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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民事立法

更新时间:2018-03-23 17:28:20
作者: 孟勤国 (进入专栏)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改革的步骤、计划、措施和方案难免发生一些偏差和失误,并由此导致相关的经济活动。但由于其根据不是现实的经济关系,而是改革的某些不适当的政策,因此或迟或早都得消失(如1984年前后的官办公司、皮包公司等经济活动)。

   为了准确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要求,民事立法首先应该考察特定经济活动的客观作用。任何经济活动都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特定影响,有的具有积极意义,有的产生消极后果,有的二者兼而有之。民法必须也只能确认和保护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活动。所谓积极意义,在收革时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推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二是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改革提供一个直接关系其成败的良好社会环境。例如,粮食定购合同至今仍然含有国家计划的意义,起着稳定经济大局的重要作用。再者,特定经济活动的客观作用往往通过一定的数据和事例具体表示出来。民事立法在搜集、分析和使用这些数据和事例时,应当注意整体性、目标性和可比性。因为对局部地区有明显经济效益的经济活动不一定有利于全国经济的发展;在近期颇有成效的不一定符合改革的长远利益;在优惠的政策条件下产生的成功不一定能在一般环境中重现。

   同时,民事立法还应当考察经济活动的普遍程度。全社会内的活动频率和活动范围是衡量特定经济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比重的重要标尺。个体劳动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没有绝迹,但真正给社会经济以重大影响的,是1980年后迅速发展起来的1900万个个体工商户的经济活动。一般而言,当一种经济活动在全社会中普遍到不可逆转的程度,以致它直接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相关时,其所表现的就能代表总的经济状况的必然要求。至于那些偶尔出现的或活动范围限于社会某些地方的经济活动,则有可能与经济生活缺少必然的联系。显而易见,对于已经出现但尚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活动,民事立法持观望态度是谨慎的表现。现在人们在谈论立法的超前性时往往撇开具体的条件,这是不太科学的。超前立法必须建立在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之上,民法通则的法人制度在我国具有超前性,这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然性为依据的,因而是正确的,相反,如果现在马上公布实施股份有限公司法,其超前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从民事立法对于一些经济活动应持谨慎态度的理解出发,我认为,以改革的政策或地方的规定来调节进行经济改革试点中出现的经济活动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如沈阳市制定了不少试点性的地方规定,既满足了试点的需要,又不影响全国的日常经济活动,还为民事立法提供了经验。不过, 一旦试点性的经济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普遍发展,则应及时将改革成果转化为民事法律。

  

   二

  

   民法通则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谓财产关系,从其固有性质分析,是社会主义各种经济利益以及相应利益结构在法律上的表现。现实生活中的财产关系的种类、形式和性质,决定着立法的基本内容和意义。1978年前,我国将经济利益分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大类,并按国家利益高于其他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构成利益关系。在这一利益结构之下,不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只有限地存在于公民的消费生活之中。而且,财产关系极不稳定,集体和个人经济利益随时可能无偿或低价地转为国家所有,不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总是以牺牲较低层次利益为最后结果。因此,民事立法的意义几乎接近于零,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处理婚姻家庭财产关系的民事政策和司法指示。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利益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逐渐成为一种高度抽象的类别,各种具体的经济利益从中分化出来,并按照新的方式重新结合,这些具体的经济利益明显地以职业、身分、文化水平、居住地域等社会因素为辨别标志。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个体工商户利益群体、农民利益群体、知识分子利益群体等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具有各自的经济利益倾向。与此同时,原有经济利益的宝塔型结构正在瓦解,一个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合理原则组建的经济利益的多元网络结构正在形成。其次,伴随着各种经济利益的独立自主和改革所引起的利益变动,经济利益间的摩擦和冲突普遍化、经常化和尖锐化。例如,在许多人抱怨国家给个体工商户过多的发财机会的同时,个体工商户中也产生了对国家不许其经营许多商品的不满。多处发生的承包鱼塘被抢,果树被砍,牧场被毁事件,除一般民事纠纷外,相当一部分是基于侵权人在与承包者高收入相比的利益反差中升起的妒恨烈火。社会经济利益的变化反映到财产关系上,出现了两个基本特点: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日益广泛地发生于社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互利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公平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而无偿调拨、硬性摊派这类过去司空见惯的行为不再是天经地义,经济利益主体逐渐敢于用合法手段捍卫自己的利益。⑵财产关系中的纠纷越来越多。当事人尽可能争取自认为是应得的利益,其结果是总有一些利益被当事人争夺不休,而其他人在是否尊重当事人利益的问题上又有自己的立场和要求;即使在权利义务界限明确的地方,也常常出现侵犯行为和违约行为。社会已经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排解一切纠纷。

   所以,民事法律在改革时期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其他法律如税法直接以强制服从的手段调节财产关系根本不同,民事法律主要通过摆平不同经济利益的位置,并运用国家强制力加以保证的方法调整财产关系。它使受害人的利益恢复到未受害前的状态,不给侵权人任何由侵权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它使违法者必须以其财产承担因违法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后果,表明了自身的独特功能。我们知道,对于特定的经济利益而言,最坏也最难以挽回的命运莫过于民事立法没有给予应有的公平。晋江私营企业的经营者之所以极力隐瞒自己实际的财力并以各种方式寻找保护壳,同时在经营上采取以尽量少的投资尽快赚取一大笔钱的方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私营企业的财产归属尚无明确的法律保障,而过去的经验又告诉他们私营企业不易得到社会和法律公平对待。因此,民事立法应当如何对待改革时期的各种经济利益,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我认为,民事立法应当以平衡改革时期的不同经济利益为民事立法的基本宗旨和价值尺度。所谓利益平衡,简单说就是法律平等地尊重和约束各种经济利益,在规定财产关系的权利与义务时,坚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原则,既要求任何经济利益都担负尊重其他经济利益的义务,又保证在不任意牺牲其他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各种经济利益的实现。民事法律的总和是一个社会经济利益的平衡机制,而且是最有权威的平衡机制。这可从三个方面得以立论:第一,从一般意义上讲,现实经济利益只要不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相抵触,就具有存在的合法依据,就有理由受国家法律的充分承认和保护。我国各种经济利益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动力。承认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经济利益的事实并予以正确调节,保证它们和谐相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应当是民事立法的原则。第二,从改革的实际需要看,平衡不同经济利益为改革所需。不同经济利益失去平衡将延误甚至伤害改革。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利益主体参与改革的热情将受到挫伤,而且还因为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和群体往往以自身利益的得失评价来对待改革。个体工商户对改革的态度较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更为积极,主要是由于其经济利益在改革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实现和发展;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对价格改革的担忧与不满情绪最强,则是由于其实际收入可能因此下降。民事立法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和调节改革引起的利益变动的烈度。第三,从立法的历史角度出发,利益平衡是民事立法高度文明化的重要标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立法是野蛮武断的,但有时也辅之以有限的利益平衡手段,如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抑制豪强地主肆意兼并土地的法令。资本主义立法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立法功能,并且有突出的建树,诸如反垄断法、禁止不正当竞争法、最低工资标准法等都是为了调和社会的阶级之间、阶层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而制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利益平衡也更应该成为民事立法的基本目的和手段。我们应当而且可能在充分吸收资产阶级法律文明的基础上,使民事立法在利益平衡上达到资产阶级法律文明从未达到的高度。

   为了达到利益平衡,民事立法应当坚持以下原则:⑴确认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平等地位。不论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身份资格、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或其他条件如何不同,都必须互相尊重对方的经济利益。任何一种经济利益都无任意伸入其他经济利益范围的法律特权,在不同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领域中,民事立法本着公平合理、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划定不同经济利益的合法范围,并以此作为是否保护的依据。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平等就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民法。(2)给予各种经济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以同等的机会。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可以自主参加除国家其他法律限制外的任何民事活动。民事立法不应当规定哪些民事主体不得参加哪些民事活动或虽然可以参加却附有特别的限制条件,其他法律也应当尽可能减少这种限制并且不得对高于其立法权的民事法律所允许的民事活动作出限制。这是由于,在商品社会中,机会不仅是实现和发展经济利益的可能性,而且还往往意味着经济利益本身,因而,机会均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形式。⑶给各种经济利益以公平的约束,即各种经济利益主体应当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假如某些经济利益主体具有某种天热的优势,就应当给予必要的约束,以免其利用这种优势损人利己。例如,对与国家机构有某种血缘关系或在行业上独占鳌头之类的民事主体,应给以必要的约束,否则,就难以维护其他主体的经济利益。⑷给各种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法律保护,即在某一经济利益受到非法侵害时,受害人能够依靠法律保护恢复自己的权益。严密的法律只能减少而不能杜绝违法行为,没有健全的法律保护机制,利益平衡就是无意义的空谈。民事立法应当明确受害人可以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向特定保护机构提出特定请求,因为笼统地说依法保护不足以恢复不同经济利益之间因违法行为而失去的平衡。

   在具体的民事立法中,利益平衡首先应当是平衡特定财产关系当事人的经济利益。这就需要适当地规定财产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我国一直强调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一般是把它作为执法和守法的基本要求。实际上这首先应当是立法的原则。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当事人在财产关系中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经济利益,无论是直接规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立法或是规定当事人自行约定权利义务范围的立法,都必须体现这一点,否则就会出现不良后果。首先是社会上将普遍出现法律规避行为。利益得失往往使当事人寻求法律空子,躲避不利于其经济利益的法律,这在法制不够完备的改革时期尤其显著。例如,私房租金一直过低,有的仅够交纳房产税,为了规避不得任意提租的法律规定,房主就以联营为名变相出租,以联营分成的名义收取高额租金。法律规避行为无疑是违法的,但也应当看到它说明了民事立法的不够合理和有欠严密,表现了实际生活对民事法律的自发的消极的否定。其次是在当事人不能或不愿从事法律规避时,还有一个办法即避免参加于己无益甚至有害的民事活动。一些房主宁可让房屋空闲甚至拆屋卖料也不肯出租房屋的做法曾经风行一时,至今还时有发生,使正常的私房租赁活动受到严重滞阻,而私房闲置与无房可租的局面又加剧了人民群众的住房困难。我们知道,法律可以制裁法律规避行为,却一般不能迫使人们参加民事活动。所以,只有尽可能调查研究分析特定财产关系当事人利益得失的各种可能性,按公平合理原则作出规定并准备好相应的补救措施,民事立法才可能产生切实可行的民事法律。

同时,利益平衡还应使特定财产关系的处理与其他经济利益之间保持平衡。由于我国侧重于制定单行民事法律,而且改革时期的特定经济关系也有与整个经济生活条件不够—致之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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