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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沃林:福柯是新人文主义者吗?

更新时间:2006-09-01 19:53:24
作者: 理查德•沃林  

  (吴万伟 译)

  

  1975年和1976年,福柯(Michel Foucault)出版了两本书《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和《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单枪匹马地重新扭转了人文主义的研究方向。因此,福柯完全改变了我们思考权力的方式。

  几个世纪来,权力一直是与否认或者禁止联系在一起的负面的能力。用空间的术语来说,权力被看作垂直轴上的顶点。这个看法与我们对从上到下的政治主权现象的现代观念一致。一般认为权力是由君臣关系组成的,表明了统治者审查和控制被统治者行为的能力。这种传统权力模式在福柯的开拓性著作中遭到强烈挑战。正如他非常简明地指出的,“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分析中,我们还没有砍掉国王的头。”福柯说,由于仍然依赖早已落伍的权力概念,仍然不理会现代社会中的权力流动和特征,人的科学无法辨别扩散的,阴险的“生物权力”(biopower):现代社会中几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权力,采用公共机构来管理和约束个人行为---通过统计数据,公共卫生指导,墨守成规者的性规范---往下直到最基本的微粒层次。

  福柯问到,如果我们把权力看作在水平轴上来运作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传统上把权力看作从上到下的统治权,支配权,法律是牵制性的,转移注意力的,这是否导致我们错误地确定权力的真正趋向和范围呢?如果权力的确定性本质上是生产性的,而不是负面的压抑性的呢?那样的话,权力的独特性就在于其影响,改变,约束自我参数的能力,有可能一直到无穷小的微粒层次。从笛卡儿(Descartes)开始,我们就被普遍灌输这样的观念,人人都是可以自主支配的,自由的中心。但是如果自主性实际上是虚幻的,隐藏效能的,非常复杂的支配人的机制呢?

  这是福柯在他谱系学后期阶段提出的假说。尼采(Nietzsche)在《论道德的谱系》(Genealogy of Morals)中试图揭示西方关于善恶的观念来自弱者的性格,尤其是“奴隶反抗”(slave revolt)在道德上对抗贵族社会。同样的,福柯试图表现现代“臣民”屈服妥协的源头。在他看来,自主性的幻觉掩盖了更深层次的束缚。所谓的“臣民”不过是福柯理解的极权主义的“监狱社会”(carceral society)中流出来的东西。从童年时代开始,臣民就接触或者被灌输福柯贴上“正确的培养手段”标签的东西:散布在公民社会的公共机构如学校,医院,部队,监狱等里面的无所不在,精心设计的行为规范。

  这样,福柯大胆的颠倒了我们已经习惯于当作平民自由不断增加的证据的“社会进步”的现代概念。也就是说,用福柯的视角来观察,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胜利实际上产生了社会控制的更有效机制。福柯大胆的观点正面挑战了关于洞察力和思想解放关系的标准的启蒙思想。传统上人们认为知识让人获得自由,实际上只不过让我们陷入无所不在的“生物权力”的大网中不能自拔。著名的福柯术语“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说明不含价值判断的知识的现代理想根本就是幻觉。相反,知识永远意味着权力关系的维持和再创造。生物权力的脉络得到多种学科如犯罪学,医学,行政管理学等的支撑和强化。而且,在福柯看来,启蒙运动推动的人文科学是罪魁祸首。作为所谓人的科学充当恶毒的“有纪律的社会”的侍女,为它提供统治阶级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所需要的数据。奥威尔式的技巧将公民变成适应变化的,合作的“顺民”。难怪在被称为法国反人文主义宣言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不加掩饰的欢呼“人的死亡”,隐含的意思就是社会人消失之后,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与黑格尔的观点真理并不屈服于“绝对的知识”(absolute knowledge)相反,福柯在1977年的采访中说真理必须被概念化为“有严格顺序和过程的体系,来生产,管理,分配,传播,和实施观点。”因此,真理与“权力体系建立起循环的关系,不断产生和保存权力造成的影响,并扩张权力。”在他倍受推崇的文章“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中,福柯把这个分析往前推进了一步,声称“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追求知识的动机是恶毒的,(一种残暴的,谋杀的行为,和追求人类的幸福相反)。这个观点争议很大。

  在《性史》中,福柯提出了关于“常规化”(normalization)危险性的警告。他说,人应该具备正常的性认同的观点证明了生物权力的作用。这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强化正统的性行为,同时把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都视为犯罪。在福柯看来,1960年代威廉•莱希(Wilhelm Reich)和诺尔曼•布朗(Norman O. Brown)提出的性解放观念只不过是常规化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在性解放的幌子下,我们被“专家”指导采用积极的,明确的性认同确定我们的身份。但是,作为标准,所有这些概念从定义上说都是限制性的,排他性的,根本上说是压抑性的。福柯赞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说法,认为对抗常规化陷阱的唯一方法是激进的“违犯规章”(transgression)的理念。

  但是,有时候福柯描述的生物权力无底洞好像根本无法摆脱,是个整体,人们往往不知所措。毕竟,我们怎么保证某个特定的违犯规章的行为不是生物权力进一步诱捕我们的诡计呢?在《性史》的结论部分,我们看到的只是引人入胜的,但是让人沮丧的模糊不清的呼吁“身体和快乐的不一样的经济学”(different economy of bodies and pleasures)。

  福柯生物权力的新概念在北美激发了新的研究模式,首先在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和“酷儿理论”等方面。幸运的是,《性史》英文版1978年出版,就在女性主义者和争取同性恋权利者运动已经获得尊重和政治地位的时候。当时也是第一波或者以争取权利为核心的女性主义好像失去动力的时刻。拥抱和承认女性“特殊性”的第二波的女性主义开始填补这个真空。虽然自由政治思想擅长理论化基本人权,因而非常适用争取平等权利的第一波运动的需要,但是对于女性“自我实现”---女性如何实现作为女性的目标这个棘手问题就无能为力了。相反,福柯的生物权力范式连同其对“常态”“常规化”等的特有的不信任,更不要说对“边缘性的性行为”的同情就显得非常突出,尤其是在“特殊性”的考虑处于危险的地方。

  在美国学术界,这就是福柯故事的核心。福柯被当作法国反人文主义的弥赛亚(messiah)先知来崇拜和认可:启蒙运动的激烈批评家,自由主义的隐蔽常规化倾向的强敌,一个宣称“人之死”(death of man)的勇敢无畏的预言家。

  但是慢慢地,这个看法好像不对了,或者最多可以看作部分有道理。相当多的证据显示,福柯本人尤其在其晚年对反人文主义信条感到沮丧。他开始了所谓的学习过程,开始认识到在19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看作人文主义垃圾而拒绝的东西中很多仍然保存相当的伦理和政治价值。

  对人文主义的重新评价增进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声誉。这来自深刻的无法否认的道德视角:如果一个人想成为极权主义的有效批评者,福柯当然曾经做的,“人”的范式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盟友。毕竟,试图镇压和消灭人性的人是极权主义者本身。作为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分析家和演员,我们的责任是让人摆脱那样的命运。

  认为实际上福柯后来成为人权积极分子,与作为“身份政治”先驱的北美圣人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政治立场的观点不是一个错误。

  两个立场的主要区别可以解释如下:人权强调我们作为人的正式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等),而身份政治强调团体属性的特殊性。问题是这两个立场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承认文化特殊性往往把着重权利看作抽象的,形式主义的障碍。因此,身份政治面临可能扭曲为“团体思维(groupthink)”意识形态的危险。或者,正如一位目光敏锐的德国朋友曾经注意到的美国文化战争:“身份政治:正是德国人1933年到1945年经历的事情。”他正确巧妙地指出除非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效忠得到彻底尊重法律和宪法赋予的基本自由,否则兄弟间自相残杀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拥抱了“柔软的极权主义”主张来描述现代西方的监狱制度。值得赞扬的是,他最终用同样的力度批评盛行于东欧的后斯大林主义极权形式。(在左翼倾向的法国知识分子中,真正的转折点和觉醒点是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的盛气凌人的著作《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 )在1974年出版的时候。如果说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左派的英雄们在推动世界革命比如切格瓦拉(Che), 卡斯特罗(Fidel), 胡志明(Ho Chi Minh),毛泽东,那么,在1970年代后期,不同意见开始流行。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 俄国物理学家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波兰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一系列不那么被称颂的反对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新旗手。

  福柯敏锐地,满怀激情地登上了反对极权主义的列车。因为1970年被选为声名赫赫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他越来越积极地把自己塑造成为激进的知识分子。70年代的时候,他刚刚继承了萨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engagé.)原型的衣钵。在这方面他的初步尝试包括为所谓的新哲学家,从前的毛主义者比如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居伊•拉赫多(Guy Lardreau)激烈地辩护。他们最后已经看到光亮,重新把自己定义为冷酷无情的左翼政治专制的批评家。在很多方面,新哲学家是福柯的思想上的后裔。使用他提出的概念工具比如“权力/知识”和学科监督之下,他们不过是把他的批评立场延伸到了苏维埃控制的国土下,用鲁道夫巴霍(Rudolf Bahro)的话说“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

  1977年福柯在法国周刊《新观察家报》(Le Nouvel Observateur )上发表文章毫不含糊地为格鲁克斯曼的反极权主义名单,大师思想家们辩护,称赞他们敢于向当权者说出真相。显然,福柯看穿了新哲学的许多修辞上的装腔作势,和浅薄的姿态。在他看来,真正处于危险状态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问题:给法国左派对马克思主义天真的迷恋最后的一击。从前,法国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合理化的网络证明左翼独裁的合理性。但是,看看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Pol Pot)在柬埔寨让人恐怖的暴行,这样的辩护越来越没有说服力。难道骇人的,恐怖的政治模式不是出现了吗?这样,福柯试图要他的左派同行摊牌。在他的评论文章“事实的狂怒”(The Great Rage of Facts)中,他尖刻地嘲弄曾经在左派中非常流行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能够战胜基本的人权和道德顾虑。

  远不是一次性的赌博,福柯充满激情的对反对极权主义理念的支持为他后来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定下了基调。1978年,人权运动积极分子和“无疆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创办人贝纳德-库施纳(Bernard Kouchner)和福柯联系要他支持解救躲避刚刚上台的共产党政府迫害的越南船民的活动。结果,救助越南船民的团体成立起来了,福柯是其中一个核心积极分子。和格鲁克斯曼,库施纳,萨特,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一起,该组织成功地说服总统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提高越南难民的移民配额。

  与格鲁克斯曼,库施纳的结盟把福柯转变成为人道主义干预(le droit d\'ingérance)的热情鼓吹者,干预人权遭到系统地破坏的国家的内政是道德责任和义务。1981年,联合国总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人道主义干预的重要会议上发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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