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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何路社: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兼与吴敬琏、韩东屏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18-03-28 15:11:35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何路社  

   回顾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方向,其始终基于这样的一种“共识”:私有制企业的效率一般要高于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实际上是缺位的,国家代行所有者的权力,但无法等同于私人所有者,其利益关注点和监管的有效性都有本质差别。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公众公司,公众不可能直接经营管理,客观上存在着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从企业治理的效率上讲,通过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管理是有成本的,多一层代理就多一层成本,效率也会降低;因此公有制在中小企业这个层面没有比较优势,不具备竞争力,要全部退出去。即使国有企业改革得好,它也只适合无法私有化的大企业,而不适合能够私有化的中小企业。这种说法就是要从理论上否定公有制委托代理关系的现实适用性。

   可是,实际上私有制条件下各式各样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任何形式上都不会比公有制条件下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雇佣劳动全部等同于上述委托代理关系的具体形式:资本家不可能自己干完所有的工作,资本经营过程只能采取雇用劳动的方式,而只要是雇佣劳动,就必然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任何一个被雇佣者都不会受到所谓的产权激励,而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完成所有者交给的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这种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本人发展到最高阶段,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8]

   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上,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没有本质的区别,怎么就能证明公有制企业不行呢?是的,公有制并不缺少道义上的理由,然而它却也不可离开了人性基础,违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谓的产权清晰之实质,归根究底只不过是利益清晰。在否定权力道德化,权力优越完全到位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权力者从利益意义上可以说等同于私人所有者。

   我们诊错了病,当然也就开错药。从前期的经营承包、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债转股到近些年来的国退民进、政策性破产、证券融资、股票期权、管理层收购、外资收购、法人股流通等,甚至包括现在正在实行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都正是因此而力有不逮,常常会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产生更多的问题。在迄今三十多年的变革过程中,各种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不断折中反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至今仍是个无解的复杂命题。但这个命题并不是无解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权力者缺乏私有者对投资的自利关注,却仍可以是有其利益驱动。若否定权力道德化,问题似乎就变简单了。即承认行使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需要一种极为复杂的综合能力,需要多方面的才干、知识及高尚的道德人格,权力者要真正担当起责任,把一个国有企业搞好,就犹如一家之长要把一个家庭搞好一样,要付出巨大的、艰辛的劳动与操心;而且,国企权力者代表公众利益行使公共权力,必然会处于各种利益、矛盾之焦点,这不仅要付出大量心血操劳,有时甚至还要承担人身财产安全方面的风险;所以,国企权力者理应也得到相应较丰厚的报酬和待遇——各种权力优越。但与只想赚钱的私有企业主不同,个人收入充其量只是国企权力者的部分动机,而更突出的动机是个人精神抱负的实现,即为国家和社会建功立业。

   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分析中肯定公有制的,他在《资本论》第2卷中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是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7]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的公有制究竟是怎样,马克思则曾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利用公有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9]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思想,其核心和本质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关系。通俗点说,即“民以食为天,食以业为本”,满足公共就业是公共企业的最大公共服务。回顾现实中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并没有深刻而全面的科学理解公有制,至今还存在着极大地误读。公有制科学地讲不允许内部人靠山吃山。各级公有制由各级公共财政所产生,受益范围自然也相对应。依此类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交通……各类公共服务由各级公共财政所产生,受益范围亦相对应。公有制企业的最根本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就业需要,这种公共服务越有效,资本剥削的空间就越小。而满足公共就业需要与企业效益紧密相关,这也是不言自明。

   应放手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展开公平的竞争,国有资本无须退出所谓的“竞争性行业”,问题的关键是放开这些行业的准入,让更多的外部竞争者给国有企业施加压力,如果国有企业能在这些行业继续有效地与私人企业竞争,那么就让他们继续经营。还应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将垄断利润纳入公共财政,而不是通过出售国有股份而将垄断利润与部分民营企业甚至外资分享。如中石化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引进25家民资,25家民企为什么看中了混合所有制,要投资中石化销售公司呢?秘密在于中石化销售公司是一家垄断企业,每年的垄断利润200多亿元,民资作为小股东进入,虽然得不到决策权,但每年却可以分享8%的垄断利润。据此,与其搞企业内部的混合所有制,不如实行行业领域的混合所有制,允许建立一家新的民营独资石油公司。

   事实上,市场竞争主要是在同一个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的。只有在一个个行业中存在和形成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市场规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现实可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有在市场竞争中去实现,不应是建立在市场垄断或国家的巨额补贴和政策的特殊照顾上。国有企业也应与私有企业一样,应在同一的市场经济平台上自由、公平地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一样,都面临着两种命运选择:要么适应市场竞争,以自身的优势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要么不适应市场竞争,逐渐被市场所淘汰。公有制企业只有在竞争中不断增强其活力,才能在与其他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中,真正坚持其主体地位。市场自会选择最优者,而市场竞优的最后结果总是优于人为干预的状况。当然,这并不等于国家对国企就不管不问。国家应以所有者的身份,加强对国企的监管,消除任何官僚腐败行为,确保国有企业资产的高效经营,使之保值和增值。

   相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言,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史上一种完全不同的崭新生产关系,其从内容到形式如何实现,公有制在实际中如何操作以实现其优越性等,都须在实践中从头探索,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下,人民只可能掌握国有企业公共权力的所有权,而将使用权委托给他们信任的权力者。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被委托的权力者对公共权力行使的效率,必须将权力客观化,给被委托的权力者以应有的足够优越,并通过最科学、最合理的权力者选择机制,来使社会中的道德、才干最优秀者成为他们的委托管理者或代表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进步性不是由于道德性,而是由于客观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与以往建筑在道德伦理基础上不同,而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基础上,从而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一次获得了“科学性”。

   但我们却一直仍主要是注重从道德的角度去理解公有制,将权力道德化,不主张权力优越,不允许权力竞争,窒息了公有制企业权力者之创造活力与积极性,使公有制企业失去了理应比私有制企业更高的竞争力。这是一种公有制道德化,其过去使公有制陷入困境,现在仍在使她陷入困境。公有制的历史进步性,至所以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体实现,也未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体实现,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政治领域权力体制上的权力道德化,否定权力优越,否定权力竞争。在计划经济下,她使我们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在市场经济下,她又使腐败始终困扰我们。

   正是权力道德化这件什么也没穿的“皇帝的新衣”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散失所有元气,损害了它的一切活力。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资本优越,没有资本道德化一说,资本逐利天经地义之利益机制给私有制带来强大活力。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权力优越,则无异于自毁长城——置公有制在与私有制的竞争中处于缺乏积极利益机制之被动境地。甚至可以说阶级斗争学说是建立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权力优越学说则是建设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权力唯物论思想,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有力捍卫:没有公共权力的优越,就没有公有制的效率。当前主流舆论对权力优越讳莫如深,我们却要为它呐喊,认为是个有益无害之提法,其应作为当代科学社会主义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是过来被严重误读了。

   权力道德化下的公有制存在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产权虚置。因此每个接近国有资产的人都想获取便宜,也就是所谓的租值消散。而官员代表政府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由于国有资产控制权并没有明确界定到具体的官员,且官员的任免和调动存在不确定性和非自主性,故国有资产依然产权虚置,其租值依然大量消散在所难免。反之,否定权力道德化后,在公有制企业治理中,一方面权力优越要求政企完全分开实行企业自治,即签订完全契约——其只是落实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公有制还是公有制,赋予公有制企业权力者名正言顺的极大权力,具有比现代企业制度中私有制企业经营管理层更大的人、财、物、事上的自主权和自主性,既拥有特定控制权又拥有特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剩余索取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权力者勤政廉政的积极性,使公有制企业治理效率更高,活力更强。

   按照现代产权理论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 企业博弈主体分为委托人和代理人两方,而两者之间的交易可看作一种契约。该理论创立者哈特(Grossman and Hart)和莫尔(Hart andMoore)将企业的契约性控制权区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指能在事前通过契约加以确定的、在不同情况下如何行使的控制权;剩余控制权指在事前没有在契约中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是决定资产在最终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力。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现代企业制度中必然性的不完全契约——若签订完全契约,私有制虽还是私有制,但已是别人的私有制了,使私有制企业经营管理层得到的一般是特定控制权,而资本则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留给了自己。没有特定剩余索取权和特定剩余控制权与之相匹配的特定控制权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利,进而导致经营管理者可能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企业的利益,与企业目标相偏离。因此现代企业制度中私有制企业经营管理层与资本的种种摩擦在所难免,其治理效率及活力皆受到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公有制企业劳动者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来制约权力优越,切实体现出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政治参与和生产工作积极性,使公有制企业的治理更加完善合理和简单容易。比如,权力优越的取得和维持,需要不断地经过市场化的自由竞争选择,不像资本优越那样,可以世袭垄断,一劳永逸。再如,公有制企业权力者的薪酬待遇按劳分配,与其绩效挂钩,受职工民主监督,不似资本那样,我的资本我作主,大致可以任性。权力优越因光明正大反而易受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制约——权力者的合理利益得到保障容易接受制约,优越摆在明处也有利于进行制约。所以,权力就算如何优越也是极其有限和收敛的,用数学语言讲是一个收敛性函数。相对利益摆在明处的权力优越,利益摆在暗处的权力道德化逼良为娼的“潜规则”腐败,不透明不易受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制约,是一堆糊涂帐甚至“无底洞”,一些腐败分子的涉案金额动辄高达数亿元或情妇数十位便是例证。而公有制权力优越上述两方面的结合,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科学地解除了二者之间的张力。

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低下与所有制并没有必然联系。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但生产关系并不仅仅或全部简单的就是等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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