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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

更新时间:2006-09-03 15:25:24
作者: 范愉  

  

  集团诉讼是当代世界共同关注的重要的法律和政治问题。然而,各国对于集团诉讼的态度、政策、制度设计和实践却是千差万别,显示出多元化的趋势。本文以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探讨了通过不同的法律制度解决这一相同的时代课题的可能;分析了当代世界各国解决群体性纠纷和集团诉讼问题上的差别及其原因,从政治和司法体制、诉讼文化、法律技术与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法律职业等角度比较了集团诉讼运作的社会条件和移植的可能性;并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集团诉讼问题的重要性及各国应有的政策立场。本文将解决中国群体性纠纷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主张充分考虑社会现实,避免简单移植某一种集团诉讼制度并依赖其解决各种群体性纠纷,而应以一种多元化的思路应对纠纷解决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关键词 集团诉讼 民事诉讼程序 功能主义比较法 群体性纠纷

  

  集团诉讼是当代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和政治问题。[i]国际社会在制裁集团性侵害和保护分散性利益等方面面临着相同的课题,并都在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有效的救济机制。然而,各国对于集团诉讼的态度、政策、制度设计和实践却是千差万别,显示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显而易见,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停留在纯理论的分析和普适性原理的照搬上,而必须借助法律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和比较法的方法,以探寻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更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并需找适合本国实际的合理解决方案。在比较法社会学的视野中,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有特定的原因和条件。人类社会在面对相同的课题和实践需求时,既可能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应对,也可能也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面对相同的问题,基于不同的理念和侧重点,设计建构出迥然不同的制度。形式不同的制度既可能承载相同或相似的功能,殊途同归;也可能沿着自身的价值选择和内在逻辑,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每一制度在运行中又可能或多或少地与预期目标发生游离,衍生或演变出一系列新的方法或制度。对于各国形形色色的制度,可以采用相同的标准进行比较和衡量,例如,社会效果、利弊、效益等等,同时这种比较和衡量又必须与该制度所在的特定环境和时代背景相契合。而这些研究最终应服务于一个实际目的,即借鉴移植或制度建构。

  

  一、功能主义比较法的研究路径

  

  规范的比较法研究是从法律规范和制度的比较出发的,即对世界各国相关的法典、判例和制度进行从概念、原理到法律技术和具体设计方面的比较。然而,比较法决不能停留在这个起点上。否则充其量只能看到各种制度与规范之间的同异,而难以发现其背后的原因,也无法揭示其中的规律,更不能实现比较法的实践目的——对本国的制度建构提供合理可行的方案。因此,比较法研究更重视一种功能主义的方法,或称之为一种从问题出发的方法,本质上也是一种法社会学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在本国法律秩序中有通过这种法律制度处理的某种法律需求,而外国是通过什么方式满足这一需求的’,而调查的范围,除了制定法和习惯法外,还必须遍及判例、学说、格式合同、普通合同条款、交易惯例等等该法律秩序中构成法律生活的一切形式。而且正因为比较法要求如此广阔的视野,所以,与其提出个别性的问题,不如把相互关联的各种问题包容在一起,作为综合性问题提出更为恰当”。[ii]

  在集团诉讼问题上,功能主义比较法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研究路径。其思路是,对于小额多数侵害的救济是现代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但每个国家以何种方式去解决这一问题,却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念和具体做法。这一问题不仅涉及法律制度的设计,而且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政治体制,司法权威和功能,法律职业,当事人,社会观念以及法律文化等多种因素,只有充分掌握这些因素,才有可能找到最适合本国社会基础和现实条件、成本与风险最小、最适用的解决方案。否则,就可能在盲目移植过程中付出深重的代价。

  当代各国的集团诉讼(group litigation)基本上可分属四种基本形态,即共同诉讼或诉讼合并(Consolidation)、代表人诉讼(Representative proceeding)、团体诉讼(Verbandsklage)和实验或典型诉讼(test action或model Suits)。其中每一种都各有利弊及局限性,但是又有一个共同点,即最初都是为了实现诉讼经济的目标而建立的,但都可能被作为现代小额多数侵害的救济途径而发挥作用。比较这些制度的优劣,“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很难说清某一法律下的各类经验对其他法制有多大的重要性,但至少可以说越是扎根于某国特殊的政治、法律环境的制度,越难嫁接到其他国家去。许多证据都表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逐渐认识到更有效地确保扩散性片断利益的必要性,但当想要将某国为此所设立的制度推广到其他国家时,不能不进行十分慎重的考虑。因为这里采用的集体诉讼、分担律师费原则等等方法……并不是如制铁技术、阑尾手术般非常容易进行移植的‘法律技术’。确切地说,大多数制度都与该国的政治构造、三权分立的具体形态密切相关。……仅仅是对各国为促进公共利益而采用的方法进行一番计算,也远远不能预测出其中哪些对其他国家也适用,如果加以采用,也会同在母国一样起到同样的效果。”[iii]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由于受到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每一种制度的评价都会有所不同。比较法研究不仅应对各国集团诉讼的立法和制度进行规范分析,还应进一步比较这些制度和理念的同异及其原因。在一个民主和理性的社会中,在引进或创建任何一项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保持各种信息渠道和言路的畅通,形成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保证公平与效益的统一,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大化与相互协调。

  

  二、相同的问题,不同的对策

  

  当代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集团性侵害造成的小额多数权利救济问题,并由此产生了相同或相似的社会需求,即:尽快制止这种侵害的继续并对违法者予以制裁;以及对已经造成的侵害给予救济。尽管各国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市场和企业的规模有大小之分,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两个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摆在每一个国家面前,并且正在以跨国界、跨区域的形式发展。不仅如此,由于当代消费者运动的推动,全球性的群体性侵害及其救济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并迅速波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围绕着上述基本问题,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相关问题,包括,如何有效地通过事先防范性措施(包括民主化的大众监督方式)避免侵害的发生,如何通过司法救济、特别是民事诉讼处理社会中发生的新型纠纷和利益冲突,公益诉讼的理念,诉讼成本与效益问题、司法资源配置及司法功能等等。这些共同的问题和共同需求聚合为通过特定的司法途径或诉讼程序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并为此进行了各种以相对经济和集约化的方式为受害者提供救济的尝试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世界各国都在尝试建立某些新的机制、特别是新的诉讼形式,以发挥特殊的功能,解决传统诉讼制度中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集团诉讼和公益诉讼都已被纳入到当代世界各国司法体系之中,并仍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新机制的建立必然会与传统的民事诉讼和司法原理、技术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和矛盾,在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如当事人适格、诉权让与、判决效力扩张等仍存在着较大障碍。一旦这些障碍被突破,必将带来集团诉讼或公益诉讼的大发展;但是,由此也可能带来制约与控制的失效,导致滥用和混乱,甚至由此引发民诉法学原理和体系的彻底颠覆。由于世界各国在这方面的尝试都尚未提供完全成功的经验和确定的答案,因此,这一尝试和经验积累的过程仍将持续下去,突出的特点是谨慎立法、不断改革和司法机关的严格控制。

  最后,如果仅仅从应然的理念和逻辑推理出发,人们可能很容易将现代集团诉讼视为一种带有普适性的法律制度或法律现象,并确信某些符合当代社会特定需要并具有重要价值的集团诉讼模式或制度,可以无障碍地移植或引进到其他国家或社会,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共同的法律文化和司法的必然发展趋势。这种信念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使人们不愿意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或其他路径及方式。然而事实上,在世界各国,同类制度的构想尽管具有相似性或共同性,但无论是基本理念和原理,还是制度设计及运作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而明显的差异。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优势、重点和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弊端。这就对其他试图借鉴这些制度的国家提供了多样的选择,也增加了选择和制度设计的难度。

  那么,面对相同的时代课题,世界各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对策和制度选择呢?首先,面对这一新问题,传统的经验和既有制度中很难找到适合的现成方案。当代世界各国的集团诉讼模式,几乎都是在实践中探索和发展的;甚至是与立法者最初的制度设计相背离的。而在未经实践检验前,决策者有时并不能在众多的选择中先验和主观地判断哪一种制度为最佳方案。而迄今为止的实践结果表明,几乎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群体性救济模式。这就更加造成评价和选择的困难。其次,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文化,往往会奉行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观念,这些理念因素对于制度设计和运行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不同的理念,会出现选择中的不同侧重。第三,出于不同考虑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往往都具有其合理之处,不可能通过比较而简单确定最佳或唯一合理的方案。因此,多元化的选择和制度建构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应该看到,面对小额多数侵害的问题,无论是从尽快制止侵害还是为受害者提供救济的角度,并非只能以司法途径和集团诉讼方式解决。一项国际比较法学研究指出:“某一法制下,有许多种途径可以有组织地保护扩散性片断利益。法院的公共利益诉讼仅是其中一种途径而已。再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将违反法令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让司法长官有足够的人员可以有效且可信地执行刑事诉讼。此外,还可以不单靠诉讼,而且主要通过给予或是取消禁止命令(cease-and-desist orders)、表明应遵循的行动标准的详细形态或过度征税等方法抑制集团违法行为,将公众利益的责任交由具备足够资金和调查权的公共机关。……因此,是否有必要采用促进公共利益诉讼的方法,只能因国家的不同而定,在各国内部也必须区别考虑要求执行的是哪个领域的法律。”[iv]显然,即使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采用集团诉讼方式也并非像很多学者以为的那样毋庸置疑,很多国家仍然希望从以下几方面寻找更为合理和有效的替代方式:

  首先,多样的救济方式。在高度评价集团诉讼的重要作用的前提下,很多国家及其法律界人士认为,集团诉讼并非唯一的选择,不仅可以直接通过其他机制起到相同的作用;即使建立了相应的诉讼制度,仍可以各种非诉讼替代性机制减少其负面作用。救济方式的选择实际上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国家及其运作方式直接相关,只有对该国群体性纠纷的性质、特点、频度和范围有一个科学的估计,并对各种纠纷解决和救济机制的有效性进行综合权衡,才能做出合理的选择。从当代社会的实际需求看,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建立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及权利救济机制,其中诉讼、尤其是集团诉讼应该是严格节制使用的尖端武器和最终途径;而行政监管、预防和社会救济协调机制,以及个别诉讼则应是常规机制。

  其次,实现法律目的的适宜主体。集团诉讼被认为是一种通过民众促进法律实施的有效机制。但很多国家认为,尽管民众和当事人可以在执法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社会不能期待以集团诉讼方式保证法律实施;由国家执法机关作为制止集团性侵害的主体,比以民众诉讼或集团诉讼的方式,即由民事主体作为主角更为合理和有效,也更容易受到法律的规范。这样,可以通过合理配置资源,赋予执法机关一定的调查权、决定权和起诉权,减少私人诉讼中的举证、当事人适格及诉讼成本等负担。由行政机关通过法定程序直接介入某些集团侵害的调查处理,如环境污染问题,显然更为有效和经济;而由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则比民众诉讼更容易得到认同。由于国家权力是一种容易受到腐蚀的权力,确实可能出现执法机关不作为或监管不力的现象,乃至于失去公众的信任;但是,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制约监督机制和加强法律责任加以改善——在法治社会,行政权力毕竟比群众运动更易于控制和规范。

  第三,合理确定诉讼的目标与重点。对于集团侵害或小额多数分散利益的救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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