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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民:罗蒂后哲学美学思想的两个维度

更新时间:2018-03-28 15:23:19
作者: 张清民  

  

   内容摘要 罗蒂的后哲学美学是介于欧洲大陆唯理论与英美经验论之间的新实用主义美学形态,它有两个精神维度:第一,消除审美形而上学,抵制理性化、逻辑化、知识化、形式化的审美文化形式,反对本体论层面的本质主义,反对认识论层面的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反对镜式美学及其所追求的深度模式;第二,建构多维文化目标,确定新的文化美学主题。后哲学美学文化目标的多维追求具体表现为:从真、善、美的角度说,其目标是促进社会进步,增进人民幸福;从解释学的角度说,其目标是加强对话,减少痛苦;从反讽与教化的角度说,其目标是逃避通约,走向创造;从哲学文学化的角度说,其目标是偏离概念,关注人生。消解与重构两个维度紧紧围绕一个目标:营造和平、幸福、优雅的生活,如果民主、幸福与抽象观念发生冲突,那么“民主先于哲学”。

   关键词 罗蒂;后哲学美学;消解审美形而上学;建构多维文化目标

  

   理查德·罗蒂是美国也是当代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哲学家,其思想享有“后哲学”美誉,以此为参照,其美学当名之曰“后哲学美学”。罗蒂拒斥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对给美一个确定的本质和边界;他很少用分析性术语解释自己的理论,也没有写过一本带有“美学”字样的著作。在研究对象上,他也放弃了传统的审美本质论和审美经验论课题,转向社会交往与文化发展。后哲学美学具有两个精神向度:消除审美形而上学,建构多维文化目标。这两个向度紧紧围绕一个目标:营造和平、幸福、优雅的生活,如果民主、幸福与抽象观念发生冲突,那么“民主先于哲学”[1](p179)。

   一、对理论的抵制

   后哲学美学的首要维度就是对理论的抵制。罗蒂认为,西方文化的巨大缺陷就是它“过于理论化”[2](《中译本作者序》p13),“理论化”就是“逻各斯化”或曰形而上学化,具体说来就是理性化、逻辑化、知识化、形式化,其思维表现就是想通过一个统一的概念对世界的性质和秩序作出安排,这个概念就是“逻各斯”,其衍生概念是“理念”“上帝”“实在”“真理”“规律”“目的”等,罗蒂把它们一概称之为“终极语汇”[3](p105)。终极语汇是哲学一元论的思想基础,一元论内在地要求纯化自身、排除异类、去除杂质,“一元论的全部要义在于:只有一个事物”[2](p382)。在社会生活中,一元论哲学把普遍伦理主义作为社会生活的目标,强调共同的感受、信念或理想,认定某个共同信念或希望具有神圣、伟大、庄严的性质,以此为根据,把具有不同信念和希望的人聚拢在一起,在政治上导致专制与集权,在文化上导致精英主义和不容异端。

   理论化的哲学有一系列追求深度的主题:本体论层面的本质主义,认识论层面的基础主义、表象主义,这些主题被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斥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主张本质是事物的核心性质,决定着事物的面貌和发展,具有同一、深度、崇高、神圣、确定、必然等特征,本质之外的其它属性是外在、偶然和次要的;本质主义美学给社会不平等意识及精英主义提供了基本的学理依据。基础主义是本质主义的理论变体,它强调知识或信念合法性的证明基于某些“基础信念”,基础信念就是勿需证明或论证的自明性观念,具有超验的精神特质,在它之外的信念统统属于派生信念,其合法性需要基础信念为其提供论证支撑,在认识论研究中,基础信念是知识的源泉和标准,具有优先认知地位。表象主义也是本质主义在认识论领域的理论变体,它认为主体观察到的对象并非实在本身,而是实在之物的表象,表象是实在之物的复制品,是比实在本身低一级的东西。

   西方传统美学就是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话语。本体论美学把实在划分为理念(原型、本质、基础)与事物(摹本、现象、表象)两个部分,并视理念为世界的本质,认为实在世界是理念的物像;认识论美学以心、物之间的二元区分代替了理念与实在之间的区分,以心灵对事物的映射代替了行动上的模仿。这两种美学类型研究出发点虽有异,但在思维方式及研究路线上如出一辙,无论是古典的摹仿论美学还是近代反映论美学,都把寻找和发现美的本质作为审美研究的终极目标,摹仿论及其变体“镜子说”“反映论”遂雄霸西方两千年而不衰。

   罗蒂认为,西方传统审美话语受本质主义的影响,以追求整一、等级和秩序为能事,在社会发展目标上,以道德理想主义的抽象设计代替经验考察和实证分析,解决问题不是靠协商说服而是整合、压服,一旦有例外的思想出现,权力者就会以强制手段压制那些异端的声音,其结果非常可怕:“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奴役、拷打、挨饿致死,而施暴者却是一些真诚的道德上严肃的人,他们从这一个文本或另一个文本引经据典证明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4](p349)思辨的审美话语听起来楚楚动人,实际上“拥有造成重大伤害的力量”[4](p349)。

   因此,后哲学美学反对深度模式,对传统审美话语的专制和一统性质甚为不满,它认为审美活动是主体间不同信念的交流,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与其在玄虚的宏大叙事上耗费心力,不如把有限的智慧投入到民主、自由、开放等社会实际问题上去。罗蒂希望审美研究放弃元叙事和宏大叙事,以生存论态度取代命题态度,以自由、希望取代本体、知识,以“解释”“教化”“反讽”“文学”取代“美学”,以实践词汇、行动词汇取代理论词汇、沉思词汇,以实用主义词汇取代认识论词汇,以约定、解释、对话取代分析、概括、定义,以功用、方便、可能性代替真、善、美的超验概念,以“人们如何谈论事物”代替“事物是对还是错”,用“描述”而非“规定”(排斥)的术语解释现象与生活,把“信任”而非先验信条作为基本的道德信念,以自由扩展的实践取代限制性的理论设计,以对未来结果的谨慎计算取代道德主义的预测,让人们在新奇和敏感中编织自己的信念之网,妥当处理自己的生活,走向未知却又充满希望的将来。

   后哲学美学把审美研究和社会问题联结起来,重新厘定艺术与社会、审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审美研究从狭隘的专业领域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领域,这既是对西方传统美学过于理论化的反拨,也是西方美学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

   二、建构多维文化目标

   “后哲学”之“后”特征在于它的反美学,它认为传统美学的论题和问题是一些假定的理论神话:“是被制作出来的,是人为的”[4](p101)。任何审美理念都是人从自身经验出发对事物性质所作的特殊方式的描述,事物变,认识变,描述亦变。罗蒂据此重新描述了传统美学论题,建构了一套全新的文化美学论题。

   1.真、善、美:促进进步,增进幸福

   “真”“善”“美”是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罗蒂却对之作出了后哲学立场的解释。罗蒂认为,真善美是由特定社会成员的信念和行为决定的,其含义及解释随机、可变,并不具有客观的性质;他对“客观性”本身也做出了“后哲学”的解释:“客观性不是符合对象的问题,而是与其他主体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客观性仅仅是主体间性”[5](p53),“是‘一致性’而非映现性”[2](p294)。

   据此,“真”不过是人们在约定论意义上“协同”和“适应”的结果,是人们按照某种协议创造出来的产物,是主体选择而非客观再现,是主观约定而非客观本质,是主体间性而非认识与实在相符合;“真实性”“客观性”也仅仅意味着某个主张没有异议、不存在模棱两可的答案。同样,“善”也是一种约定,“当习惯和习俗已经不再足够的时候,我们便发明了道德和法律”[4](p57),善的概念的合理性,不在于它符合某个先验的原则或基础,而在于它与人们所理解和希望的东西的一致,它既不需要预定的本体论或认识论目标,也不需要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的保证。罗蒂据此反对传统美学非此即彼的善恶规定,他主张“进化没有目的,人性没有本质。所以,道德世界并不划分为本质上正派的和本质上邪恶的,而是划分为不同集团的善和不同时代的善”[5](p180)。在罗蒂看来,“美”也是人们协同和选择的结果,审美观念的变化是人们在生活上从旧需要到新需要的变化,判断事物美或不美,应当根据其效用而非某个抽象的原则;无论审美本质论还是审美经验论,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应当是实际的社会生活。

   罗蒂强调,真、善、美之间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审美活动给人们“提供的是娱乐而不是真理”[1](p74),因此,在现代生活中,“合适”与“不合适”“满意”与“不满意”这类说法比“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样的描述更恰当。罗蒂强调说,真善美的目标不是认识某个终极之物,而是通过创造新的术语和描述方式增进生活幸福,促进想象力的增长、文化边界的拓展和社会的进步。据此,他建议在审美研究中,用“较为有用的事物和较为无用的事物的区分代替实在和表象的区分”[4](p101),用“我们对美能够了解什么?”的文化政治学问题代替“美的本质是什么?”的哲学本质论提问,以“文化政治学”“取代本体论”,以此作为形而上学之后的“文化的生长点”[4](p197)。

   后哲学美学生存论优先,把可能的经验生活而非预定的抽象观念作为审美研究的出发点,把真善美作为社会进步纲领与描述社会合理性的方式,这就给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描述空间。

   2.解释学:加强对话,减少痛苦

   审美活动归根结底是一种解释,解释学与认识论是并行的描述世界的方式。罗蒂站在后哲学美学的立场,反对以探寻事物间可以通约的本质或基础为目标的认识论,倡导以对话为特征的审美解释学。不过,他不造成欧陆解释学家预设解释的目标、最终的解释亦即意义的统一,反对话语通约,在他看来,意义通约扩大了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却弥平了情感世界的个体空间,达到了整一性,却消除了不同事物间亲和性与协同性。

   罗蒂指出,不同个体或族群之间,其实践、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相异,其描述事物所用的特殊词汇和方式亦不同,其审美经验不可能被译读成可通约的普遍性话语,据此,人们应该放弃话语通约——将不同话语统一到一个标准或规范之下。每个人都应当对他人保持对话立场,把对话作为自身活动的基础和开端,在对话时追求差异基础上的协同,而不是限制和统一;对话者应当尊重对方的独特性,承认对方追求的意义,承认对方各自愿望间的差异,承认“将这些不同的追求放在同一个尺度上衡量,乃是毫无意义的。同理,试图将这些追求加以统合起来,也是毫无意义的”[3](p206)。罗蒂认为,正是差异、分歧、彼此之间缺乏共同基础、不可通约,才需要对话来调和,如果彼此间有可以通约的共同前提,就不需要对话了。

   罗蒂认为,解释学对话的基础是对话双方都有一个偶然的出发点,彼此相似的境遇,而不是某个先验观念或原则。不是形而上学,不是认识论,而是愿意谈话的欲望,愿意倾听别人意见的立场,愿意考虑自身行为对他人可能产生的后果等状况,才能给对话成功提供保证。在他看来,解释学的目标就是推进人类之间的不断持续的“谈话,而非在于坚持在该谈话中为近代哲学的传统问题留一席之地”[2](p342),实现对话的前提是对话双方在对话中,努力去学对方的语言,而不是将其转译为自己的语言,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用自己习用的规范和标准去衡量、判断对方的存在;如果对异己话语只根据自己的欲望和信念去判断其价值,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它。要承认自身认识的出发点和他人认识的出发点一样具有偶然性、局限性甚至偏狭性,要相信别人的信念和自己所持的信念一样好,至少不比自己所持的信念差。

罗蒂指出:对话是否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是无法预期的事,对话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义因素会导致谈话意图和方向的改变,甚至会使最初的意图落空。因此,不要轻易预测成功,而要注重谈话时的实际效果,尽量减少对抗及由对抗而致的残酷、不幸和痛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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