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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巍:突破与回归:辽宁三线建设述论

更新时间:2018-04-01 23:42:31
作者: 黄巍  

   【内容提要】 1949年之前,我国的工业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国防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这种不平衡的工业布局不利于应对战争危险。为加强战略准备和调整工业布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做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即调整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由东部向西部纵深发展。辽宁作为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一个沿海省份,地理位置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其在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在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突破,回归,辽宁,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初,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加强一、二线①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战略决策,其核心是建设和发展以地方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调整国内工业布局,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1964年5月,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建设三线,防备外敌入侵”的战略决策,并要求搬家一线,加强二线、三线,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辽宁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是新中国工业崛起的摇篮,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在支援三线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三线建设,国外学者关注较早。②近些年,随着国内相关档案资料的日渐公开,三线建设的相关研究也日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研究主题上看,三线建设的研究从初期主要围绕起因、过程、得失、调整、工业布局等问题③,到最近几年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解读三线人的心理状态、日常生活、婚姻状况、子女入学、文化传播等诸多方面;从研究范畴和地域上看,已不仅仅局限于大三线,小三线研究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出版了一系列地域性的重要学术成果④,这使三线建设研究的覆盖面更广,研究结论更趋客观、立体、完善。这些研究成果既有从全国视角切入的,也有涉及具体省、市的,如上海、北京、广东、贵州等地的三线建设研究,而作为支援三线建设重要省份的辽宁,研究成果却付之阙如。⑤但从另一方面看,以上的学术成果也为研究辽宁三线建设问题提供了研究视角,并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辽宁工业基础雄厚,近代以来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工业大省,特别是为在三线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历史沉淀中的基础与展现


   辽宁是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一个沿海省份,地理位置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其中铁、菱镁矿、金刚石、玉石、滑石、硼、红柱石的埋藏量均居全国首位,煤炭、石油、锰、铜等资源储藏量也非常大。早在秦汉时期,辽宁的抚顺、鞍山地区就已出现采煤和冶铁业,近代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伪满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变迁中取得了长足发展,优越的地理、历史资源条件为辽宁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初步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机械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前,辽宁工业生产的恢复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辽宁的国防工业,仅沈阳市就有四一〇厂、七二四厂、三二一厂、一一二厂等军工企业多达33个。⑥中央把辽宁作为建设重工业基地的重要省份,这既顺应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又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资源的因素。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辽宁省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分布在沈阳、旅大、鞍山、抚顺四个城市。其中,沈阳市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2.98%,旅大市占19.96%,鞍山市占14.11%,抚顺市占8.29%,⑦以沈阳、旅大、鞍山、抚顺为中心的辽宁省区域工业布局已具雏形。辽宁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步上升,1949年为8.51%,1952年为12.7%,平均每年递增56.1%。到1952年年末,辽宁省共有工业职工95万人,占全国工业职工总数533万人的17.82%。⑧1952年,辽宁省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净值都居全国第一,为全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主要工业产品如原煤、原油、钢、成品钢材、硫酸、水泥等产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电力占15.4%、原煤占16.1%、生铁占59.6%、钢占70.1%、硫酸占70%、硝酸占78.1%、水泥占39.4%,⑨辽宁在全国逐步确立了工业大省的地位。

   国民经济恢复以后,从1953年开始,国家进入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基础工业,进而发展中国的五金、燃料、机械、电力工业和国防工业。为发挥辽宁工业基础的优势,中央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辽宁,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建成以鞍山钢铁公司为中心,包括沈阳的机器制造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和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业在内的辽宁工业基地。1955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辽宁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辽宁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大省,工业建设项目98个,占全国同期工业大中型项目的10.6%,苏联援助中国设计的156项重点工程有24项安排在辽宁建设,占总工程项目数的15%。⑩“大跃进”时期,辽宁又掀起了大办工业的浪潮,1958年,辽宁省工业企业单位数由1957年年末的5629个增加到42928个,增加了6.6倍。11三年“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辽宁新增国民收入74.41亿元,用于支援国家建设的有25.65亿元,占新增收入总数的34.5%。从辽宁调往各地的钢材达920多万吨、生铁300多万吨、铝12.7万吨、纯碱78.5万吨、水泥677万吨、变压器2179万千伏安、动力机械21.7万千瓦、金属切割机床4万多台。121957年,辽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41%,13工业生产总值排名全国第一。1958年至1960年,辽宁省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连续名列前茅,仅在1960年排名第二,落后于上海。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辽宁工业经历了恢复时期、过渡时期、“大跃进”时期、调整时期的发展历程。在资源优势、历史工业基础和国家投资的大力支持下,辽宁工业走上巅峰发展阶段。但在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辽宁工业发展中的重工业比例过大、企业活力不足、设备老化、高消耗、高污染、城市人口多、负担重等问题也逐渐凸显。针对辽宁工业布局出现的问题,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曾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向中央提出了将东北一些工业调整到内地的想法,他认为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可以解决东北地区重工业比重过大的问题。

   1960年9月东北局成立,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代表中央向东北局交代了“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的工作任务。“一五”计划完成以后,辽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却面临着农业发展落后,重工业比例过大的问题,特别是1960年,辽宁的农业面临严重困境,“辽宁省1960年的粮食产量仅360万吨,比1958年700万吨减少将近一半,甚至比1949年的405万吨还减少45万吨”14。针对辽宁农业出现的问题,以宋任穷为首的东北局贯彻执行中央开展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1961年1月,中央确定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在东北局的统一部署下,辽宁通过采取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加强财政管理、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支援农业等措施,到1962年年底,辽宁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辽宁工业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工业生产所需煤炭过多,造成连年过量开采,使采剥、采掘比例严重失调,一些主要煤矿的煤炭产量都大幅度减产,生产用煤严重不足,许多企业被迫停产或半停产。1961年4月,宋任穷带领两个调查组到辽宁阜新市开展对煤炭生产的调查研究,制定出了《阜新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内容包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奖励制度、提倡小包工等,为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改变辽宁农业落后,工业、农业比例不协调的局面,1963年—1965年,辽宁对农业投资的比重比“大跃进”时期提高了一倍左右,重工业投资相应下降,尽可能使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能源、原材料供应相适应;并采取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使工业生产与商品粮、副食供应相适应。到1965年,辽宁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状况有所改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产值的比例关系由 “‘二五’时期的9.6:23.7:66.7调整为1963年—1965年的10.9:23.8:64.3”15。通过调整,重工业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占绝对优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当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时,这与东北局想调整辽宁工业布局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

   1965年,辽宁省正式编制了《辽宁省地方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指导思想,并提出要注意平战结合,即战时能坚持生产,且能独立作战;平时要打好生产仗,多出产品、多积累,以便支援国家建设。由于当时对国际战争的潜在危险形势估计得较为严重,导致这一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三线建设向“战备”倾斜。而辽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地区,地处沿海沿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实力雄厚,作为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的重点地区,连续多年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名列前茅,因此支援三线建设的责任义不容辞,实践证明,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时代先锋的作用。

  

二、支援建设中的重任与荣誉


   在大三线建设中,辽宁支援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广,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处于名列前茅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以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为中心的辽宁工业布局已初见端倪,在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根据国家倡导的“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辽宁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的工业实力雄厚企业中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迁往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具体做法:一是建,二是迁,即到内地建立新厂或把辽宁一些企业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到内地,援建的行业广泛,涉及辽宁的军工、钢铁、机械、化工、电力、医药等多个重要行业,对内地经济建设和工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4年5月,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和东北局的具体部署,辽宁省成立了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各地区、各企业、各部门也委派了干部,专门负责三线建设工作。从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年初,辽宁将沈阳轮船厂、沈阳油漆厂、沈阳油脂化学厂、大连油漆厂、大连化工厂、锦西化机厂的力车胎、特种油漆、二甲苯胺、浓硝酸、中压阀门等产品和生产设备迁往云南昆明、贵州都匀、甘肃兰州等西南、西北地区建厂和扩建车间。1964年至1970年,辽宁省陆续迁往大三线的职工多达99800人,随迁家属156600人。16

1964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内地建设问题时,毛泽东指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现在再不建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下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17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辽宁省在援建内地三线建设项目时,对有些企业进行了一分为二地搬迁。1965年1月18日,辽宁省计划委员会党组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贸易委会员下达的《1965年第二批迁厂项目的通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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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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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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