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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秉曦:我国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规范分析

更新时间:2018-03-28 02:29:16
作者: 姜秉曦  
遂成学界通说。

   根据马列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存在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其他特殊利益,国家、社会、个人之间保持着辩证的、相互依存的一致性”[46]。职是之故,公民的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不可分割”[47],具有同一性。换言之,所谓的基本义务,就是一种基本权利的对应等价物。

   但是,如果每一项基本权利行使的背后都必然伴随着基本义务履行的影子,在逻辑上很可能导致用基本义务取消基本权利的推论,[48]从而使权利本身的价值内涵“收缩至零”。近年来,在权利本位思维的影响下,权利义务统一论受到了愈来愈多的质疑。有学者以契约论为基础,否定了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正当性,笔者称之为“基本义务否定论”。

   2. 基本义务否定论

   基本义务否定论提出于21世纪初。彼时,宪法学界曾经爆发过一场宪法应否规定基本义务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宪法的宗旨在于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而非为公民设定义务。基于契约论的根本出发点,规定公民义务是法律的任务,宪法的任务则是防止这些法律过分侵犯任何理性公民都不可能同意放弃的基本权利。因而,宪法并没有为公民义务条款留下空间。并且,立宪实践中宪法有关公民义务的规定也大都是多余、含糊和难以实施的,它们容许任意的扩大化解释,从而更加背离了宪法保障权利的基本目的。[49]

   然而,鉴于基本义务已为宪法第二章所规定的现实,笔者认为,在启动修宪前已无必要专门就宪法是否应当对其作出规定多作讨论。“法学不应该无视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径行价值上的判断,也不应该基于某种特定的价值观而简单否定宪法的正当性”[50]。但是,由于权利价值在现代宪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特别是2004年修宪后,“人权条款”的纳入为整部宪法所带来的“新的评价关联”[51],基本义务否定论所内含的以权利保障为导向的解释模式愈发为学界所关注。

   3. 基本权利限制论

   为了确保宪法“权利保障书”的纯粹地位,在以权利保障为导向的解释模式的影响下,有学者对基本义务否定论做了部分修正,换以一种“基本权利化”的解释倾向,将基本义务视作是基本权利限制。所谓基本权利限制,是指“依据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对权利主体的行为和法益的限定和制止,广义的限制还包括对于基本权利的剥夺和禁止”[52]。在规范上,基本权利限制从属于基本权利的规范体系。

   该进路最早来自于德国。在国家法教师学会1982年年会的主题报告中,有学者提出“基本义务总是以某种规范的形式产生限制个人自由的结果,因此,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两者,在概念区别上并非易事。基本义务似乎可以归属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范畴”[53]。近年来,我国亦有学者受此观点影响,提出公民的宪法义务本质上属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干预,适用一种强化的法律保留。[54]由于这一解释模式巧妙地消解了基本义务对公民积极课负的特征,而代之以基本权利保障的规范目标,因此逐渐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青睐。[55]

   但是,该种模式在解释上同样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其一,基本义务作为一种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属于一种积极作为,而基本权利限制强调个体对于合比例的国家公权力以及他人基本权利行使所予以的容忍,属于一种消极不作为。其二,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证成要求限制行为落入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之内,[56]而基本义务却是从另一个维度“直接为基本权利的保护划定了界限”[57]。其三,基本权利限制必须通过以比例原则为核心的合宪性审查,但是对于纳税义务、兵役义务等古典义务类型,鉴于其涉及对公民财产的无偿剥夺以及公民生命的奉献牺牲,如果一定要把比例原则适用于它的具体形成,“其结果不是基本义务违宪,就是大幅降低比例原则的审查标准,而使基本权利的规范力被拉低到可有可无的程度”[58]。由此可见,对于作为公民宪法义务的基本义务概念而言,其辐射范围内的古典义务类型与基本权利限制无法完全等同。

   (二)公民基本义务的内涵界定

   前述诸观点之所以存在种种偏颇,笔者认为,就其根本而言,在于没有意识到现代宪法背景下,基本义务的概念实际上已涵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义务内容,故而需要对其予以进一步地类型化。

   经第一部分梳理,可以明确,1795年法国“共和三年宪法”最早规定了公民义务,即“服从义务”、“财产牺牲义务”、“纳税义务”以及“兵役义务”,并称为基本义务的“四驾马车” [59]。而伴随着20世纪初对于个人本位的反思,以1918年《苏俄宪法》、1919年《魏玛宪法》为代表的现代宪法在社会国家理念的指导下扩大了宪法对公民义务的规定范围,在纳税、兵役等传统义务类型之外,又纳入了劳动、受教育等义务内容。

   对比这两个时期的公民义务,笔者认为,承袭自法国传统的义务类型,无论是兵役义务、纳税义务还是服从义务,其主体往往是抽象意义上的公民,其价值取向往往涉及国家之建构与维系,故而与理论上源于自然法而先于国家存在的基本权利有着本质区别。与之相反,现代宪法的新纳义务类型,在主体上则多为父母、子女等更为具体的人,其价值取向亦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生活领域更为息息相关。它们多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的背景下,为了保障全体公民“免于匮乏的自由”而向具体的部分公民所进行的征课,因而与基本权利具有着价值上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后者作为在特定时期被上升到宪法层面的义务规范,它的规范内容与价值意涵完全来自于宪法的创设,其“义务范围需要法律来说明,效力来自实在法的规定”[60]。笔者认为,在此二分之中,前者的国家导向的价值属性支撑其作为平行于基本权利的独立概念而存在,而后者则更接近于基本权利限制。

   由于两者间的迥然差异,特别是后者作为基本权利限制与基本权利的不对等性,我国宪法学中基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而得以证成的“基本义务”概念已不适宜再作它们共同的上位概念。在这一层面上,笔者认为代之以描述性的“公民宪法义务”更为合适。虽然也可以回归宪法的根本法属性,从“宪法规定”这一形式要件出发来解释“基本”二字的内涵,但随着二战后人权价值的勃兴,基本权利不再被视为魏玛时期的方针条款而具有了实质的内涵,我们无法期待此种形式性的“基本义务”概念能够与以“人的尊严”为核心的“基本权利”这一超验性的概念一起被视作具有同等宪法位阶。对于现代宪法学而言,所谓“基本义务”之“基本”,乃其“关涉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和所有国民的生存”[61]。

   因此,在“公民宪法义务”之下笔者对“基本义务”概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将其限定于来自法国传统的公民义务内容,包括兵役义务、纳税义务、服从义务等。而20世纪以来现代宪法的新纳义务类型则称之为“一般宪法义务”。[62]

   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基本义务,即宪法所规定的构建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并维系其存续而要求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无论是兵役、纳税还是服从义务,它们在本质上都来自、或伴随主权国家的产生,以公民为主体,以国家为作用对象,以共同体的建构与维系为目标,体现为一种在个体认同的基础上为共同体奉献、牺牲的精神,具有明显的团结属性。

   本文接下来所欲集中讨论的即这一概念上的“基本义务”。

   (三)基本义务的内涵证成

   基于该内涵,则基本义务不再被视为与基本权利高度相关的同一性概念,抑或是从属于基本权利规范体系的基本权利限制,而具有了规范上的独立品格。

   1.基本义务产生的理论必然性

   每当我们谈及宪法作为“权利保障书”的限制性功能时,往往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宪法的形成性功能。宪法欲实现对国家的限制,首先需要这个国家已经建立并能维系其存在。“一个国家若不具有自我保护以及保护其国民的能力,根本谈不上宪制和民权”[63]。

   一般认为,现代国家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它的建立经历了三个关键时刻的递进,即马基雅维利时刻、霍布斯时刻与洛克时刻,分别代表“国家必须统一”、“国家必须强大”、“国家必须规范”三大要旨。[64]前两个时刻的目标及于实现王权之下中央集权的绝对主义国家,进而,迈入最后一步,以议会主权、人民主权取代君主主权,并制定作为根本法之宪法,将国家权力限制在规范状态,从而使得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最终完成。笔者认为,在这三阶段的建国说中,明确存在着“建国”与“立宪”两个时间节点的分野。由此可以引出该理论背后的一项预设,即立宪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建国的前提。在此分野之下,基于一个统一的国家已然建构,则立宪时刻所制定的宪法自然是规范意义上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

   无奈,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长青。能够大致依循该理论的理想发展演变的唯有少数原生性、进化式的宪制国家,譬如英国。英国因其国家、历史的连续性,穷数百年之要素积累方换取了迈向规范国家的发展空间。自1215年《大宪章》肇基,直到1689年《权利法案》的临门一脚,它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发展过程方才逐渐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向。[65]职是之故,在该国的历史中,可以基本实现建国时刻与立宪时刻的截然二分,在国家完成建构、国祚相对稳定的立宪进程中,其宪法便只需更多考虑“限制问题”而不必对“形成问题”过度关注。

   然而,对于大多数后发性、建构式的宪制国家而言,作为理想型的英国宪法,却是一个过于特殊的存在。由于这些国家大多经历了革命涤荡与政权更迭,需要某些新的神圣性象征作为国家建构的正当性支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指引下,制定宪法成为了它们宣告自身正当性的不二法门。如此一来,前述三阶段的建国理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异化,建国时刻与立宪时刻往往重合,甚至在立宪时,建国任务尚未完成。为此,宪法不得不额外承担部分凝聚政治共同体以实现国家建构与存续的功能。[66]基于该功能要求,公民基本义务作为形成国家的重要一环,便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了宪法的规定之中。

   2.基本义务产生的实践正当性

   而在我国长期的宪制运行实践中,基本义务由宪法予以规定的做法亦有着深厚的正当性基础。

   清季以降,宪制思想之所以被引进,其首要目标实不在公权限制、人权保障,而在“自强”与“救亡”。甲午一役,素为吾国轻视的“蕞尔岛国”以一场突如其来的胜利,引起了整个中华民族对自己的生死存亡的焦虑,促使国人在器物之上开始思考国家失败的制度之源,立宪思潮因而落地。[67]十年之后,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的中再次胜出,国人受到的已不再仅仅是冲击,而是深深的震撼。这场战争的结果给了举国舆论一个直观而又强烈的信号——“立宪可以战胜专制”,由此建立起了国人心中宪法与富强之间的必然联系。[68]

   这一逻辑借助严复所译之《天演论》的广泛传播,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支撑下,深入人心,并逐渐形成了我国宪法史中“宪法—富强”的实践范式。[69]该范式中,公民的基本义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因其对于国家建构与存续的根本价值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章渊若在其《现代宪政论:中国制宪问题》一书中曾指出:立宪的法理基础在人类的生存之事,而权利义务,不过适应人类生存的两种手段,本身不能构成人类之目的。人类于生存,首先应当有不可免之职务。为完成某些职务,始有权利。就此关系而言,权利更为实现生存之手段的手段。重权利、轻义务,遂使天下充满争斗、自私、懒惰。殊不知人类之目的,在求生存;欲达此生存之目的,必须为社会尽一部分义务,为使个人之义务能充分之表现,始有客观权利的产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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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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