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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清源:通过整体论社会学来思考农民工子女就学现象的民族志研究*

更新时间:2018-04-01 23:32:06
作者: 贾清源  

   尽管我作为外国人的位置(position)带来了种种限制,但我也得以了解了不少关于该小学的情况。自然,我在他人眼里还是一个“老外”,一个西方人,但是因为学校比较大,外来者并没有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再加上我曾在学校里寄宿过一个学期,课时之外在校内也是通行无阻的。我跟其他老师一样单独授课,每节课一个小时(在这两点上,该小学的安排跟法国的中学相当类似)。除我之外,学生还有一门更正式的英文课,由另一位老师授课。我的课时不多,很多时候待在教员室,所以经常有机会跟其他老师闲聊,并参与到学校的组织生活中。我上课不用教材,主要是围绕着英语的学习,和学生们做游戏、作画。我从不用给学生评分,只需要维持课堂纪律。第二年,学生们完全不再怕我了,所以维持纪律有时还有点难度。总而言之,我和学生不仅仅是师生关系,在学生眼里,我只能算半个老师,还和其中几个交上了朋友。即便如此,学校这个环境还是给我参加孩子的活动平添了许多限制。

   (一)成人和儿童间脆弱的组织关系

   学校为儿童开辟了一个从成人和外部世界抽身而退的特殊空间,但在我展开调查的欢乐园小学⑧,这个空间是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由其他空间重新规划改造而来的,而且因为学校不得不跟其他社会机构接壤,其他的社会组织逻辑时刻冲击着这个空间的边界。小学是由一座街区的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大楼改造而成的,以前的工作室和宿舍改成了教室,楼里的大院子则变成了操场。大楼已上了拆迁名单,待拆期间让一个也是外地人的老板向政府暂时租了下来。大楼靠外的几幢主楼是学校用地,而靠里的部分则作为宿舍租给了外地人——我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小房间里——开学期间有一个铁丝网把两部分隔开来。所有学校的设施都是回收而来的。我开始调研时,每个教室里挤挤地摆了五十来张破旧的书桌和椅子。第二年,老板在街区里办的另一所民工子女学校被拆,导致这一所学校每个班的学生数量增加到70人,教室里拥挤不堪。操场上放着一个捡来的滑梯,滑道底板已经不见,只剩下一个架子、两根细钢管,但学生只要把腿架在钢管上就还能滑(见图)。课间休息时,很多学生在教室里待着不出来——第二年入学远不止千人,学生就更不出来了。学校有午餐供应,米饭加一汤一菜。中午不回家的孩子会过来打饭,然后到外面或者回到教室去吃。学校的学费是每学期四百元左右,只要还有空位便来者不拒。学生经常中途入学和退学,学校对此不做记录。

   一个特定的社会秩序(ordre) 的建立取决于对机构空间边界的有效维持,但在欢乐园小学,有很多外来因素在干扰、弱化这个边界。相比之下,欢乐园小学附近的几所公立学校就很好地把教学活动和孩子们与外界隔离开来。它们有堂皇的大门,而且教学区的大楼和操场离大门有数米远。欢乐园小学的情况正相反,它有一道大前门和一道小后门,但跨过校门便是操场。像中国所有的住宅小区还有企业一样,学校大门有门卫把守,但是一家小卖部的存在却模糊了这个边界。小卖部由老板的家人经营,主要售卖学生喜欢的零食、小玩具、贴纸等。问题是小卖部开在了学校里面,买东西必须进入学校。傍晚放学时,着急的父母们,走路的、骑单车的、开摩托车的,都聚集在学校门口,校门一开便一股脑地冲进操场,把学校空间受管制的、独立的、从成人世界抽离的组织逻辑冲击得七零八落。

   学校因此成了一个可渗透的空间,被不同的参与者(acteurs)⑨所占领,周末和假期等课时之外的时间亦是如此。虽然几乎一直都有管事的成人们在执勤检查出入,但学校后门一直开到夜里很晚才关闭,而且为了让学生们能进校买东西,有时候前门也开到很晚。在学校后面租房的人,放学后也跑到操场上来晾衣服。周末或放假时,我组织学生打乒乓球,球桌在一间教室里,学生持有一把钥匙。一个住校的老师数次对此表示不满,觉得不应该让学生拿钥匙,随意进出学校打乒乓球,但学校小卖部却售卖孩子们需要的乒乓球和饮料,这也说明学校空间的使用并非是教学权威者的专利,况且老师们自己也经常在教室里打牌和打麻将。

   (二)成人管理者:责任重大、投入不多

   成人和儿童之间通过学校这个社会组织形成的关系决定了双方不同的投入形式和行动力。对儿童来说,学校是一个整体论意义上的“社会习俗”(institution sociale)⑩,即是说其带有强制性和外部性;而成人,特别是教师,因同时扮演着管理者、观察员和保护人的角色11,相对而言更加自由。虽说如此,成人的行动力也受到其相对于儿童的位置(position)以及教育界规范性的制约,这包括了儿童和其他成人(父母及官方教育权威)的眼光,他们自身的工作条件,还有已被其内化了的教育规范。就欢乐园小学而言,学校环境不安稳和不合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教师参与的动力。

   据我的所见所闻12,学校的老师还是相当尽职的。考虑到一个班人数如此之多,这已是难能可贵。但是他们在工作上不是十分投入,在教学以及对学生的管教上得过且过,无论是授课还是课间改作业都显得相当程式化,我也从来没有听见老师们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或者尝试新颖的教学方式。学期末开教学会议时,老板和校长长篇大论地致辞,鼓励老师们继续投身教学、诲人不倦,老师们听得心不在焉,感觉像是一个言之无物的教学仪式。学校老师也不怎么给学生施加压力,当我问起时,家长有时会抱怨说家庭作业不够多,之前在农村上过学的学生也这么觉得。13

   教师的投入不多跟低薪或许有一定关系:他们的月薪只有600元—800元(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60欧元—80欧元),这在农民工街区里都算是很低的工资,而且他们的职业前景也十分模糊。最年长的教师情况有所不同,他们一般是上海本地人,“文革”时被下放到乡下教书,如今退休回流到上海。对他们来说,教书主要是为了找点事情做,顺便多拿一份小收入。但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外地人,比较年轻,当中有不少来上海找工作之前在外地读过师范,虽然也不乏自学成才者。他们靠关系被老板招进来,作为外地人,他们的身份没有保障,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在学校被迫关闭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各散东西:两个刚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回原籍任教;一些人转行从事其他工作,比如说卖东西或是当保姆;还有一些则在其他农民工子女学校中找到了教职,其社会经济地位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其中有一位告诉我,他的新工资让他很诧异:不仅月入一两千,而且放假也能拿工资,跟欢乐园小学相比,可说是天壤之别。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此类民办学校就业市场的运作多么不透明。

   官方教育部门与学校的关系相当微妙。欢乐园小学不是一所地下学校,也不是公立学校,处于不受官方承认的灰色地带。居委会里负责教育问题的是一位姓白的老师,经常要做统计报告。他经常联系学校询问情况,以便在报告里下结论说农民工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举个例子,他在附近一个公园里举行集体活动时,会要求欢乐园小学和公立学校一起参加,并在当天的致辞中强调农民工子女也在场。他是一本教学期刊的主编,会让外地老师为刊物撰写文章讲述教学经验,但跟学校老师打交道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对我便是如此:当他得知我的学者身份后,马上安排我参观街区里的模范学校,说着说着又让我出示护照,后来又让我给他写文章,还拿书给我看,总而言之,作风相当专制。他每次来都搞得大家心惊胆战。老师们也很怕政府定期的卫生检查,因为经常以被训话告终。学校在很多方面明显不达标,食堂的卫生状况就是一个例子。应该说老板和部分政府官员之间可能有交易,老板也经常惺惺作态强调这一点,但对学校的职工来说,这种关系更使他们感受到了限制、屈辱和否定。

   就学现象极强的规范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规范化和差异化的过程。一旦有了规范,便有了比较、数据、平均分、成功地区、优秀学校。在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关于农民工子弟教育的研究,其目的均是为了作出此类评估。14这种繁琐的资格认证程序很可能在必要时为否定学校资格充当理由:比如欢乐园小学的评估结果一直都是勉强达标,而到了要拆除时,就突然不达标了。所有人都知道学校的教学环境不达标将被当成拆迁的理由,但没有人能预料在什么时候发生。最终,欢乐园小学在2009年寒假期间遭遇拆迁。

   (三)让孩子们各就各位

   跟地位相对较高、行动自由的教师相比,儿童在人数上大幅超过,行为则受到诸多限制。这不是说儿童在学校里就没有能动性,或者说就学体制使得儿童千人一面,而是说学校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能见度和个体化机制,而此机制对儿童的行动力有深刻影响。这个体制的不同面相可以综合儿童的校外生活来对比分析。

   通过将儿童按年龄分组,再把他们聚集在同一个空间中——教室或是规则较为松散的操场——进行排列,就学体制(dispositif)使儿童之间的比较变得可能。这种比较有时按照学校机构的逻辑展开,有时与机构本身无关。

   在班里,每个学生都接受同样的要求、同样的评判标准、同样的考验15。因为儿童开始显现出学习成绩和个体行为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比如说我们会开始认为“某某学生比较聪明”——所以班级也成为一个儿童个体化的场所。这种让儿童各就各位和呈现个体差异的方式,通过日复一日的操练,逐渐固化为作用力持久的位置(position),并在儿童与同学间的关系中、在儿童的自我知觉上、在家长和老师的期望中得到体现。我的课比较轻松有趣又无足轻重,因而不需要太关注如何评价学生的问题。但我在上课时、下课后,甚至在校外,都不停地见证着这个位置被固化的过程,孩子们无时无刻不在“表演”着好学生或是坏学生的角色。虽然如此,农民工生活很强的流动性意味着孩子经常被重新定位,譬如当孩子转学来到了一所学业要求和学生水平都不一样的新学校时。

   孩子的外表或其他显性差异在学校环境中本来应该无足轻重,但在中国的公立学校中诸如社会性别、身高体重、残障与否(学校对残障学生不设任何援助机制),甚至是穿衣打扮上的差异都有可能随时变得至关重要。在中国的学术文献中,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便是随着农民工子女越来越多地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他们因为衣服脏而在学校饱受歧视。16但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情况肯定有所不同,我就从来没有在欢乐园小学看到或是听到过孩子们为此而发生争论。

   操场是儿童集体自我组织(即分化和整合)的重要场所。“小流行现象”便是体现该集体存在的一个例子。孩子们以此为契机,通过一个不是很严格的社会整合过程,形成集体。小流行现象以商品交换为基础,本来是应该独立于学校的逻辑和就学体制之外的,但在我的田野调查中,它却是由学校带动的。例如,有一次小卖部进了一批几块钱一个的小螺旋桨,结果突然操场上五颜六色的小玩具满天飞,持续了好几天。相较之下,“基于规则的游戏”则给这个集体提供了一种更有组织性、更能长期展现其组织能力的机会。春天一到,各个年级的男生们十几个十几个地围在一起弹小玻璃珠,把操场三分之一强的空间变成了露天弹珠“市场”。女孩子们则偏爱跳绳,在操场上一年到晚都跳个不停。跳绳占据的空间更大,要求对身体的间隔和接触有更好的控制,能容纳的人数也因此更少。事实上,操场上经常是高年级女生占领了大部分的游戏空间。17

   相比之下,儿童组织能力在学校以外很少有用武之地,其活动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持续性而言,都无法与校内相比。街区里不存在任何给儿童提供服务的组织,对这个年龄段的居民也没有任何管理。孩子们也会自发地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去公园玩(公园在环城路的另一边,走路得15分钟以上),在街上打羽毛球,或者去同学家里唱卡拉OK。但参与这些活动的孩子不多,散得也快,而且组织也非常不规律。

学校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因此学生很不希望看到学校因为放假或是流行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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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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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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