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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秉曦: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规范分析

更新时间:2018-03-28 02:29:16
作者: 姜秉曦  
在笔者看来,国家秩序与国民生存乃建国之本,立基于此,进而思考如何实现国家规范与国民自由方才是立宪之要。故该书所论之内容于今人而言,与其说是立宪的法理,倒不如说是建国的法理。而该书却仍名为“中国制宪问题”,其最矛盾、也最为精当之处正在于此。因为,彼时中国制宪之第一要务恰恰在于解决制宪的前提,即建国问题。基于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基本义务在我国历部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均有规定,便可以理解了。

   至此,基本义务在理论上的必然性与实践中的正当性共同证成了它在宪法学中的独立品格。对于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笔者认为最恰当的表述应为:两者处于同等的宪法位阶,互不统属、唯有调和。[71]

  

四、现行宪法中的基本义务规范体系


   (一)现行宪法中的基本义务条款

   现行宪法中共有8个条文涉及公民义务的规定,分别为第42条第1款规定的“劳动义务”、第46条第1款规定的“受教育义务”、第49条第2款规定的“夫妻计划生育义务”、第49条第3款规定的“父母抚养义务”与“成年子女赡养义务”、第52条规定的“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义务”、第53条规定的“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第54条规定的“维护祖国荣誉、安全和利益的义务”、第55条规定的“依法服兵役的义务”以及第56条规定的“依法纳税的义务”。

   分析上述条款,可以发现,前3个条文的4款规定散见于宪法第二章第33条至第51条之间。严格说来该部分均属于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的范畴。而以上义务之主体如受教育义务[72]、抚养义务之“父母”抑或计划生育义务之“夫妻”,较之抽象意义上作为共同体成员之公民,乃更为具体之个人,且其在内容上亦指向于社会国家下国家为了实现其发展目标而要求个人必须履行的责任,与基本权利限制较为接近,故而属于一般宪法义务。

   与之相反,第52条至第56条所规定的公民义务,既包括了精神意义上对国家的忠诚与服从,也包括了物质意义上兵役与纳税,其均指向于主权国家的建构与维系,通过这些条文中反复出现的“公民”、“祖国”、“神圣”、“光荣”等规范语词,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以上规范背后强烈的家国情怀。笔者认为,这五项义务条款即1982年宪法对古典的“兵役义务”、“纳税义务”与“服从义务”的具体规定,属于基本义务的范畴。

   (二)以宪法第53条为核心的基本义务规范体系

   根据基本义务的国家导向,笔者依次将上述五项基本义务归纳为:“国家统一”、“秩序生成”、“抽象意义上的国家维护”、“从外部捍卫国家”、“从内部维系国家”。

   从整体上看,这五项义务内容前后相承,共同反映了一个共同体自诞生至维系所经历的全过程,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其中,“国家统一”代表建国时刻,而“秩序生成”则是立宪时刻的象征。结合前述三阶段的建国理论,整个规范体系的逻辑起点自然是第52条的“国家统一”,但最终意义上,该体系的核心则应是作为第53条的“秩序生成”。

   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在宪法规范的文义中亦可找到解释支撑。

   在整个基本义务规范体系中,宪法文本中所采取的表述主要为判断句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的义务”,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但是第53条的规定则不同。我国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相较之下,该条将“有”、“是”等判断动词替换成了“必须”这一能愿动词,致使其在表达上体现出了与其他条款不同的特征。

   一般说来,法律中出现的“有”、“是”等判断动词在规范上均表达为“应当”之意。而人大法工委发布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73]指出,“应当”与“必须”的含义没有实质区别。法律在表述义务性规范时,一般用“应当”,不用“必须”。也就是说,“必须”在一般立法中并不常见。

   某种程度上,笔者认为,“必须”是一个宪法“专用”的规范语词。从序言到各具体章节,宪法中共有18处使用了“必须”。如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第32条第1款后半句,“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等。以上所使用的“必须”,不仅有规范上的“应当”之意,更强调了宪法作为根本法、最高法的一种至上性、优先性的意涵。

   从该意义脉络出发,则第53条的规定不仅有“公民应当遵守法秩序”的规范内涵,它还强调了该法秩序在国家运行过程中的优先性。换言之,国家的统一并非建国的终局,它必然将走向规范。因此,现代国家优先呈现为以法秩序为基础的一个整体秩序的有机体,而非一个纯粹政治决断的过程。整体国家的运行应处于一种规范状态。在这个规范体系的建构中,国家所呈现的形象自是我国宪法第5条第1款所规定的“法治国家”无疑了。正如保罗·卡恩所言:“法治就是人民主权者加于自身的秩序”[74]。

   由此,以宪法第53条为核心的基本义务规范体系建构了我国宪法中的法治国家形象。

  

五、现行宪法中基本义务规范的具体化


   面对我国宪法规定的五项基本义务,基于其独立的规范地位,当前纯粹以基本权利为依归的主流具体化模式便显得有所疏漏。笔者认为,既然基本义务的正当性由其所欲建构并维系的国家所赋予,那么,为确保在规范适用这一相对技术性的过程中它的根本价值不被掏空,作为基本义务存在根基的国家,自然就成为了其在进入具体法秩序的路径选择上所必须考量的第一要素。而根据基本义务规范体系所建构的法治国家形象,其具体化自然也应当符合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

   (一)作为基本义务具体化前提的“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以法秩序为国家运行之根本,凡涉及对于个人自由之干预,必须以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为依据。且该法律须达到一定程度的明确性。“不可计算、不可衡量的基本义务,在法治国家是无法容忍的”[75]。因此,对于法治国家而言,即使基本义务的效力主张直接来自于国家自身的建构与存续,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先天有效,但是,它仍必须通过法律方可约束公民。比如,就纳税义务而言,有学者曾表示,“市民先天的纳税义务无法代替具体的税法,前者作为潜在有效的团结义务,通过法律具体化为共同体的责任承担,它们无须证立,只需要履行” [76]。是以宪法文本在兵役、纳税等义务之前均规定“依照法律”四字。至于在“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义务”、“维护祖国荣誉、安全和利益的义务”中虽无“依照法律”的字眼,但从整个基本义务规范体系来理解,它们仍应受此限制。唯一的的例外只能是作为基本义务规范体系核心的宪法第53条,即“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由于每一部法律的存在都体现了对其遵守的期待,该项义务更接近自然法的范畴,属于法秩序运行的前提要件而非其主题,因此无法对其“依法”予以具体化。[77]

   换言之,在法治国家的场域下,宪法第53条以外的基本义务条款,其具体化与基本权利一样,亦只能通过“法律保留”进行。

   (二)作为基本义务具体化基本方式的“法律保留”

   然而,作为通说的“法律保留”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针对基本权利限制。而作为与基本权利限制有本质区别的基本义务,其概念本身甚至都不一定能通过比例原则审查,更遑论如何通过立法对其进行具体化了。

   如此一来,局面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基于“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基本义务因给公民造成了相当的负担,其具体化必须通过法律的规定;另一方面,基本义务又不同于基本权利限制,对于基本义务的“法律保留”无法纳入实质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对此,笔者认为,只有回归“法律保留”的广义概念,通过强调该原则对于特定事项必须通过法律制定方得为之的内涵,以获得更多的可操作空间。

   (三)广义“法律保留”下的二阶段具体化模式

   由于宪法对于公民基本义务规定的抽象性,从广义的“法律保留”视角切入,则法律对于基本义务的具体化过程可以呈现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涉及对基本义务的核心内涵的界定、形成;第二阶段则进一步就业已形成的基本义务如何具体适用予以规定。对此,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688号大法官解释(下文简称为“688号解释”)将之分别界定为:“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以及“技术性、细节性的规定”。[78]

   1.具体化中的“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

   在笔者看来,所谓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指的就是它的本质内涵。它指向于公民对国家的建构与存续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在内容上构成了基本义务的“形成要素”。这一部分内涵无法通过比例原则进行审查、控制,而只能在国家秩序的建构时刻,“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之间所作的交换中,去寻找答案”[79],否则将会极大地损害“国家”的概念,甚至使其被降格为一种基于个体利益衡量的“计算工具”。由于该内涵的极端重要性,对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的具体化,只能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狭义的法律方可。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属于基本义务核心决定的内容就不受任何宪法的限制。再以公民纳税义务为例,在对其核心决定进行具体化的过程中,虽不受比例原则的审查,但它的形成当然仍须符合宪法第33条第2款所规定的平等原则。此外,经由解释方法演进而来的实质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也都构成了对纳税义务核心决定具体化的审查基础。[80]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笔者认为该审查所控制的并非纳税义务核心决定本身,而是立法机关对于纳税义务具体化的立法过程。换言之,虽然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须经国家立法机关的具体化方能进入国家整体法秩序之中,但是,国家立法机关的权力并非无限,某些基本义务的本质内涵亦非立法机关以多数决的形式便可以随意更动。

   2.具体化中的技术性、细节性规定

   正如“688号解释”中所指出,在基本义务具体化的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也必然会在此基础上对基本义务的内涵展开进一步延伸、拓展,以方便适用。然而,此时它所涵盖的,已非严格意义上的基本义务,而是由国家立法权依据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所创设的单纯的法律义务。正因如此,它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并应成为比例原则的审查对象。而对于这一部分的具体化,既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也可通过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者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等方式进行。

笔者仍以公民的纳税义务为例。一般而言,宪法仅仅规定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具体应当纳什么税、怎么纳税,宪法并未说明,均须通过法律的具体化才能得以真正实施。也就是说,纳税义务的具体内容有待法律加以形成。在其中,诸如纳税人、税种的规定,关乎纳税义务的形成,属于纳税义务的核心决定。而像国家税收计征的具体方式一类的技术调整规定,便是技术性、细节性规定的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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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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