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战后六十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书里面详细记录了他的部队是如何虐杀中国民众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忏悔之情。熊泽京次郎以《天皇的军队》为名，向世界揭示了“天皇军队”的真面目。1975年9月他组织了“日本旧军人访华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接见了这些日本旧军人。9月30日，他们还访问了北京大学。同时被特赦的还有一名叫远藤三郎的日本陆军中将，他在1956年被释放后同年底就申请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他把一把日本军刀亲手交给了毛主席，表示日本军人从此永远不再和中国打仗了。毛主席在接受了他的军刀以后，送了他一幅齐白石先生的画，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远藤三郎回国后于当年写了一本书，叫做《旧军人所见之中共——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实际状况》。1972年远藤三郎再一次以“日中友好旧军人之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回去又写了一本书，叫做《日中十五年战争和我》，里面讲了他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将军级的人物参与了十五年的侵华战争的，反省他本人和他的军队在对华战争中的罪恶。这无疑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第三个政策，也就是现在争论最多的，那就是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最深远的战略意义考虑，从未来远东发展的最长远战略着笔，正式表示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款。根据远东军事法庭的计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对中国的15年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亿美元左右，间接的经济损失在3000亿到5000亿美元左右。两两相加将近五六千亿美元。1946年日本的外汇结算只剩下20亿美元，以它库存的20亿美元，要向中国赔偿6000亿美元，假如说以每年赔偿10亿美元来计算，需要600年才能基本偿清对中国的债务。按照这个计算办法，日本这个国家五年之内在经济上就会解体。中国政府从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考虑，在确保日本民族生存的条件之下，宣布放弃了战争赔款。这件事情在今天引起了很多的议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当时，如果站在远东的战略位置上考虑，我想这些战略家们所做出的行动是具有深远的爱国主义战略意义的。这些战略意义的支点在哪儿呢？凭我粗浅的体验，我认为这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处置德国的历史教训，就远东格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来说，保持日本这个国家的生存条件和保持其民族的完整性，对稳定东亚长久的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意义在60年间世界格局的巨大运动之间已经表现出来了。
我想正是由于上述这样的复杂的多层面原因，促成了日本在战后20年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那么这种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种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一种是谢恩意识，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还有一种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
上面说到的竹内实教授在1953年随日本轮船“黑潮丸”护送在日本殉难的中国工人的衣物回国，担任随船翻译。在天津大沽码头，中国廖承志先生讲话，竹内实先生涕泪满面，无法翻译。当时的中国，对日本的这一代人来说，既是沉重的，又是炙热的。它是新生、和平、人道的象征，是神圣的形象！毛泽东主席在1960年亲切地会见了竹内实先生。我还有一位老朋友现在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她在五十年代中期第一次历尽千重万难从香港取道来到中国。她告诉我说，在当时日记上她写道：“啊，这是自由的国度，神圣的国度！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到中国去！我要实现我的追求——创造一个如中国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这是她当时写的日记，我们在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读起来还是很感动。
反省中的日本知识分子，表现了可贵的觉醒，著名的实藤惠秀先生在1960年把当年从中国强行取走的文献书籍归还了中国。他自己写道：“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走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今日细想起来，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 实藤先生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真诚忏悔反省之心。他于1960年访问中国，他说“我把自己从中国用不正当手段拿走的40余册图书送还中国。中国方面由对外文化协会贵长楚图南先生接受。当时，我全身出了冷汗。”（请见实藤惠秀《日本中国留学生史》）。
这是一个伟大的举动，它向中日两国的国民，也是向世界显示了怀抱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真诚忏悔的良心。
这样的情况表示在战后的最初20年间，两国国民的心灵正在逐渐沟通，日本民族中具有良心觉悟的社会阶层正与中国人民一起努力推进中日友好，在当时美苏对立的险峻的“冷战”格局中，创造了东亚的和平，并增进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当然这并不表示在日本国内就没有战争的残余势力了，只是当时在强大的民主民族运动下，这种战争残余势力被压抑下去了，而没有被显现出来。所以虽然当时政府之间并没有多么友好，可是民间友好的渠道却是越来越宽阔了。1972年中日之间建立正常邦交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道：“这基本上是由于两国在民间的友好运动而推动和获得的。”
第二个时代，从1966年开始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运动，而且对于世界民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随之而带来的打击是无可比拟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和这么多人口经历了这样整整十年的运动开始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一些基本的看法。在这样一场文化运动中，日本人知识界主流的反省和原罪的中国观逐渐开始分裂。我把这一时期的观念称为“文革的中国观”。文化革命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由前20年间中日民间友好运动造成的巨大惯性迫使日本知识界对中国的文化革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今天假如我们做一个形而上的分析，也就是做一个绝对性的分析，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人赞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种人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按照我们通常的逻辑认为，赞成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不赞成的那种人很可能是深谋远虑的，或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而实际情况则是非常复杂的。
依据我的观察和体验，赞成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主要是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的人是在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是充满了信仰的。注意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友好而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中国信仰”。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在年轻的时代就是在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并且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理想在国内和国外坚持过抗争或进行过斗争。但是他们没有在日本实现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看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诞生，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实例，所以就幻化成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然而他们没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也没有能够了解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他们向往中国的道路却没有能够完全理解中国的道路。我所尊敬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他是日本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一生是极其伟大的，他刚刚去世不久。在钓鱼岛问题上，他是第一站出来公开主张“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直到前年去世始终坚持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他经常收到子弹、刺刀这样一些东西，但他还是坚持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他年青时代就追随马克思主义，他把新中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欢欣鼓舞，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是在亚洲地区最重大的示范。他这样的人我想是抱着一种真诚的、善良的心的。我国周恩来总理曾经先后14次接见过他。他们对于中国的执着，有时候就妨碍了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日本受到很多的谴责，我真的为他们很难过。
第二个层面是有不少日本知识分子相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自己生存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产生的思想情绪。例如很多日本人对自己生存的现实和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满。他们从自己的状况出发从中国的革命中看到了很多新鲜的因素。我认识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日本老先生，在1974年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听说你们的教育革命很有意思。你们把学生全部集中在学校里，每天晚上11点要熄灯睡觉，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跑步。多么健康的年轻一代呀！而我们的学生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来，是烂掉的一代！”他不明白中国的“教育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从外观上看，觉得这样的训练充满了朝气，是健康的一代。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本身，所以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第三个层面，我们看到，在日本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中，有一少部分极端的个人集团者，是投机取巧者和谋取私利的集团。在日本人里头有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知道依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身上会有好处，于是他们就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团或者莫名其妙的党派发表声明来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比如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什么“日本劳动党声明：日本劳动党全党坚决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日本劳动党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劳动党就是六七个人组织起来的，还不如我们的一个“战斗队”。他们发表声明，而我们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他们的声明。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集团”也需要获得全世界的支持。也是一种政治投机。我们常在报纸上读到日本的一个什么团体声明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仔细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小的、没有根基的、是利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来造就他们自身力量的投机取巧式的小集团。
当时也有相当的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而且这种反对在后期是越来越强大的。我想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第一种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是一些执著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或文化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尊敬非常喜欢。当他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以传统文化为革命的目标，是以打倒文化为幌子的，他们感到非常不理解，而且感到非常反感和愤怒。1974年12月1日，京都大学举行一个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日本研究中国学的巨擘，著名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他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顾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艺术院院士、东方学会会长。他报告的题目是《物茂卿与其他日本先哲对中国诸子的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儒法思想斗争》，他以讲述日本江户时代儒法思想斗争为由头，批评中国对于孔子和对于儒学的批判。 他一上台就拿了一本书挥一挥，这本叫做《论语新注》。他说这本书是他做的，已经印了16次3万本了，一次一次重印说明有很多日本人在读它。他说“一个日本人可能不了解中国，可是他读了孔子，读了鲁迅就了解中国了。”我想他对中国充满了激情。然后他把书又挥了挥，把我叫了起来，他说这本书我送给你了。各位要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在中国正在进行“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一个外国人在公开的场合向一个中国人赠送一本中国要批判的最高的代表《论语》，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啊。当时我有点害怕了，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这本书收了下来，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李连庆先生，他是个非常豁达的人，让我把这本书送到北大图书馆，现在这本《论语新注》还在北大图书馆保存着哩。吉川幸次郎先生在这个讲话里面，嘲笑了中国进行的“批林批孔”。我想吉川幸次郎先生因为执着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此而对这场“革命”很反感。我以为有相当一批日本学者是这样的。
第二个层面上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的是一些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学者。他们在自身的生存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很多的把握。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革命是假借文化而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而在革命进程中间对中国的很多优秀学者和知识分子以政治的罪名进行迫害。比如说竹内实先生，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说：“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卫兵要打倒资产阶级，为什么却要从肉体上消灭像翦伯赞这样一些对中国民族非常忠诚的学者呢？”他说：“我看到各地红卫兵乱纷纷，背后有各种势力的支持，我担心中国会像北洋军阀时代那样分裂吧？”在这种深刻的思考当中，他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
第三种状态来自对中国的革命精神感到恐惧的日本人。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有一种恐惧感，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非常有实力，但另一方面在骨子里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小国。他们觉得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以非常“革命”的姿态，把自己作为全世界革命圣地表现出来，这些日本人就有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有一位日本先生跟我说，他看见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一卡车、一卡车的红卫兵经过天安门广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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