组织经常由社区里的少数流氓无赖劫持,为他们谋私利提供方便。热心为社区公益服务的精英通常隶属某个文明先进的大型组织,如党派或教会的基层成员,如传统中国的儒门弟子集团(而今可称“儒党”)中“知书达理”的乡绅。这些人领导的自治组织大体是人民自治组织。西方人在自组织“society”前面要加个形容词,称为“civil”,与我说的“人民”自组织含义大致相当。怎样区分是否“civil”或者是否有“人民性”?我看只能从原则上区分,带头人谋私利的组织就不“civil”,带头人谋公益的组织就“civil”。其次,政府之治怎么实现?与人民自治有关吗?一方面是政府垄断了暴力和税收就获得了治权,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民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人民自治组织与政府关系好,其精英领袖与执政者同属一个政治集团,则政府拥有这个地方的治权。人民自治组织与政府关系差,其精英领袖与执政者不属同一个政治集团,则政府丧失这个地方的治权。换言之,在哪个社区里拥有自治领导权,政府就在那个社区拥有执政权;在哪个社区丧失了自治领导权,政府就在那个社区丧失了执政权。丧失了大部分社区的领导权,国民党政府垄断暴力和税收的执政权就成了空中楼阁。这样看,国民党就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忽然丢掉了执政权。

   第二,解释新中国的“新”,也就是“人民性”从哪里来。新中国叫做“人民共和国”,而且各行各业都冠以“人民”之名,人民邮政、人民航空、人民铁路、人民军队,等等。新中国之“新”主要在于把“人民性”强调到了“人民万岁”的高度。这种“新”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旧”的人民自治的堕落。随着皇权腐朽和最后崩塌,乡绅不知道该认同谁,跟谁走。土匪来了跟土匪,日本人来了跟日本人,国民党来了跟国民党。“城头变幻大王旗”是经常的,带头给自家谋私利成了天经地义,于是领导人民自治的“乡绅”堕落成“土豪劣绅”。对比之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治是“新”的。这样,问题就来了,共产党的自治为什么特别强调“人民”,强调人民的权力和权益?明显的原因有四个。其一是西方的民主大潮。虽然西方民主有很强的阶级性,但的确催生了“人民”这个概念和人人平等的大众意识。自20世纪初开始,西方的民权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其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马克思认为世界势将简化为两大阶级,即少数的资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因而倡导“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首次把马克思的思想落了地,建立了第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用李大钊的话说是“庶民的胜利”。尽管列宁的革命思想里有些精英主义色彩,但他十分强调劳工地位,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司法权也归人民代表大会所有。其三是中国的三千年民本主义传统。民本思想早于儒家,由儒家发扬光大。春秋时的诸子百家有个共同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用今天的话概括,民本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其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战争经验。共产党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完全依仗人民,打“人民战争”。共产党在每个连队、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坚持了二十多年,换来了广大农民的信任,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块布、最后一个儿子”交给共产党的军队。中国革命的胜利绝非必然,而是个奇迹。对这个奇迹的认识在毛泽东的《愚公移山》里有精彩表述。党就是带着子孙挖山不止的“愚公”,最终感动了人民这个“上帝”,然后人民以其伟力自己解放了自己,把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移走了,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则明白无误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第三,解释“人民性”四十年的衰落。“人民性”的退潮始于中西同步的“文革”的退潮。在中国闹“文革”的时候,除了苏联例外,全世界也在闹“文革”,全世界的“人民性”达到了顶点。为什么“人民性”在世界范围内退潮?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青年们闹“文革”的对象消失了,帝国主义退出了殖民地。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代表了右翼精英主义的浴火重生。在中国则因为看到“文革”的教训,重新开启了专业化和知识化的精英主义。中国的精英主义大致居于左右之间。顺带澄清一对概念。我们可以用精英主义(elitism)和平民主义(populism)简单地理解世界。根据对世界市场的立场再把这两大类分成左右两翼,这样就是四大类,左翼精英主义和左翼平民主义,右翼精英主义和右翼平民主义。我国把“populism”翻译成“民粹主义”,大致是误译,译成“平民主义”比较贴切,与“精英主义”构成一对。“民粹”原本用来特指列宁批判的一个俄国思想流派,在中国是明显的贬义词;而“populist”未必是贬义词,比如一度任特朗普政府高官的班农经常自豪地称自己是“populist”,代表美国的“populism”。在市场时代,特别是全球市场时代,精英主义取得了极大成功,压抑了平民主义。2008年的“金融海啸”标志着已经旺盛四十年的精英主义走向衰落,新自由主义落潮,左翼和右翼的平民主义重新高涨。在以往的四十年里,世界市场几乎冲垮了所有国家的社会自治组织。对精英而言,群众最好是无组织的、“自由”的、任由跨国资本集团渗透、任由他们描述的未来技术乌托邦摆布,相信自己落伍,是蠢货。平民主义重提“人民性”,隐含着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的意思,强调以人民组织的力量对抗世界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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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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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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