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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正史”“稗史”通论

更新时间:2018-03-27 11:33:48
作者: 欧阳健 (进入专栏)  
而把《左传》说成是解经的“传”,按理说,“经”是第一位的,“传”须依附于“经”而行,无“经”则无“传”;可是刘知几却说:“《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史通·申左》。)“经”与“传”为什么会是“一体”的关系而“废一不可”呢?关键就在于,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春秋》的简略的记载,如果离开了《左传》的丰富内容,就会不知所云。“传”,过去一般都解释为“训诂”,《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有“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的句子,何休的注说:“‘读’谓‘经’,‘传’谓‘训诂’。”但《春秋》定公元年的“经”只有一个字“王”,根本不需要什么“训诂”。《公羊传》所做的,是说明为什么这一条不按惯例在一年开初写上“正月”两个字的缘故,《左传》所做的,是详细叙述“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的事,都与解释词义无关。《公羊传》疏说:“‘习其读’,谓‘习其经而读之’云;而‘问其传’者,谓‘问其夫子口授之传,解诂之义矣’云。”把“传”说成是“夫子口授”的没有用文字记述的具体内容,也知道“经”之不能离开“传”。其实,“传”的本来涵义,不是训诂,而是传诵;传诵的人不是别人,就是“瞽不失诵”的瞽史。左丘明就是最为杰出的瞽史。徐中舒说:“《左传》出自左丘明的传诵,左丘明出身贵族,博闻强记,既熟知统治阶级的历史,又习闻瞽(先辈的诵说,他就在这样环境中积累了更丰富的史实,成为当时最有修养的瞽史。同时他又必须经常将这些史实融会贯通起来在瞽(中传诵下去,使这些史实有机地联系起来不至湮灭。他一年又一年地反复传诵,使他的文学技能达到更高的境界,因而,他所传诵的历史可以说:在内容方面是丰富的,组织方面是严密的,修辞方面是考究的。《左传》文章就是以这样的文章为蓝本的。”(《〈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梁启超赞扬《左传》“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左传》的成就,就是瞽史的成就。

  

   四

  

   当瞽史们大显身手的年代,统治者还设立了一种“稗官”,把他们派到民间去采集“街谈巷语”,以供参考。这些民间的街谈巷语,就被称做“小说”。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关于“稗官”的确切含义,后人有不同的解释。如淳说:“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颜师古说:“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两种解释都有道理。稗官,首先是职位较小的官吏的通称,而他们的职责又确实是采集并称说街谈巷语之类的细碎之言。汉代儒者贾山在《至言》中说:“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庶人、商旅之人,由于地位卑贱,不可能直接进言于君主,只能由士来“传言”,余嘉锡认为,这些“传言谏过”的士,就是稗官,他们所传的街谈巷语,就是小说(《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晋语》中说:“吾闻古之言:王者德政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祆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韦昭注释说:“风,采也;胪,传也。”“风听胪言于市”,“问谤誉于路”,就是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的意思。

  

   稗官从民间采集传言,目的自然也是为统治者服务;但同按统治者的意志记录史事的史官不同,稗官采集来的街谈巷语,并不反映统治者的意愿和要求;相反,从总体上看,它们是与统治者所倡导的“大道”不相一致的“小说”,是“闾巷小知者”所经历的事情和“刍荛狂夫”的议论。它和“君子”即统治集团中的史官郑重其事记录下来的“春秋”、“尚书”一类东西相比,是极其卑微的,但是价值却非常之大,只是在当时书写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一般不大可能被记录下来,即或有所记录,也只能用较小的简牍写下片段零星的文字,所以被称为“短书”(桓谭:《新论》)。由于不受重视,很容易散佚。《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十八篇,已经不是最早的稗官所采的小说,而到了梁代,仅剩《青史子》一卷,至隋代,就已尺简不存了。

  

   古代稗官所采的小说虽已湮灭,但稗官的设立,却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良好传统。由于资料的匮乏,对于稗官的活动和他们所采传言的内容,后人虽然无从考证,但还是可以从一些侧面的材料中了解到一些大致的情况。如《论语·微子篇》中,曾记有楚国的狂人接舆,高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耦而耕的长沮桀溺,感叹“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荷条丈人责备孔子,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都带有“刍荛狂夫之议”的性质,这一类的人物的言行如被稗官所采集,也就成了小说。

  

   古代和稗官采集传言相仿的,还有“王官采诗”的活动。《礼记·王制篇》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大师是掌乐之官,他所陈的诗是各国的“国风之诗”,目的是“观其政令之善恶”。这些诗是怎么到大师手中的呢?古书上有各种说法。刘歆说,三代、周、秦时都有“轩车使者”、“(遒人使者”, 在每岁八月巡行路上,以求歌谣。(《与扬雄书》);《汉书·食货志》说,每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敲着木铎(一种以木为舌的大铃)巡行路上,采取怨刺之诗献给大师,配上音律歌给天子听;《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还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王官采诗的内容,我们在《诗经》的十五国风中还可以看到,其中确有相当多的篇章是来自民间的作品,反映的是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如《豳风·七月》,写的是农人的悲苦生活,他们吃的是“郁”、“薁”、“葵”、“菽”,住的是残破不堪的房子,为“公子”辛苦劳动了一年,到了年终,却发出了“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哀叹。从性质上讲,国风和“传言”,都是“闾巷小知者之所及”和“刍荛狂夫之议”,本来也是“君子弗为”的小道;有幸的是,由于诗能合乐,后来渐渐被用于政治、外交和其它社会生活中,“献诗陈志”和“赋诗言志”成为一种表情达意的手段,广泛流行开来,最后由于经孔子之手作了一番编订整理的工作,《诗三百篇》一下子被推崇为“经”,从此身价百倍。而稗官所采的传言,却享受不到这种幸运,大都湮灭不传了。

  

   五

  

   在文字产生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史官用极其简略的文字记录当时发生的大事的同时,又由瞽史用讲诵的办法来加以补充,从而构成了“相须而成”的关于史事记录的完整系统。稗官采集的民间传言,本来与这一系统并无关联,但如果这些传言对统治者的言论行为发生了影响,也有可能进入史官的记录,而更多的传言由于它们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尤可能成为瞽史讲诵的组成部分。

  

   史官的记录,瞽史的讲诵,稗官的传言,三者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周谷城说:“介于历史与史学之间者为记录,记录之后面为历史,记录之前面为史学。”(《中国史学之进化》)他所说的“历史”,指的是人类过去活动的独立存在,当左史、右史随时记录天子王公的言谈举止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记录关于遥远的往事的回忆,而是在记录顷间之前刚刚发生甚至尚在持续之中的现实活动。从后人的眼光看,他们的记录确实留下了许多极宝贵的史料,但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上,他们实在不过是在反映现实的存在而已。如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崔杼弑其君光,“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齐大史据事直书的精神,一直受到后人的赞扬,他们所做的,就是反映现实的客观存在。最近有人发表文章,说《尚书》和《春秋》都不是历史著作,因为《尚书》不过是当时政府里的文职官员为君主起草的文书、政令、诏告之类的汇编,《春秋》也只是古代的“典册”(《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这就把记录与史籍的区别看得太绝对了。正如一个人写日记一样,你可以说他是在记录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说他在反映现实的生活。翦伯赞说:“文字的记录,始于记事,故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举凡一切文字的记录,皆可称之曰史。”(《史料与史学》。)需要略作补充的是:除了文字的记录,记忆在人们脑海中、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的,同样也是一种“记录”,它们的内容,既可以称之为“史”,而同时又是地地道道的“文”(一直到汉代,还没有“史部”的分别;“史”成为一个独立部门,始于晋代)。这就从一个基本点上,沟通了历史和小说的联系性和统一性,为历史和小说在“史”的格局内的天然而畸形的分工,奠定了文化学上的基础。

  

   由于文字的进化,单字的数量逐渐增多,而单字的笔画和写法又逐渐简易,加以书写工具的改进(如由在简牍上刻字变为用笔写字,以及纸的发明和推广等等),文字的使用比以往大为方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积累逐渐丰富,“史”的观念也逐渐强化,这些因素,大大地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和分化。

  

   首先是史从简到繁的量的充实。最早的史书如《春秋》,内容过于简略,若没有瞽史的讲诵,简直不得要领,所以刘知几说:“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哉?”而当书写条件得到改善以后,把左丘明所讲诵的历史笔录下来,成为《春秋》的有机部分,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比如《春秋》记事开端的隐公元年,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对于作为“外国”的郑国的事情,不可能有详细的记录。而《左传》的相关部分中,却铺叙了一大篇极为精彩的文章,千古传诵不绝,还被收入《古文观止》的首篇。读者不仅由此知道了郑庄公和他的弟弟共叔段争权夺利的复杂斗争过程,而且还明白了为什么史书要称郑庄公为“郑伯”,是讥刺他的“失教”;为什么共叔段是弟而史书不称他“弟”,是因为他“不弟”;为什么明明是兄弟争夺权力的斗争而史书要使用“克”字,是因为这种斗争已具有“二君”相争的性质等等所谓微言大义。《左传》由口头传诵、笔录到最后编定成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有人抓住左丘明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又成书于战国以后的“矛盾”,否定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都是没有弄清史从简到繁的特殊过程的缘故。

  

其次是史从近到古的源的追寻。当书写工具和文字本身都非常不趁手的时候,史官们所能措手的,自然是及时记录当时发生的大事。据《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以奔周”,夏、商两代太史所记载和掌管的,都是本国当代的有关典志。这样,他们就把有关远古的事情,留给了瞽史的讲诵,同时也留给了民间的口头传说。《尚书》所载的史事,最早只上溯到尧;但尧决不是历史的开端,尧以前也决不会没有历史。尧以前的历史,当时虽没有文字记载,却流传于民间。《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昭子问他:少皞氏为什么以鸟名官,郯子回答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皞氏是郯子的高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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